大清第一硬汉左宗棠，晚景凄凉：进京没钱买房，在朝屡遭打压，临终遗折耐人寻味…|巡抚|左宗棠|曾国藩|林则徐|清廷

光绪六年七月初七，清廷发出谕旨，以急需“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之顾问”为由，调远在新疆哈密的左宗棠回京陛见。

清廷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召左宗棠回京，有内外两因。

对外，清廷没有对沙俄一战决雌雄的魄力，主和派担心左宗棠这只雄鹰强硬过头，擅自进击沙俄，因此决定釜底抽薪，为议和铺路；

在内，朝中清流认为时局艰危，急需左宗棠这样的重臣入赞枢密，主持大局，为此清流中坚御史邓承修上折说：“观今之大臣志虑忠纯、畅晓戎机、善谋能断者，无如督臣左宗棠”，若“委以军国之大柄，使之内修政事，外揽兵权”，可望“拯今日之急，守宗庙社稷”。

接到这样的谕旨，左宗棠难免有些壮志未酬，但上命难违，只得从命。

面对新疆这一片大好河山，返京之前，左宗棠拿出赤胆忠心，先是致书总理衙门，要求朝廷在和战之间做出决断，即便主和亦不可示弱以取侮。

接着，他又召来西北事务及新疆军务的后继者刘锦棠，亲手将钦差大臣的关防交了出去。

想当年，左宗棠为了西北大业，兵分三路，抬棺出征，转眼十几载春秋过去了，到了真要离开的这一天，老迈的左宗棠深深地知道，此去注定是一去不复返了。

他的内心有难舍之情。

西北的百姓更是如此。

《左宗棠年谱》有这样的记载：在西北的每一个城镇，甚至是在最偏远的村庄，在那些日子里，左宗棠的离去都成了人们谈论的唯一话题。

所有人都为他的离开而感到不安，因为只有他在这里，人们才会觉得日子是安全可靠的。

到了左宗棠离开兰州的那一天，所有的商铺都歇业了，这个让他们学会去信任、去畏惧、去尊敬的人，赢得了全城百姓的尊重和送别。百姓自发地排成一百多里的长队，当他经过时，每个人都跪在地上，向他虔诚地磕头。

这一幕，让左宗棠老泪纵横······

对于这样的离开，左宗棠其实是早有预料的，对于离开后的归宿，他也是有所安排的。

就在这一年的六月，左宗棠曾给京城的好友徐用仪写过一封信，信中谈到了他离开西北后的具体打算——

“窃念时事多艰，义当养疴京寓，不可以乞身归里为自便之谋，陛见后，再肯开阁缺，以闲散长留京师，于心稍安耳。留京不可无住宅，已致函吉田廉访、雩轩方伯于廉项下划二千两汇寄尊处，乞代买住宅一所。拟到京后，再饬儿孙携眷北来，一便侍养，一便就近课读应试也。能如京官住宅款段，即可相安，唯宅旁须有隙地可以畦蔬，庶有生趣，幸留意焉。”

左宗棠说，来京后，他多半是不能告老还乡，回湖南安度晚年的，那就只能在京城买一处宅子养老了。有了这样一处宅子，他可以将家人全部接来，一同生活，儿孙们也可以就近课读应试。

至于房子的地段、规模，无须按照一品大员的标准，只要和普通京官住得差不多就行了，唯一特殊的要求就是宅子最好能带一块空地，好拿来种菜。

为此，左宗棠给徐用仪汇去了两千两银子，用来在京城买房。

然而，左宗棠并不了解京城当时的地产行情，区区两千两银子在紫禁城附近根本买不到像样的宅子。

左宗棠得知这个情况后，由于再拿不出多余的银两，最后只好打消在京城买房的念头，当起了晚清的“北漂”。

堂堂社稷功臣、封疆大吏，怎会困顿到如此地步呢？

这跟左宗棠的操守有关。

左宗棠为官不像李鸿章，他非但不贪，从不中饱私囊，相反常年将俸禄拿出来补贴军用、捐助好友，离开西北时，他曾跟掌管西师军饷事宜的西安军需局道员沈应奎仔细算过一本账：他所有的积蓄只有三万两银子，胡雪岩采买水雷、鱼雷的款项、捐助兰山书院的一千数百两膏火银、吴柳堂千余两赡家银都要从这三万两中出，此外，湖南老家还有数千两的欠债要还，北行盘川也需要两三千两，剩下的只能勉强应付留京用度，到时候可能连舆夫一项都得砍去。

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左宗棠终于抵达了京城。恰在这一天，历时半年的中俄改约谈判也落下了帷幕。虽说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通过改订的《中俄伊犁条约》为国家争回了一些权益，但论及实质，改订的条约仍然是一个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

凯旋班师，却在京城买不起房。

西北奋战十三载，到头来还是屈辱求和。

左宗棠抵京之日，内心的忧愤可想而知。

这些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按理说，创下如此不世之功，左宗棠凯旋抵京时，朝廷应该给他相当的荣耀，相当的礼遇。可现实却是另一番冷漠、腐化、堕落的景象。

当左宗棠抵达崇文门时，居然遭到了守门太监的阻拦。

守门太监告诉左宗棠，按照朝廷惯例，所有任期结束奉召回京的封疆大吏，都要在崇文门交纳一笔银子。

左宗棠问，你要我交多少？

守门太监说，四万两。

听到这个说法，左宗棠火冒三丈，他耿直地质问守门太监，我是奉召入京觐见皇上，要我交钱是何道理？如果非要这笔银子，也该由当今皇上出。

守门太监冷漠地笑笑，随即跟左宗棠打起了冷战。

在崇文门外，左宗棠被守门太监挡了五天，最后还是恭亲王奕䜣暗自掏了八千两进门银子，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下去，左宗棠才得以通过崇文门，进入京城。

此事，表面上看是守门太监借慈禧权威为非作歹，实际上，这是朝中的某一种势力以这种方式给左宗棠下马威。

左宗棠是何等聪明之人，此中名堂他自然是明白的。

因此，进城之时，他颇为郁闷地对身边人说了一句，凯旋遭嫉，京城难为！

进城之后，第二天，东宫慈安太后召见了左宗棠，西太后慈禧因为生病，缺席了这次召对。

史书上记载，见到被西北风沙吹了十三年的左宗棠，慈安太后表现出了极为深切的关怀，左宗棠为此内心波澜，最后竟失去镇定，泪水夺眶而出。

那一刻，慈安太后是理解左宗棠的，自征战以来，这位铁血硬汉承受了太多的非议、责难、艰险、不易，他太需要关怀，太需要理解，太需要宽慰了。

但慈安没有将这些表露出来，她只是柔声地问了一句，你的眼睛不好吗？

左宗棠说，是的，老臣的眼睛不好，一路上风沙又加以刺激，因而不禁流泪。

慈安听罢，叫太监将咸丰皇帝戴过的一副墨镜取来，赏赐给了左宗棠。

因为这一副墨镜，左宗棠对慈安太后感念很深，但在无形之中，他也因此得罪了真正掌权的慈禧太后。

这次召对结束后，过了两天，朝廷正式任命左宗棠为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并管理兵部事务，直接参与中枢决策。

左宗棠入职军机，本是想有所作为的，然而，宫廷政治的险恶以及当权派对他的排挤还是大大出乎了他的预料。

就在左宗棠首次被召见后没过几天，宫中突然传出噩耗，皇太后驾崩了。

那一时期，慈禧因为病重，所以一开始众人皆以为驾崩的是慈禧，等到确切消息传出，说是慈安驾崩了，众人无不惊讶无比。

左宗棠得知这个消息，与众人的沉默表现不同，据史书记载，当场他就高嚷了起来，今天早上我还见到慈安太后上朝，说话和平日无二，清朗有力。太后这样突然驾崩肯定有问题！

嚷完，左宗棠开始在院中怒气冲冲地来回走动，仿佛一头雄狮在抗议。恭亲王见事态不妙，赶紧来拉，费了许多工夫，最终才让左宗棠平静下来。

此事很快传到了慈禧的耳朵里。

对于左宗棠，慈禧本是欣赏力挺的，但有了这一次当众的质问，慈禧便不得不重新审视了，此人雄才大略不假，但如此直言不讳，狂妄不可控，留他在中枢，恐怕只会增添矛盾、麻烦，不能为自己真正分忧。

简而言之，此人是国家的雄鹰，断无可能是慈禧的私人鹰犬。

慈禧乃当朝实际的主宰，当左宗棠进了中枢，她尚且有如此警惕的看法，至于那些朝中的当权派，自然更是如此了。

事实上，当左宗棠进京时，正是李鸿章如日中天、权势无两的时候。想当初，这位权臣曾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海防与塞防之争，并断言朝廷出兵西北，将不可能取胜，识时务当放弃新疆。

那一时期，李鸿章不仅向塞防大泼冷水，而且在左宗棠率军出征后，竭尽掣肘之能事。但即便如此，李鸿章也没有坐等来左宗棠的一败涂地，相反左宗棠让他看到了新疆是怎么胜利收复的。

如今，左宗棠雄姿归来，李鸿章之流当然知道，如果不能压制左宗棠向上的势头，接下来迎接他们的就不仅仅是颜面扫地的尴尬了。

搞内斗，李鸿章有很深的道行，为了压制左宗棠，他抓住其性格孤高的“缺点”，很腹黑地玩了一手肆意丑化的把戏。

不妨来看看李鸿章心腹薛福成是怎样丑化左宗棠的？

薛福成对外说——

左宗棠入阁时，骄矜之气，不可向迩。适有折交阁员会议，左每阅一行，则自陈其平回疆之功绩，余则力诋文正（曾国藩）不止。如是者数月，而阅未及半，同列者皆厌之，为藏去其折。

在当时，诸如此类的丑化之辞，一经传播开来，李鸿章之流即有了侮弄攻击的理由。

左宗棠身处如此困厄之境，不说有所作为，就是在军机处立足也是愈发地困难。

无奈，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左宗棠只好做去修治直隶河道之类的芝麻实事。

但即便如此，光绪七年九月初六，朝廷还是将他驱出中枢，外放到了两江。

慈禧御下，不逊于清朝任何一帝，将左宗棠外放到两江总督兼办理南洋通商事务大臣任上时，慈禧先是冠冕堂皇地说：“若论公事繁难，两江岂不数倍于此，以尔向来办事认真，威望素著，不得不任此重寄。”

言下之意，此番你去两江，并非是受到了排挤，也非我要驱赶你，而是两江重地非你这样的老臣坐镇操持不可。

讲完这些，慈禧又说，你这些年也不容易，手头也没有积蓄，两江乃富庶之地，你去那里，可以过两天好日子。

最后这一句送行的话，慈禧说得很直白，你的功劳我是知道的，到了两江，你尽可以搞些钱，过几天好日子，朝廷是不会干涉的。

听到慈禧这么说，左宗棠无法多言，亦无法抱怨，最终只能苦笑而去。

古往今来都是这样，历经沧桑，心境愁苦的人往往会思念故乡。这一次外放两江，左宗棠即是如此。

光绪七年十月十四日，左宗棠离京南下，但他没有立即赴任，而是向朝廷请假，回湖南老家省了一次墓。

在湘阴老家，左宗棠住了七天，之后前往金陵，就任两江总督。

此次外放两江，左宗棠以为没了朝中掣肘，自己可以放手做一些事了，可是到了金陵之地他才发现，李鸿章早已上上下下做了布置，“倒左”势力根本不容他再显威望。

比起此前的舆论丑化，群起而攻之，这一回“倒左”，李鸿章将落脚点放在了打击、压制左宗棠僚属、故交上，意在剪除左宗棠羽翼，造成其大势已去的局面。

首当其冲，遭受灭顶之灾的便是左宗棠最有力的一条臂膀，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

当年，胡雪岩为左宗棠新疆用兵筹借款项时，与汇丰洋行有约定，在海关不能按时支付新疆之役借款本息的情况下，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作为担保，必须代为垫付。

李鸿章心腹盛宣怀通过掌控的电报系统探知胡雪岩的巨量资金积压在蚕丝上后，李鸿章随即授意上海道邵友濂，压下八十万两本应转交胡雪岩的款银。

此时的胡雪岩，虽然头寸紧张，但为了遵守合约，最后还是使出全力从全国各地的阜康钱庄调集了八十万两现银，先行交给了洋人。

李鸿章得到这个消息，立即通过大户发动了针对阜康的挤兑狂潮。可怜那胡雪岩，昔日富甲天下的商业帝国一夜之间土崩瓦解，本人也含恨而亡。

在当时，除了胡雪岩成了李鸿章“倒左”的牺牲品，还有许多左宗棠的老部下也都跟着倒了霉。

周崇傅，追随左宗棠在西北担任镇迪道道员时，因为作风简朴、清廉，一日三餐通常只有炊饼、凉水，当地百姓都叫他“炊饼道员”。

左宗棠就任两江总督后，专门调周崇傅来整顿两江盐务。周崇傅上任后，革除各种弊政，打击贪官污吏，一年就上缴盐税二百多万两。

但就是这样一个在肥差上不捞钱，只知励精图治的清廉能吏，最后却被李鸿章的人排挤到难以容身，不得不离职回家的地步。

王嘉敏，曾任浙江粮台、闽浙粮台、湖北陕甘后路粮台，是左宗棠非常信任的人，论操守、才干，更是当时官场中难得的人物。但左宗棠在两江总督任上，两次推荐他担任道员，论官衔，王嘉敏是布政使衔，已属于高阶低用，结果都遭到了吏部驳回。左宗棠气愤不过，一再力争，清廷这才勉强同意王嘉敏署理该职，但强调了一点，此种情况下不为例。

台湾道刘璈，是左宗棠的老部下，后来竟被罗织罪名，和他的儿子一道，发配到宁古塔，最终被迫害致死。

李鸿章暗自操控的这些打压之举，对左宗棠造成的影响是相当恶劣的。

对于晚清三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大家都有一个评判标准，那就是他们手下出了多少督抚、多少提镇。

在这个方面，曾国藩门生遍天下，李鸿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唯独左宗棠孤零零的一个，为此大家都说左宗棠性格蛮霸，不容僚属，一辈子只知自己为官，不愿栽培提拔属下。

其实，这是官场“倒左”形成的错觉，不是左宗棠不惜才不爱才，而是他不屑经营官场，不愿陷入黑暗龌龊的官场缠斗罢了。

如果换个角度，一句话就能还左宗棠一个公道，左公身边的确未出多少封疆大吏，但他带领不知名的手下所创造的历史功绩并不比曾李二人差，这笔帐该怎么算呢？

因为在两江的官场处境依旧十分艰难，左宗棠在任期间，大事还是难为，但左宗棠有骡子的倔强性格与实干精神，据《左宗棠全集》记载，“莅事以来，以治水、行盐为功课，而精神所注则在海防。”

在晚清的庙堂之上，论脊梁之硬，论眼光之宏，论胸怀之广，左宗棠当属第一人。

昔日，他是塞防的倡导者，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真切地关注海防，他对权争不感兴趣，此一时彼一时，他始终服从的是国家的国防战略需要。

左宗棠任职两江兼顾南洋期间，因法国殖民者的侵入，西南边陲的局势日趋紧张，南洋各港口也处在危险之中，那时候，左宗棠的身体已经很糟糕了，左眼已经完全失明，右眼流汁不止，但即便如此，他还是不断地巡视长江各港口、炮台，努力布置防务。

在长江门户白茅沙口，左宗棠曾对将士们说：“能破彼船坚炮利诡谋，老命固无足惜，或者四十余年之恶气藉此一吐。自此凶威顿挫，不敢动辄挟制要求，乃所愿也。”

同行的兵部尚书，受命巡阅长江水师的彭玉麟，听到这一番话，大受感动，当场亦表示：“如此断送老命，亦可值得。”

光绪九年四月十三日，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在河内附近的纸桥大战法国殖民者，阵斩法军统领李威利，西南边陲的局势陡然吃紧。

眼见局势紧急，清廷随即发出谕旨，命请假回籍葬母的李鸿章迅速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并节制广东、广西、云南三省防军。但李鸿章因为心存求和之念，竟公然拒绝赶赴前敌。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左宗棠立即表示要亲率大军“一往国之，为西南数十百年之计，以尽南洋大臣之职”，甚至说“衰朽余生，以孤注了结，亦所愿也。”

说下这一番豪言壮语后，左宗棠随即命令部将王德榜回湖南招募士兵，组成恪靖定边军，开赴越南。

可惜，因为清廷缺乏力战的决心，地方将领又多是贪生怕死之辈，在越南战场，黑旗军和恪靖定边军虽然奋勇抗敌，但终究是缺乏有效支援且兵力有限的孤军。

听闻战局急剧恶化，左宗棠眼疾更重，整个人病倒了。朝中主和派为消除左宗棠主战之声，趁机批假四个月，由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署理两江总督。

历史充满了戏剧性。

就在左宗棠正式向曾国荃交卸篆务的当天，慈禧太后在京城突然发动政变，恭亲王奕䜣下课，醇亲王奕譞上位，主持朝中大局，此一政变史称“甲申易枢”。

醇亲王奕譞，表面上是主战派，但实际上，主战只是他暗斗恭亲王的一种手段。上位之后，他立即祭出了左右逢源的两手，一方面，他授意李鸿章继续与法国殖民者媾和，另一方面，他将左宗棠再次调入京城。

调左宗棠再次入京，表面上是主战派在朝中抬了头，实际上，这又是釜底抽薪。左宗棠一走，恪靖定边军顿失两江支援，处境更加艰难。

无奈，左宗棠在北上之时，紧急安排当时正在湖南的旧部、原浙江提督黄少春在原籍招募五营士兵，开赴广西，增援王德榜。

光绪十年五月二十日，左宗棠抵达北京，清廷命令：“左宗棠着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称：“该大学士卓著勋绩，年逾七旬，著加恩毋庸常川入职。遇有紧要事件，预备咨询，并著管理神机营事务。”

重入军机，左宗棠仍是一贯的做派，孤傲强硬，霸气侧漏，其间，他屡次上书，高声疾呼，“中国不能永远屈服于洋人，与其赔款，不如拿赔款作战费”。

当时，朝中当权者对左宗棠的看法比较矛盾，一方面，当局势恶化到一定程度时，朝廷需要左宗棠这样的主战派来增添信心；另一方面，主和是朝中的主要暗流，因此当权者又担心左宗棠成为局势恶化的推动者。

这两种心理缠绕到一起，呈现出来的结果就相当的微妙了。

据沈传经、刘泱泱合著的《左宗棠传论》披露，再次入职军机后，短短两个来月，左宗棠受到的申饬、处分竟达到了三次之多。

第一次就是左宗棠调动黄少春。朝廷先是申饬左宗棠举措不当，接着就令其交回印封，并剥夺了他对旧部黄少春军的调度指挥权，实际上就是将他与越南战场隔离了。

第二次所弥漫出的政治味道很阴沉。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回国之后遭到压制，左宗棠看不惯，于是站出来为曾纪泽说话，要求朝廷重用曾氏干才，结果，朝廷不仅驳回了左宗棠的推荐，而且毫不客气地进行了申饬。

第三次最为恶劣，足可见左宗棠在中枢难以立足的艰难处境。光绪帝寿诞，朝廷大员咸往乾清宫叩贺，左宗棠因老病行动不便，未往参拜。朝中倾轧者抓住这个可笑的把柄，群起而攻之，先给左宗棠扣上了大不敬的帽子，跟着又对左宗棠生平进行了大肆贬低。

此事激起了许多人的愤怒，但清廷最终还是将此事“交部议处”。次日，部议结果就出炉了，罚左宗棠俸禄一年。

然而，在左宗棠屡遭申饬的时候，西南局势的发展却一再证明了左宗棠的战略判断，洋人贪婪狡诈，唯有一战，才是征途。

据说，随着法国殖民者进犯马尾，左宗棠在朝堂上再次铿锵有力地喊出那句著名的豪言：“中国不能永远屈服于洋人，与其赔款，不如拿赔款作战费”，慈禧听罢，最终无奈同意了左宗棠的意见，并于光绪十年七月初六，正式对法宣战。

鉴于福建在中法战争中的形势，福建水师和福建船政遭到重创，光绪十年七月十八日，清廷发布上谕：“大学士左宗棠，着授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福州将军穆图善、漕运总督杨昌浚，均着帮办军务。”

此时的左宗棠已经是73岁高龄的老人了，但其威风不减当年。有目击者回忆：“当其入城时，凛凛威风，前面但见旗帜飘扬，上大书‘恪靖侯左’，中间则队伍排列两行，个个肩荷洋枪，步伐整齐。”

然而，晚清的朝廷终究是没有骨气，也没有气力的，慈禧、醇亲王将左宗棠派往福建，归根结底只是想利用左宗棠的威信，安定福建地方民心，战与和的实际运作大权，则还是握在李鸿章这一派的手里。

在福建，见到昔日自己苦心经营的福州船政已毁于一旦，见到战局的糜烂，73岁的左宗棠内心很痛苦，却又无能为力。

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他用尽全力写下了一批奏折，内容尽是关于船政、海防的。

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左宗棠在福州行辕含恨病逝，逝去之前，他给清廷给后世留下了一份耐人寻味的遗折——

伏念臣以一介书生，蒙文宗显皇帝特达之知，屡奉三朝，累承重寄，内参枢密，外总师干，虽马革裹尸，亦复何恨！而越事和战，中国强弱一大关键也。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怀恨生平，不能瞑目！渥蒙皇太后、皇上恩礼之隆，叩辞阙廷，甫及一载，竟无由再觐天颜，犬马之报，犹待来生。禽乌之鸣，哀则将死！方今西域初安，东洋思逞，欧洲各国，环视眈眈。若不并力补牢，先期求艾，再有衅隙，愈弱愈甚，振奋愈难，求之今日而不可得！伏愿皇太后、皇上于诸臣中海军之议，速赐乾断。凡铁路、矿务、船炮各政，及早举行，以策富强之效。然居心为万事之本，尤愿皇上益勤典学，无怠万机，日近正人，广纳谠论。移不急之费，以充军食；节有用之财，以济时艰。上下一心，实事求是。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据说，左宗棠病逝那天，福州下起了暴雨，一声霹雷响起后，东南角城墙顿时撕裂一个几丈宽的大口子，而城下的百姓却安然无恙，无一人丧命。

目睹此景，当地百姓皆悲痛感叹，此乃天意，毁我长城······

晚清第一硬汉左宗棠之死

光绪十一年（1885年）七月二十七日清晨，74岁的湘人停止了最后的呼吸。

他是在福州北门黄华馆钦差行辕任上去世的。他一死，意味着大清王朝最后的顶梁柱倒下了，这大厦还能维持多久？

接到丧折后，慈禧太后的心情是复杂的。“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言犹在耳，可左宗棠走了。

走了也好，这个汉人太强硬，太无拘束，甚至在万寿圣节也不参加行礼。但态是要表的，要不然还会有谁去为朝廷卖命呢？于是诏谕立即派发各省：追赠左宗棠为太傅，恩谥“文襄”，赏治丧银三千两。

就在慈禧太后下达诏谕后的一个夜晚，福州暴雨倾盆，忽听一声劈雷，东南角城墙，顿时被撕裂一个几丈宽的大口子，而城下居民安然无恙。

老百姓说，左宗棠死了，此乃天意，要毁我长城。

左宗棠死了，左公行辕标着“肃静”、“回避”字样的灯笼，已被罩以白纱的长明灯代替，沉重的死亡气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这盏盏白灯，宣告着时代强音的终结，这是一个奋起抗争、抵御外侮的时代，左宗棠是中流砥柱。而拥有“二等恪靖侯、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一等轻骑都尉、赏穿黄马褂、两江总督、南洋通商事务大臣”等七个头衔的左宗棠，这个风光了半生的男人，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法国人松了一口气。他们在攻占台湾岛，他们的军舰还在东海耀武扬威。左宗棠与他们摆开了决战的架式，发出了“渡海杀贼”的动员令。他们吃过左宗棠的大亏，知道他是雄狮。一头狮子领着一群羊，个个是狮子；而一群狮子被一头羊领着，个个就成了羊。左宗棠一死，便群龙无首了。

英国人松了一口气。英国领事在上海租界竖有“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牌子，左宗棠发现，下令侍卫将其立即捣毁并没收公园，逮捕人犯。

端坐在八人抬的绿呢大轿中的左宗棠，身穿黄马褂，头戴宝石顶戴，三眼花翎，手执鹅扇，面容饱满，威严无比。只要他进入租界，租界当局立马换上中国龙旗，外国兵警执鞭清道。左宗棠死了，就不需要对中国人那么恭谨有加了。

俄国人松了一口气。左宗棠把他们从新疆赶走，把他们侵占的伊犁收回，甚至用兵车运着棺木，将肃州行营前移几百公里于哈密，“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准备与俄军决一死战。左宗棠一死，中国再没有硬骨头了。

李鸿章松了一口气。一个月前，他在天津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这是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之后，签订的一个地地道道的丧权辱国条约，是世界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奇闻。

左宗棠领衔反对，说“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还说：“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

全国舆论哗然，群情激愤，弄得李二先生狼狈不堪，李鸿章恼怒这个湘人不懂中国国情。决定拿左宗棠的下属开刀，杀鸡给猴看。指使亲信潘鼎新、刘铭传等陷害“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台湾兵备道刘璈，将他们充军流放。

左宗棠上书为属下鸣冤叫屈，眼看就要翻过案来，左宗棠死了，好了，一了百了，主战派的旗帜倒了，躲在京城的李鸿章面对这个与自己争斗了三十多年的政敌的死亡，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再也不用顾忌，可以放肆地弓着腰在世界列强面前周旋，抖抖索索地在不断的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画押了。

死，对于死者来说，是结束。但对活着的人，是一种绝望的痛苦。大清的中兴重臣，林则徐、曾国藩……一个一个地死了，茫茫九州，哪里还听得到复兴的呐喊？大清气数尽了。

也好，左宗棠死了，有人幸灾乐祸，躲在阴暗角落里窃笑不止，反证了死者的强盛和伟大。左宗棠是真正的英雄，是爱国者，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拍案而起，挺身而出，肯定会要触犯一些人谋取的私利。

你要保家卫国，他要侵城掠地，而有的同僚甘愿当亡国奴，堂堂中华民族只剩下这强者的呐喊，他们怎么不会惧怕他呢？

中国历史上，有谁像左宗棠一样所向披靡，铁腕收复大片国土？苏武饮血茹毛，威武不屈；张骞关山万里，沟通西域；班超没笔从戎，西戎不敢过天山；祖逖闻鸡起舞，击楫中流；史可法慷慨殉国，魂傍梅花……

他们留下的仅仅是一段段荡气回肠的故事，是仰天长啸的悲壮，是可歌可泣的精神，让后人无限的敬仰和唏嘘，而没有谁比得过左宗棠——给后人收复六分之一的大好河山，留下任我驰骋的广袤疆域，于是有人定论，左宗棠乃千古一人。

左宗棠是时代造就的英雄。在那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时代，大清没有了指点江山的豪情，没有了秋风扫落叶般的霸气，像一个垂暮的老人，靠药物在维持生命的延续。

左宗棠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字季高，号朴存，湖南湘阴人。四岁时，随祖父在家中梧塘书塾读书，六岁开始攻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九岁开始学作八股文。

道光六年（1826），15岁的左宗棠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次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道光九年，18岁的左宗棠开始读顾社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南的《水道提纲》。这些是完全不同于儒家经典的学问。

正是这些不算是正统的学问，为左宗棠日后的成功奠定了知识基础。道光十二年，左宗棠以监生身份参加湖南乡试，中第18名。之后六年，三次赴京会试，均未考中。左宗棠最初的心态是复杂的、迷离的。

他后来说，“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阶耳”。他没有在悲观中走向人生的沉沦，没有像有些酸酸的文人一样从此寄情山水，尽管他的诗文才华出众。他决定不再参加会试，何必像范进一样在考试路上耗尽生命年华？从此“绝意仕进”，打算“长为农夫没世”，寻找新的报国途径。

二十三岁结婚时，左宗棠就在新房自写对联：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气壮山河的宣言，是对自己的勉励，也是他一生的写照。

三十年后的同治五年三月，左宗棠在福州寓所为儿女写家训时，也是写的这副联语。

1838年，左宗棠取道江苏南京，谒见赫赫有名的老乡陶澍，陶澍是连任了十多年的两江总督，是当时经世致用之用的代表之物。陶澍对左宗棠的到来，显得格外热诚。他们有过一段缘分。

那是一年前的春天，陶澍回乡省亲。途经醴陵，县公馆的一副对联让他怦然心动：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这副对联，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敬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走进公馆，迎面是一幅山水画，上有两句小诗：一县好山为公立，两度绿水俟君清。

意思是醴陵县那傲然屹立的山峰，皆是仰载陶公一腔凛然正气而生。小小醴陵，居然有我的知己！这位60多岁的封疆大吏，当即提出要见见这诗文作者。

左宗棠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时任渌江书院山长。陶澍决定推迟归期，与素昧平生的左宗棠彻夜长谈，共议时政。左宗棠不失时机地提出要拜陶澍为师，毕生仿效。陶公爱才，欣然应允。

于是，一个落魄的穷举人，就这样做了两江总督府的四品幕僚。陶澍甚至以一代名人之尊，提出要与左家结秦晋之好，将年仅五岁的惟一儿子陶桄，许配给左宗棠为婿，表明他对左宗棠才学与人品的器重。

左宗棠正是在这里开始接触军国大事，开始了解夷人的船坚炮利与世界大势。他将自己的命运与朝廷的命运连在一起了。

左宗棠开始初试锋芒。以至几年后的1849年，民族英雄林则徐途经长沙，指名要见隐逸在老家读书的左宗棠。

去见林则徐是在夜里。37岁的左宗棠行色匆匆，心情激动，一脚踏空，落入水中。林则徐笑曰：“这就是你的见面礼？”

林则徐一见他，混沌的眼睛顿时一亮，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可以托付终身大事的人找到了。他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全部交给左宗棠，并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

他还说，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

年逾年甲的林则徐是用滴血的心说这段话的，好比临终托孤，后来左宗棠征战新疆，带的就是林则徐绘制的地图。

此刻，左宗棠的眼睛湿润了，心里暗暗立下誓言，决不负重托！

临别，林则徐还写了一副对联相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这是传世名言，左宗棠将这对联当做自己的座右铭，时时激励自己。他说：每遇艰危困难之日，时或一萌退意，实在愧对知己。“

回福建后，林则徐身染重病，知道来日不多，命次子聪彝代写遗书，向咸丰皇帝一再推荐左宗棠为“绝世奇才”、“非凡之才”。

左宗棠的名字引起了京城的注意。

左宗棠是一个孤独的人，真有些“世人皆醉我独醒”。

面对山河破碎，为什么总有那么多“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人？康乾盛世，那威武雄壮的号角，那扣人心弦的马蹄，那冠盖如云的排场，那翠华摇曳的仪仗，已是明日黄花。一个王朝的开始，总是群英会，大气磅礴。

到后来，没有了征战，没有了拼杀，没有了锐气，皇宫就渐渐滋生享乐和荒淫。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在后宫女人怀里长大的爱新觉罗子孙，志短才薄，一副弱骨，哪里谈得上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他们在重复前朝衰败的历史。

左宗棠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看得太远，在大众中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他走得太快，常常环顾四周却发现空无一人；

他想得太深，冥思苦想之至旁人难以企及。

比如，左宗棠希望能够阻止国破家亡的悲剧发生，他要抗争。别人可不是这种心态。虽然这国家已经病入膏肓，巍峨的皇宫摇摇欲坠，四面寒凉。

皇上没有强健心态，尽管他试图振作，朝中的大臣七嘴八舌，争权夺利。

左宗棠想，这国家也不是满族人的，是我们每个人的，是我中华民族的。无论民族的苦难是如何深重，国家的处境是如何困窘，他的心应当也只能属于这个国家和民族，因为，他的血管里流淌着这个民族的热血。

现在既然是满人统治，保卫朝廷，就是保卫国家。怀着这种传统心态，左宗棠接受湖南巡抚张亮基的邀请，决定出山辅政，入巡抚衙门主幕戎机。

咸丰九年腊月，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向咸丰帝写了一道奏疏，其中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

潘祖荫是吴县才子，后来官至刑部尚书。他的两句话，让左宗堂的名字一夜传遍全国。

此时，左宗棠正做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潘将一个无官无职的幕僚的作用看得这么重要，这么高，身系国家安危。可见几年功夫，左宗棠成了大人心目中的英雄了！

有本事的人大多生性傲岸，瞧不起平庸的人。永州镇总兵樊燮到巡抚衙门办事，左宗棠给他冷板凳，还用言语嘲讽他。樊燮哪能受这窝囊气，一状告到京城，说左宗棠是“劣幕”。咸丰帝也很气愤，下令要湖广总督官文处理此事，若属实则将左宗棠就地正法。

官文窃笑，樊燮告状是他的一手策划。这个满州权贵，早就想杀鸡给猴看，杀了“劣幕”左宗棠，可以借此打击日益强大的汉人势力。

此时，国家民族面临前所未有之奇变，西方烈强的洋枪洋炮在瞄准中国，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而无能妒贤的小人，却还在搞内耗，躲在密室进行阴谋暗算。

总有些正义的力量。保荐左宗棠的人很多。早在道光末年，咸丰初年，陶澍、林则徐、胡林翼、贺长龄、郭嵩焘等就曾上疏举荐左宗棠才可大用。

潘祖荫说，个人去留无足轻重。而湘勇保住了本省，还支援了湖北、江西、广西、贵州，所向无不捷，固然是骆秉章调度有方，实则由左宗棠运筹决策。如果左宗棠走了，湖南就会垮台，东南大局也就完了。

咸丰帝终于心动，赦免了左宗棠。

已是暮气沉沉的朝廷，多么希望有一点阳刚之气！

新疆告急！

乾隆时代，清军平定西域大小和卓叛乱，收复全部土地，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把西域命名为新疆。

新疆其实一点儿都不新，这是一片自汉代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同治六年（1867年），匪首阿古柏在新疆自封为王，自立国号为哲德沙尔汗国，宣布脱离清廷。俄国乘机占据了伊犁，英国也虎视眈眈，意图瓜分西北。

16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从大清的实际版图上消失了。

十年后的一日早朝，权倾朝野的三朝重臣李鸿章向慈禧太后奏曰：“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

陕甘总督左宗棠说话了：“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

左宗棠铮铮铁骨：“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

在左宗棠看来，“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冠进尺”，收复新疆，势在必行。胜固当战，败亦当战。倘若一枪不发，将万里腴疆拱手让给别人，岂不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民族情感在左宗棠心里最为浓烈，最为深刻，当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到来之际，只有了一种选择，那就是为和平而战，为捍卫民族的光荣而战，直到最后胜利。

看起来是“海防”与“塞防”的分歧，是两个人的辩论，两种思维方式的对比，实质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面对滚滚硝烟笼盖天山南北，一个是要紧快扑灭硝烟、平息浩劫；一个是听之任之，只求不伤元气。

李鸿章有一批支持者，自从独掌淮军，平定捻军功居第一后，历任湖广、直隶总督，官拜文华殿大学士。他是安徽合肥人，而左宗棠是湖南人。李鸿章从心眼里看不起这个湖南人，认为他三试不第，要想入阁拜相是不可能的事情。左宗棠不介意，在同治十三年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他向皇帝写奏章，准备赴京参加殿试。已是陕甘总督的一品大员，怎么可能去参加当官晋级的入门考试呢？两宫皇太后聪明，马上下道谕旨：特升东阁拜为东阁大学士。李鸿章闻讯丧气，无奈之下还要写信祝贺。

自古以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而湘黔多坚毅不拔之人。江淮平原，水乡曲港，则人性柔和，其间也不乏圆滑怕死之辈。李鸿章属于后一种人。他说的话，他对祖国河山的冷漠，他以“海防”重于“塞防”来搪塞收复新疆之举，实在骇人听闻。

生命一旦失去民族感，就会在瞬间变得卑贱起来，而无论物质上是如何殷实和富足，地位是如何高贵和显赫。

虽然李鸿章后来热心洋务，以图自强，后人有过一些赞誉，但在收复新疆问题上的态度，伤了许许多多中国人的心。

快快擂响收复新疆的战鼓吧！中华民族已是忍无可忍了。在民族利益上的一味退缩，怎么可能换来和平与安宁？比如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滥杀无辜，向洋人屈膝讨好，换来的是侵略者的步步紧逼。

左宗棠拍案而起，“中国有萧墙之忧，各国岂独无池鱼之类！”为此与曾国藩失和，他主张用战争换和平，用战争维护国家的统一。

现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强硬主张，终于得到了两宫皇太后的首肯。在朝廷看来，危急关头更能显示忠臣良将的忠君爱国热忱，考验出他们的赤胆忠心。

没有风，没有月，没有人送行，左宗棠是在一天夜里出京的，慈禧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为新疆军务，他要去兰州作出征的准备。

这个刚毅、坚韧、雄心未老的湖南汉子，面对内忧外患，且“兵疲、饷绌、粮乏、运艰”，但信心百倍。

“六十许人，岂尚有贪功之念？所以一力承担者，此心想能鉴之。”他带着当年林则徐绘制的新疆地图，背负着千万国人的重托，心胸燃烧着正义的烈火，他将要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

撤换了一批骄横荒淫的满洲军官，整训了队伍，左宗棠率领六万湖湘子弟从兰州出发了，这是光绪二年（1876）春天。总督府响起了三声炮响，左宗棠的队伍一路西行，浩浩荡荡。

这是一条官道，车辚辚，马萧萧，汉唐以来，多少人在这里长途跋涉，远赴绝域，开辟了今天的疆域，祖宗遗业，岂能在我们这代人手中丢掉？

左宗棠是真正的军事家，一是因为自身的天赋才能；二是在战场上与之对阵的大体上是处于同一层次的对手；三是收复新疆的石破天惊的功业。

当年在长沙，翼王石达开最大的遗憾是放走了偶遇的左宗棠，惊呼放虎归山，他日与太平军对阵的必定会是此人。

后来果不出所料，左宗棠指挥部队与太平军、回军、捻军作战，双方的强悍使战争的品格相当不俗。姑且不去评价这些大战胜负的意义，单从进行战争的地域看，从两湖到两广，从淮南到淮北，数万大军互相对峙，这样壮阔的舞台堪称战争史上的奇观。那战斗何等惨烈，马蹄击溅，金属碰撞，喷射的热血染成漫天彩虹。多少次化险为夷，左宗棠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投入战斗。

他是在绝望中诞生的强者，是善于扼住命运咽喉的伟丈夫。他从司令部的参谋做起，在万锋箭矢间逐步成为叱咤风云的统帅。

收复新疆的战争没有退路。白雪皑皑的祁连山下，猎猎长风卷起了大纛。这不是一般意义的决胜负，这是一场维护民族尊严的战争。征战的将士情绪高昂，出奇制胜。这是为祖国的统一和完整而战，于是冷血变得沸腾，怯懦者变成了红眼的怒狮。左宗棠引以为自豪，湖湘子弟在血雨腥风中冲锋陷阵，在追求和扞卫战争精神，实际上也是在重塑自己的民族精神。

一年后，新疆全境收复。这是晚清历史最扬眉吐气的一件大事，是晚清夕照图中最光彩的一笔。

左宗棠借此进入了中国历史上伟大民族英雄的序列。

纵观左宗棠的一生，最辉煌的是收复六分之一的国土。这是他个人的荣耀和骄傲，更是国家之福。

浙江巡抚、左宗棠的老友杨昌睿在清廷恢复新疆建省后到西域，所到之处，杨柳成荫，鸟鸣枝头，人来车往，百业兴旺，当即吟出一首《恭诵左公西行甘棠》：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与唐代诗人王之涣慷慨悲凉的“春风不度玉门关”相映照，玉门关外，何止是杨柳撩起的春意呢？我上小学时就读过这首诗，小小心田，对英雄无限景仰。

后来我去新疆，在照忠祠见到左宗棠题写的集唐句门联：日暮乡关何处是，古来征战几人还。

我知道，我的这位老乡自从请缨西征，白发临边，就没有打算过还乡的。他在给家人的信中抒发了这样的抱负：“天下事总要有人干，国家不可无陕甘、陕甘不可无总督，一介书生，数年任兼折，岂可避难就易哉！”

他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纵然是万丈深渊，也百折不回，宁愿马革裹尸。一个人一旦将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他就荣辱皆亡，名利皆亡，他的人格就伟大了，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左宗棠本来是一个文人，然而却是一个为政而活的文人。戎马倥偬间，留下了不少的对联和诗意，忧国忧民之情，读来荡气回肠。

左宗棠是一个官吏，然而却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官吏。他的官做得够大的了，从一个布衣到一品大员，威风八面。假如他拿着俸禄，鱼肉百姓，或者换一种活法，那么，中国历史就会少了一个民族英雄，我们今天可能会站在历史的彼岸叹息祖国的河山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