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刚提到《博物通编》的作者不务正业的英国传教士、医生合信,今天顺藤摸瓜就有了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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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示,西人称《博物通编》实际首刊的时间是在1851年,与玛高温出版《博物通书》是在同一年。

当时还在纳闷为什么要避开1851年,偏偏要把《博物通编》的时间印成1855年,现在终于有了最终的结论。

原来,合信这个传教士的名下也有许许多多的著作,多得吓人。不过,除了《博物新编》以外,其余的大多都是医学领域的专业书籍,外人不容易发现个中问题。

且来看看近代医学史是怎么介绍的:

汉文译述的近代西方医学书籍,一般认为始自19世纪初叶。

英国医生皮尔逊(PearsonA.)将所著《种痘奇法》一书由斯坦顿(StanntonGT.)译成中文,于1815年出版。皮氏的学生邱(浩川)将该书加以诠释改名为《引痘略》,于1817年印行,这是流行我国最早的西医痘症专著译述。

这时译述的书籍很少,也没有系统,19世纪50年代,合信与嘉约翰来华后相继开创了较有系统的译述近代西医学书籍的先河。

合信在与中国助手协作下,他所译的书籍计有:《全体新论》1851年在广州出版。

该书给中国人对人体及生理一个全新的认识,出版后中国知识界震动很大,几年间再版多次。

《博物新编》1855年在上海出版,该书简要介绍生物学的一般常识,以及西方发现的56种元素及一些化合物。

《西医略论》1857年在上海出版,该书是第一部介绍到中国的西医外科临床经验著作。

《内科新说》1858年在上海出版。

《妇婴新说》1858年在上海出版,该书扼要阐述正确处理各种妇儿疾病法则,并对产妇的顺产和难产附有图解说明。

后人将以上五种书合编统称《合信氏医书五种》。这是一套较系统的近代西医学启蒙教材,是西医学理论传入中国的发端,曾一版再版,对我国近代西医初期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倘若把《博物新编》的出版时间放在1851年,那就与他1851年出版的另一本书《全体新论》撞在一起了!

一年写完两本专著,还是跨学科的,岂不是很容被人看穿???

正因为如此,才故意将《博物新编》的出版时间放在了1855年,如此一来,才能显得更加合理一些。

接下来,说说传教士合信于咸丰七年(1857年)在上海出版的《西医略论》这本书。该书由英国传教士合信著、南京管茂才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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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略论.英国.合信.清.管茂材撰.清咸丰7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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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生民无疆的比较研究,笔者进行了复核,并针对某些洗地文讥讽生民无疆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西医略论》序中云:

“惟我西医远涉重洋,于五港设立医局,专为华人送诊送药”。时间:咸丰七年,即1857年,合信氏职于上海仁济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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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信氏在书中声称:

“ 西国医士,必须屡经考试,取列有名,方准行医。”

从这句话中可以得出一个信息:在1850年以前,西国医士必须屡经考试,取得行医执照后,方准行医。

比合信早来中国200多年的明末耶稣会传教士也是这么说的。由此可以推断,明朝末年,欧洲就实行了医生考取行医执照的考试制度。

那么,在经历了200多年的执业医生制度发展后,合信氏必然在英国接受过良好的医学高等教育,应该有很高的医学素质。

传教士医生合信在《西医略论》序言大言不惭地宣称:

“是书采辑西国医书不一种,皆余在中土亲试屡效。”

意思是说,这本心血之作集中采编了彼时欧洲各类医药学著作,而且在中国亲自尝试,十分有效。

那么,这些欧洲医生倒底是怎样为病人看病的呢?请见书中描述如下:

“望、闻、问、切,是为四诊。审证之法,莫切于此。”

此说法与明末耶稣会传教士所言一致。但是,众所周知,“望闻问切”是中医基础理论,西医是没有这个理论体系的。

洗地文针对这点提出质疑,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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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说西医的“切”不是只按手上的脉,有按寸、按关、按尺。巧了,这寸、关、尺恰好是中医的穴位名称,是建立在中医医学理论体系上的内容,西医什么时候看病也从穴位下手了?

书中还出现了“透穴疮”这样的命名,西医又不讲穴位,怎么会如此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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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西医有穴位治病的先例,可以把有关穴位理论的医学典籍拿出来看看,——问题是,有吗?

洗地之人显然对医学一知半解,妄图想玩文字游戏混淆视听。

殊不知,直到今天,西医尚未形成一套医学基础理论。是的,没有。它仅仅利用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发展的科技手段而已。这些科技手段,其他领域一样可以利用,并不是西医发展带来的结果,它只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受益者。

实际上,《西医略论》书中有关望、闻、问的论述,基本是全套照抄中医基础理论。

比如,关于切脉:

“至于脉形,西法计分十种,曰浮、沉、迟、数、壮、弱、大、小、柔、硬,至数验以时表......参以望色闻声问证,自可定轻重安危。”

《脉经》成书时,将脉象归纳总结为二十六种,即浮、沉、迟、数、滑、涩、长、短、洪、细、虚、实、弦、紧、缓、散、革、芤、微、濡、弱、伏、促、动、结、代。

李时珍在《脉经》24脉的基础上,又增述了3种脉,使中医脉象增至27种,即浮、沉、迟、数、滑、涩、虚、实、长、短、洪、微、紧、缓、芤、弦、革、牢、濡、弱、散、细、伏、动、促、结、代。其中,浮、沉、迟、数,脉之纲领。

这难道不是赤果果地抄袭?

图中“至数验以时表”,是想说中医的“一息数至”,比如“一息四至”、“一息六至”等时间概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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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病症,书中言:恶寒发热,汗出而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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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楚,这“恶寒发热,汗出而愈”是中医(辨证)专有名词,是有特定含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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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书中审证篇中的“寒热虚实”也是中医独有的专有名词。此外,什么风湿、开胃消食、去风暖气之类,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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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看当时所谓的西药是如何制作的,方法居然与中药制作方式一模一样。不仅如此,还与中药一样,分为膏药、丹剂、丸剂、散剂、胶、油和汤剂。

《西医略论》云:

“西国药物,制法殊精......有炼为丸者,研为散者,酿为酒者,渍为水者,浸以醋者,榨为油者,煮为膏者,熬为胶者,升为丹者,各随所宜。”

关于膏药制作:

“樟脑膏:樟脑二钱至三钱,鸦片膏半钱,熟油一两,搅和,擦交节,治风湿痛,甚效。”

对比一下中药的药膏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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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丸药:

“椒黄丸:川椒末一分,大黄末二分,黄连膏(或蜜亦可)搅和做丸,能开胃消食,每日饭前半时服一二粒。”

关于散药:

“桂皮散:桂皮、生姜末各一钱,白豆蔻、荜拨各五分,和作末,入玻璃瓶内,勿泄气,能去风暖气。”

对比一下,中药散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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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书中使用的蜂蜜、鸡蛋清、胡麻油之类作为辅料入药,是典型的中药制法。

中药炮制可是专门的一门学问,洗地的人只顾着洗地,连华夏历史上有本《雷公炮炙论》都不知道。

能这么制作药品的前提是,有一套理论体系,并经过了长期的实践和经验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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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药酒:

“樟脑酒:樟脑二钱,浓酒八两,擦风湿。”

是的,书中用药还提到了药酒。此外,还有“樟脑鸦片酒”、“黄连酒”等等,不一而足。

可是,直到今天,西人都不用药酒,也不喝药酒,打死都不喝,因为根本没有这个习惯。

1、药材产地问题、药材药效辨识问题

《西医略论》书中提到的诸多中药材皆为华夏特产,欧洲根本就没有,包括用来泡药酒的(川)黄连。

樟脑膏的主要成分樟脑,欧洲不出产;

椒黄丸的主要成分川椒、大黄,只产于中国,川椒产于四川;

桂皮散的桂皮、生姜、白豆蔻、荜拨,欧洲同样不出产。

书中“水药门”所罗列的“樟皮水”、“黄连水”、“大黄水”之类,欧洲没有这些药材;

书中“药油门”所罗列的“樟脑油”、“巴豆油”之类,只有中国出产,巴豆生巴郡川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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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西方都不产中药材,全世界的中药材基本都从大陆进口,在日本、台湾高价收购后,二次贩运至荷兰、匈牙利等地,再向欧洲输送。

实际上,要识别和利用草药,必须要经过“神农尝百草”的过程。

敢问西方有这样的过程吗?

华夏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神农本草经》,所以才能识别药草、知晓药效,欧洲有《神农本草经》吗?有的话,在哪里?

2、度量衡问题

书中大量存在的计量单位均为华夏特有度量衡,如“五两、三钱、八钱”之类。下图中提到了油蜡入药熬炼,这是中医传统炮制方法。还有下图中标出的“桑皮纸”,这也是中国独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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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西医略论》中还提到了苋菜、韭菜、豆渣、腐竹之类,可是,欧洲一样都没有,他们不吃这些菜,也不懂如何制作。

时至今日,你问问欧洲人,哪个吃腐竹的?知道怎么做吗?

笔者专门查阅了一下北京大学张大庆的论文,很可惜,上述这些问题基本上都被巧妙地避过了,不在“研究”之列。

医学领域内的学者们,没有看见,没有看见,没有看见。

谁也不知道,这是有意,抑或是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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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领域的人不发声,难怪有人要跳出来叫板了。

针对生民无疆的文章,这个思明居士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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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他还大言不惭地贴出了西医如何先进的证明,并反问:中医有显微镜吗?

洗胃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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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观察,镊子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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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图和手术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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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了上述这些医疗器械,他有种高高的优越感。

在他的眼中,恐怕是看不到中医外科的历史的。而且,他压根儿就没有意识到,这些都只是工具,是得益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其他学科发展而产生的器械工具,这些工具同样可以用于别的领域,——是别的学科的发展促进了西医的进步,而不是西医带动了其他学科的发展。

至于理论,可以认真学习一下,然后问问:西方有这方面的基础理论吗?

答案是:没有。直到今天,都没有。

下面,就用中医外科史来回击这些歪屁股的搅屎棍吧!

战国时期,帛书《五十二病方》中就出现了用酒清理创伤的记载。

汉朝出土医疗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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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葛洪首创用盐水清理伤口,外敷蛇衔膏后再进行手术。

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金疮肠出候》载:“金疮肠断,两头见者,可速续之。先以针缕如法,连续断肠,便取鸡血涂其际,勿令气泄,即推而纳之。但疮痛者,当以生丝缕系,绝其血脉。”

证明隋朝时已经能做早期的断肠清创缝合包扎术。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肠吻合手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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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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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出土文物中已有镊子剪刀这样的常见外科手术器械,宋代时已经出现较为完整的常用外科器具,如针、剪、刀、钳、凿,在《世医得效方》和《永类钤方》等书中都有记载。

隋唐时代,已形成较为完整的清创缝合术,对缝合伤口的材料亦有了改进和提高。

最重要的发明是使用桑皮线缝合肠管和皮肤,并广泛应用于临床且取得了良好疗效。缝合术是中医外科史上的重要发明。

“桑皮线”就是常用的缝合线之一。

所谓桑皮线,即取桑树之根皮,去其表层黄皮,留取洁白柔软的长纤维层,经锤制加工而成之纤维细线。桑皮线不仅制作方法简单,应用方便,且不易断折,更有药性和平,清热解毒,促进伤口愈合的治疗作用。

辽金时期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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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江苏省江阴县一座明代墓葬中出土了一批医疗器械,其中包括外科手术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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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墓出土的一种铁质柳叶刀,系外科手术用刀,有尖刃口的一头与现代医用手术刀十分相似。该刀长16.7厘米,宽1.5厘米,铁质。刀端锐尖呈柳叶形(柳叶刀),刃口位于刀端的一侧,约长4厘米左右。由于刃口较长,应是切开较大面积皮肤的一种工具。用刀时刀体与皮肤平行,作横向切开,近似现代应用的手术刀。

柳叶刀这样的外科手术器械在明代已广泛使用。

同墓出土的还有平刃刀、镊子、剪子、牛角柄铁质圆针。平刃刀刃口位于刀的下端,前方扁平薄锐,约长2.5厘米。刃口较短,应是切开较小面积皮肤和“死腐、余皮”之用,用刀时刀体与皮肤垂直,作纵向切开。出土的两把外科用的铁质镊子,也叫做“大钳”、“长钳”、“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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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明隐集》中说这种形状类似于今天的镊子的工具,其用途是“用以枷捏余皮顽腐,以得刀割之便也。”

四川壤塘现明代藏医手术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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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高文晋于1834年编《外科图说》,书中载有器械图谱,如首页绘有“外科应用刀剪钳针各式物件全图”,仅对手术器械的描绘就有三十多种。

清代医家何景才撰写的《外科明隐集》中,简述了开疮刀、三棱针、平刃刀、月刃刀、剪子、镊子几种外科手术器具。开疮刀最薄利锋锐,取其速入急出;三棱针刺放瘀滞毒血,取其刺孔宽豁,让瘀汁通流;平刃刀割除死腐余皮,用之随手得便;月刃刀割除深陷之内瘀腐;镊子夹捏余皮顽腐,让刀割更方便。

注意,上面列举的这些,仅仅只是华夏中医外科史的很小一部分而已。

可是,即便当初如何辉煌,也在资本的打压下,中医外科逐渐销声匿迹了。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也值得我们反思。

在这样,借《西医略论》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在这个极为专业的领域,西史辨伪还任重道远。

在这个鲜为人知的角落里,西人干的事情多如牛毛。

随后摘录一段给大家看看吧,伪作遍地开花,笔者看的是触目惊心。

嘉约翰自1859年他开始翻译西医书籍作为授课教材,自第一部译著《论发热和疝》出版,至1886年共译医书20余种。其中主要的有:《化学初阶》、《西药略释》、《皮肤新篇》、《内科阐微》、《花柳指迷》、《眼科撮要》、《割症全书》等。

此外,博济医院助理医师中国人尹端模、相继翻译出版西医基础理论,临床治疗之类的书籍,到1894年译成的书有:《体质穷源》、《医理略述》、《病理撮要》、《儿科撮要》、《胎产举要》等5种。以上各书均由博济医院出版。

英国人德贞,1864年来华,曾受聘为京师同文馆首任生理学和医学教习。他翻译、编著了大量西医的医学理论、基础医学和临床治疗等方面的书籍,主要的有:《西医举隅》,是汇集自1873年以来德贞陆续发表在《中西闻见录》中介绍西医学基础知识的通俗性读物。《续西医举隅》,是1881年至1882年刊载在《万国公报》介绍西医学解剖生理知识的汇编。

《全体通考》18卷,分为正文9册,附图谱3册计356幅图。1886年同文馆出版。该书是根据当时英国著名医学家和解剖学家的最新著作编译而成,是一部完整、严谨的当代解剖学巨著,并附有图解说明。此外,他编译的还有《身体骨骼部位及脏腑血脉全图》、《全体功用》、《西医汇抄》、《英国官药方》及《医学语汇》等。

英国人傅兰雅,1861年来华任香港圣保罗书院院长。1865年他应聘参加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工作,翻译介绍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的书籍。经他与中国助手,主要是赵元益合作翻译的医药书籍主要有:《儒门医学》1876年出版,是一部卫生普及性读物。《西药大成》该书全面介绍西药及其规模,有附图200余幅,反映了19世纪下半叶西方药物学的发展状况。《西药大成补编》增补了药物学的基础知识,很具临床应用价值。1904年出版。《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专为查阅《西药大成》而编译,是一本我国早期的医药专业双语工具书。

《法律医学》又名《英国洗冤录》(是不是有点眼熟?世界法医鼻祖是宋慈,洗冤录),是我国第一部介绍西方法医学的书籍。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伟伦忽塔著、英国医师梅滕更口译、中国人刘廷桢笔述而成的《医方汇编》。该书未按药方分类,而以病症汇编药方。编译者采用中医术语并注重表意准确,在保持中医理论基础上吸收西医知识,体现了试图汇通中西医的苦心。

据徐维则和顾燮光二人的统计,我国早期西医学译著自1899年前至1904年,全体学、医学译著共计111种。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所谓的医生,全部都有另一个身份:传教士。

最后,引述一段边芹老师《向西看的那个槛》中的文字作为结束吧。

“我惊的是平时走博物馆未见过的大量中国古书,从草药到针灸,从饮食到祭葬,从书法到手工艺,从绘画到哲学,无所不包,真正的古版印刷或手书,全都来自法国国立图书馆档案室。

还有多少是不送到公众视野下的?

你这时才切身感受到当年的抢劫之狠,也绝不只是一群贪财之徒的无理性行为,而是一次有计划的文明劫掠。

你能想象中国人把波旁王朝的藏书和档案搬到北京的情景吗?

那些瓶瓶罐罐翻山越海地抢过来,多少还有古董市场和人之贪婪的借口,搬这么多古书过来干什么?

既然中华文明“野蛮而落后”,大有铲除之道理,上百年不遗余力地诱导中国人改革换新,搬这么多“垃圾”过来,除了占地落灰,图的是什么?

我最早发现的一个事实是,对上层精英而言,中国早就没有“神秘”。他们深解我们远胜过我们了解他们,而且有至少一个世纪的提前量。

中国人不过是模仿他们的皮毛,尤其是他们特意推荐的皮毛,而他们是挖掘我们的本性。

他们把世界当猎场,打猎的人对猎物不会有一丝浪漫,而是摸透它的习性和弱点,尤其是弱点。

谎言和假药方就是在研究了弱点的基础上配制的,谎言是用来给自己的民众搭围墙的,用以阻止百姓看清外面的世界,由于这个工程非一日之功,而是上百年基本朝着一个方向一砖一瓦构建,墙之坚固以及越到后来谎言变成真实越随心所欲,让墙那面的看客触目惊心;

药方则是推销给墙这边的中国人的,凡是自己具备而若对手也有便对己不利的美德,比如忠诚、团结,他们都藏而不露,再设法把对方的解掉;

凡是对己只是嘴利贴金而给对手则起让拉痢人吃泄药作用的美德,如自由、开放,他们就会张扬到全世界无一角落能拒绝,文荐不成就武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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