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吉·切蒂（Raj Chetty）于1979年出生在印度。在Raj九岁时，他与其父母一起移居美国，并于2003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在30岁之前，《经济学人》就将他列为2008年值得关注的世界八大经济学家之一。

题外话：印度裔在美国高校混得还是挺不错的，最近世界银行宣布Indermit Gill为其首席经济学家和副行长，而当前IMF首席经济学家为Gita Gopinath，这样总共有4位印度裔经济学家在世界银行和IMF担任首席经济学家了。

Raj Chetty的父亲V.K. Chetty也是一位多产的健康经济学和统计学家，这样的家庭背景让Raj在23岁就被授予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还顺利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终身教职。

以为Raj在加州那边会一直埋头做自己的研究工作，未曾想在25岁的时候就抱得美人Sundari Chetty归，不仅颜值高而且还是做神经科学和生物学方面的研究。

受到Sundari研究激发，Raj一头钻进机会不平等、代际流动方面的研究，并在AER，QJE等TOP5上发表了很多论文，一战成名让Raj在29岁的时候获得哈佛经济系终身教职，打破Lawrence Summers的记录而成为最年轻的哈佛终身教授。

Raj于2022年在Nature上发表两篇论文《Chetty, R., Jackson, M.O., Kuchler, T. et al. Social capital I: measurement and associations with economic mobility. Nature 608, 108–121 (2022).》和《Chetty, R., Jackson, M.O., Kuchler, T. et al. Social capital II: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connectedness. Nature 608, 122–134 (2022)》这两篇文章结论既是情理之中也极具启发意义。

对于第一篇，发现为，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互动较少的社区，在几代人之间表现出较低的向上收入流动性，具体来说，如果低经济社会地位的父母的孩子在“经济联系程度与高经济社会地位的父母的普通孩子相当的”县长大，他们成年后的收入平均会增加20%。简言之，与富人或富人的孩子做朋友吧！

对于第二篇，作者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往往有更多的高社会经济地位朋友？给出的大数据解释：（1）高社会经济地位暴露的差异，即具有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所在的群体中高社会经济地位成员的份额归属，以及（2）交友偏见的差异，所谓的低经济社会地位很难与高经济社会地位的人做真实世界的朋友。举个例子理解一下，在一个小学或中学里，低经济社会地位的学生中高经济社会地位的朋友可能会更少，因为他们就读的学校中高经济社会地位的学生很少（即他们多在暴露率低的学校），或者因为他们不太可能与经济社会地位高的学生交朋友（也就是说，他们的学校有很强的交友偏见）。

➯XS：

这些年学术论文特别逗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将浅显的道理讲的玄乎。

孟母三迁为毛？《三十而立》里面顾佳为什么非得挤进“上流社会”，学区房为什么那么贵？

因为“社会网络关系”是人世间最大的资本，学区房的价格里包含这个溢价——打破原生家庭的财富，地位的“层级”的溢价。

01

社会资本 I：

衡量和与经济流动性的关联

● 摘要观点

社会资本——个人社交网络的力量——已被认为是决定个人从教育到健康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缺乏社交网络数据，仍然未能了解到哪些类型的社会资本对这些结果很重要。

在这里，在Raj Chetty等（2022，nature）两篇论文的第一篇中，他们使用了来自Facebook210亿个朋友的数据来研究社会资本。他们通过美国邮政编码来衡量和分析三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具体包括:

（1）不同类型的人之间的联系，例如社会经济地位（SES）低和高的人；

（2）社会凝聚力，如友谊网络中的小团体的程度；

➯XS：

古时候是同乡，同宗，后来是一起同过窗（同学），一起扛过枪（战友）。这就是紧密小团体。同理，现在明白MBA，EMBA，培训课程为啥这么火热了吧？本质就是增加自己的社会资本，而且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社会资本。

（3）公民参与，例如志愿服务的比率。

这些指标在不同地区之间差异很大，但彼此之间的相关性并不高。作者通过分析它们与跨地区经济流动性的关联，来证明区分这些形式的社会资本的重要性。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个体中社会经济地位高的朋友的比例——称之为经济联系——是迄今为止被确认为收入向上流动性最强的预测因素之一。其他社会资本的衡量指标与经济流动性没有密切关联。如果低经济社会地位的父母的孩子在“经济联系程度与高经济社会地位的父母的普通孩子相当的”县长大，他们成年后的收入平均会增加20%。经济联系的差异可以解释众所周知的收入向上流动与种族隔离、贫困率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XS：

好小区，好学校，好师门的价值，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 主要发现

最近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可能在塑造收入不平等和经济机会等重要社会现象方面发挥核心作用。然而，缺乏关于社交网络的大规模数据限制了研究人员了解哪些类型的社会资本对这些结果很重要，以及如何增加有效的社会资本形式的能力。例如，用于研究社交网络的最广泛使用的数据集——全国青少年到成人健康纵向研究（Add Health）——涵盖了美国132所学校的大约20,000名学生，但是由于样本量小，无法按学校进行细分。最近的研究使用大规模的手机数据来衡量“经历过的隔离，但不能直接观测到不同类型的人之间的社会互动，但本文表明这一区别在实证上很重要。

➯XS：

所谓社会资本就是“关系，网络”，你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工作岗位，甚至婚姻关系，都会决定你的“圈子”—— 一个非常令人沮丧的事实是，越是成熟稳定的社会，“圈子”越固化，往上走需要更高的成本。

在本文，作者们使用年龄在25至44岁之间7220万Facebook用户的社交网络数据和美国每个邮政编码构建社会资本新衡量标准。在其第二篇Nature论文中，作者还发布了每所高中（中学）和学院（大学）的社会资本数据。与之前使用Facebook数据的研究一样，作者使用社交网络数据而不是在线互动本身作为“真实世界友谊”的代理变量。因此，该文的分析并未阐明在线社交网络本身的影响。作者将新的社会资本衡量标准与经济流动性数据（儿童提高收入分配的机会）相关联，并分析社会资本和经济流动性相关的机制。他们发现，具有低和高经济社会地位的人彼此成为朋友的程度（称之为经济联系(EC)）与向上的收入流动性密切相关，而其他形式的社会资本则不然。

➯XS：

残酷但真实的现实：好好赚钱是正道。

02

社会资本 II：

经济联系的决定因素

● 摘要观点

“跨阶层的社会互动较少”（简言之，穷人与穷人建立联系和好友关系，富人与富人建立联系和好友关系）现象引起了广泛关注，并与更糟糕的经济社会后果相关，例如较低的向上收入流动率。在这里，Raj Chetty等（2022，nature）使用来自Facebook的数据分析了跨种类和阶层互动的决定因素。分析表明，一半可以通过暴露差异来解释——具有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所在的群体中经济社会地位高的成员的份额归属，简言之，穷人社区或学校中很少会出现富人以及富人的孩子。

➯XS：

真想不明白，这还需要论文解释？

另一半可以通过交友偏见来解释——即使是在暴露的条件下，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倾向于以较低的比率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交朋友。交友偏见是由人们互动的群体结构形成的，例如，与学校和工作场所相比，在更大和更多样化的群体中，交友偏见更高，而在宗教组织中则更低。将暴露到某个经济社会圈层与交友偏见区分开来有助于确定增加跨经济社会地位的友谊（经济联系）的干预措施。利用高（中）群体中具有高经济社会地位的学生比例的波动，作者发现，暴露到高经济社会地位群体或社区中导致低经济社会地位的人与学校中表现出较低交友偏见的高经济社会地位人建立更多的友谊。因此，社会经济一体化可以增加交友偏见较低的社区的经济联系。相比之下，当交友偏见很高时，增加现有成员之间的跨SES互动可能是增加经济联系所必需的。

➯XS：

还是不明白，学术论文为什么不能好好说人话？这段话的意思是，在一个有“共同目标/信仰”的场所，比如学校、军队，教堂，大家的“圈层”更容易打破。

● 主要发现

许多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担心世界各地的社会是支离破碎和两极分化的，几乎不出现跨种族、政治和阶级界限的互动。除了本身可能引起关注之外，不同人群之间缺乏互动还与更糟糕的经济和社会结果有关。例如，在Raj Chetty（2022，nature）的第一篇论文中，他们使用来自Facebook社交网络上的数据表明，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互动较少的社区，在几代人之间表现出较低的向上收入流动性。在本文中，作者分析了跨阶级社会互动的决定因素，研究了为什么具有较高SES的人往往有更多的高SES朋友。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作者区分了两个可以产生高SES朋友份额差异的渠道：（1）高SES暴露的差异，即具有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所在的群体中高SES成员的份额归属（例如，他们的学校或宗教组织），以及（2）交友偏见的差异，人们与高SES个人交朋友的比率取决于群体中高SES成员的份额（即，以接触为条件）。举个例子理解一下，在一个小学或中学里，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中高社会经济地位的朋友可能会更少，因为他们就读的学校中SES高的学生很少（即多在暴露率低的学校），或者因为他们不太可能与SES高的学生交朋友（也就是说，他们的学校有很高的交友偏见）。区分这两种渠道对于制定干预措施以增加经济联系至关重要——如果暴露差异是核心，那么增加社区和学校社会经济一体化的努力可能是增加联系的关键；

➯XS：

再翻译成人话一下：中国政府拼命弱化“学区”的种种政策就是“干预政策”。

相比之下，如果交友偏见是核心，那么人们必须转而关注如何在现有社区和学校内增加跨阶层的社交互动。

➯XS：

在学校、社区安排具有“共同目标”的任务，并尽量打破“自然群分”的原则。

他们使用年龄在25-44岁之间的7030万Facebook用户的社交网络数据和美国每所高中、大学和邮政编码来构建和衡量暴露和交友偏见。与之前使用Facebook数据的研究一样，他们使用社交网络数据作为“现实世界友谊”的代理变量，而不是在线互动本身；因此，该文分析并未阐明在线社交网络本身对暴露和交友偏见的影响。分析表明，暴露和交友偏见各占低社会经济地位和高社会经济地位人群之间社交疏离的一半左右。与暴露一样，交友偏见也受到制度结构的影响，例如群体的规模和人们互动的环境。作者展示了如何使用其公开发布的数据来为干预措施提供信息，以通过确定增加社会经济多样性与减少交友偏见的努力在哪些方面最有价值，从而增加跨阶层互动。

文中所提两篇文献：

[1] Social capital I: measurement and associations with economic mobility: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2-04996-4

[2] Social capital II: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connectedness: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2-04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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