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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拙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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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社会影响的群体登上历史舞台是在启蒙运动时期。
通常的说法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公共使命非常自信和自觉。他们把宗教和专制政治作为主要的社会弊病，把理性、科学作为主要的治病手段。
据此，最有知识的人就是最好的政治家，因此他们把自己视为最理想的社会统治者，致力于建立一种知识的统治。政治将被转变成一种教育，理性的光辉将会驱散一切黑暗。
这种说法非常流行（可以看看贝克尔那本挺有名的《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天城》），人们普遍认为，启蒙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想要建立一个理性天国，都把自己视为社会的最佳领导者。
但回到历史现场，我们会发现，问题要复杂得多（关于这一点，可以看看施克莱的一篇小文章《政治学与知识分子》）：事实上，除了孔多塞，其他几位重要的启蒙哲人都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社会意义几乎都抱有怀疑态度。
最刺眼的是卢梭。卢梭有很强的复古色彩，认为科学和艺术败坏了原本纯良的人心，知识分子没干什么好事，只会腐化人，给不正义背书，使之正当化。
总之，卢梭反感知识分子，也反感他们的作品。他追求的是理想国家是一个斯巴达式的国家，知识分子在其中没有位置。反智主义者一直都能从卢梭的作品中吸收营养。
孟德斯鸠看不起当时的世袭贵族，反而对不上台面的商人评价很高。而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那种“有知识的人才应该在社会上占据高位”的“自然贵族”观念，他并不怎么看好。
在《波斯人信札》中，他描绘了一个信奉启蒙知识的波斯贵族。这位贵族确实热爱知识，也足够聪明，堪称启蒙知识人典范。但当自身利益受到影响时，他就完全抛弃了那些启蒙情怀，变回一个纯粹的家庭暴君。因此，知识分子并不可靠。
温和点的人，比如达朗贝尔，也承认知识分子一旦和财富、权力和声望都接触，就会变得很不堪。
但他相信知识本身是好的，能让社会变得更好。因此和卢梭不同，达朗贝尔虽然对知识分子有所保留，但依然肯定知识本身。
因此，关于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悖论：知识分子要发挥正面的社会影响，前提恰恰是，他本人最好没什么社会影响。
这本质上是一种比较悲观的人性论决定的。任何优势，无论是世袭身份，还是聪明才智，只要转化成财富、权力和声望，就会使拥有这些优势的人变样。甚至因道德高尚而获得崇高地位的人也会变样。因为这些优势无法战胜人们对更加实际的目标、对各种现实资源的追求。
所以说，启蒙运动时代的许多思想家已经严肃建议，专家们不要一天到晚给社会提建议了，因为这样提出来的建议太容易被财富、权力、声望干扰了。此外，有些专家确实过分愚蠢了。
需要探究一种能够让专家本人尽量远离名利场，同时让他们的知识成果积极影响社会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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