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
卡夫卡是奥地利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人物，代表作《变形记》《审判》《城堡》。卡夫卡享有世界顶级文学大师的盛誉，西方众多的流派都尊其为“鼻祖”。
卡夫卡是一个值得反复研究的人，他的作品虽然晦涩难懂，但值得反复去读。他是一个天才型的人物，其作品准确把握了那个时代下人的悖谬的生存状态以及关于极权社会的预言。
《在流放地》
《在流放地》是卡夫卡十分重要的一篇短篇小说，发表于1914年10月，是他最能深刻反映人性被技术控制和异化的作品，这篇小说标志着卡夫卡“关于罪和惩罚的探究已经达到了顶点”。
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说的是在某个流放地，一位旅行家应流放地司令官之邀，在一名军官的陪同下参观了对罪犯的刑罚。这名罪犯是一个犯了小错的士兵，这个士兵是一个勤务兵，“他的责任是每小时打钟的时候起来向上尉的门口敬礼。”
“昨天晚上那个上尉想考察这个人有没有偷懒。两点钟打响的时候他推开房门，发现这个人蜷成一团睡着了。他拿起鞭子抽他的脸。这个人非但不起来求饶，反而抱住主子的腿，摇他，还嚷道：‘把鞭子丢开，不然我要活活把你吃了。’这就是罪证。”
就因为睡着了没有向长官的房门敬礼，不服从上级的惩罚就被认为是反抗、是造反、是不服从而被认为有罪，被交给法律机构处理。军官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决了勤务兵，并决定次日立即处决。而这一判决的成立只需要上司的口供，勤务兵毫不知情，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可以想象，像勤务兵这样被无辜处死的人还有很多，流放地司法制度的荒唐可见一斑。
执行刑罚的是一架机器，当然，“这是一架不寻常的机器”。它设计精巧、结构复杂，由三部分构成：下面的叫床，上面的叫测绘仪，中间可以上下移动的部分叫耙。耙是用玻璃做的，底部装着针尖。
行刑的时候，被判决者就趴在“床”上，机器按照测绘仪上的图纸运转，耙上的长针开始在犯人背上刻字，把犯人所犯罪行刻写于其身上。耙上的短针往外喷水冲刷血迹。床上铺了层特制的棉花，刻了一阵子之后，机器就把人翻过来，棉花会立刻把血止住。机器再把人翻过去，针就会刺得更深，如此反复，整个行刑过程持续12小时。
发明机器的是流放地已故的前任司令官。老司令官是欧洲国家派往殖民地的统治者，他集数种角色于一身，“既是军人，又是法官，又是工程师、化学师和制图师”。他在军官的配合帮助下，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和多次试验，终于成功制造出这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机器。老司令官耗费数年心血制造这个机器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处决犯人。在流放地，无论犯什么罪，犯人都将被绑在机器上被处罚。当然，很多人因为承受不了最终死去。所以说，这个机器其实就是一架杀人机器。
而执法者——军官对这部机器赞赏不已，他小心翼翼地抚摸这部机器，俨然如对待一个情人一般。他向旅行家隆重介绍了这部机器，并追忆起前任司令官对它的迷恋与使用，以及观众在行刑期间的热情。
老司令官在任时，机器处决犯人是流放地的一道公共景观，场面恢弘，观众如潮。“山谷里已人山人海；都是为了亲眼目睹处决”，“在数百双眼睛的注视下，观众都踮着脚站着，那边的斜坡上站得满满的”，“数百人苍蝇似的簇拥在土坑周围。”
这种“行刑盛况”无疑是一种权力狂欢。犯人的身体成为权力的执行对象，是老司令官展示其权力的场所，它被控制、被折磨、被掩埋，无疑起到了以儆效尤、杀一儆百的效果，使观众意识到最轻微的犯罪都可能招致惩罚，而惩罚的残酷性则使观众心生恐怖，不敢逾矩半步。惩罚愈惨烈，持续时间愈长，惩戒与恐吓效果便愈好。这部杀人机器是老司令官炫耀权力、规训民众的有效工具。
机器处决的仪式强化了统治者的权力，伸张了他们的“正义”，使得观众沐浴在“正义的光辉之中”。而围观的民众们不仅从中得到了释放和发泄阴暗人性的快感，而且仿佛人人都可以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对犯人进行宣判。
统治者需要在民众中得到支持和帮助，来使极权统治得到拥护和认可；而对围观的民众而言，他们在非狂欢式生活中所经历的强大的等级关系正是在狂欢中得到了变更与调整。民众之所以觉得“正义得到了伸张”，不过是因为那虚假的权力下放。
而行刑结束时让人感到遗憾的并不是“正义的光辉”的消逝，而是那短暂的“权力持有”将脱离狂欢回到非狂欢化的生活常态，他们也将重新跌落回没有权力的普通人。
不过与军官的期望相反的是旅行家在听了这些介绍后，对这部机器并没有产生相应的赞赏之情，反而明确拒绝了军官的请求。之后，军官用这架机器对自己施行了处决，但它却因运转故障在极短的时间内杀死了军官。旅行者参观了前指挥官的墓碑后，匆匆离开了流放地。故事结束。
那么，卡夫卡通过《在流放地》这篇小说到底要向我们表达什么呢？仅仅是司法制度的不公吗？作为一个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这显然不是卡夫卡要表达的根本，他想要表达的本质是极权社会中的技术统治，技术对人的控制。
统治者通过技术来实现对民众的管控，而民众面对技术统治的无奈、无助到绝望，最终臣服，如同奴隶般的顺从、服从。
极权社会中的技术统治
在老司令官与军官眼里，维护机器远比解决流放地民众的饥饿重要，机器的重要性远远凌驾于民众之上，因为机器是其极权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在流放地，机器与极权之间存在一种互生共荣关系：老司令官的极权制造了机器，而机器则反过来加强巩固了老司令官的极权秩序。
在流放地，人的一切权利都交给了机器。被告没有也不需要有辩护的权利，只听机器的宣判就可以了；法官不需要进行审判，一切自有机器来处理；军官不需要鉴别这个被告和那个被告有什么区别，反正在机器看来他们都是罪人，机器会来判他们死刑。
当机器变成组织社会最有效的政治工具时，工具理性变成政治理性，成为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但工具理性造就白痴心态：它丧失批判和想象能力，取消否定性思维。
机器是老司令官与军官的追求目标，他们不畏艰难、攻克种种技术难关制造机器，并不惜一切代价保持机器的正常运转。他们对工具理性的病态追求不仅严重扭曲了自己的心理，而且也异化了流放地民众的人性，使流放地呈现出一种奇特的众生相。
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是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科学技术是一种新的控制形式，技术合理性的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科学技术成为统治的巨大载体并创造了一个极权主义的世界，在这一世界中，个人理性批判的“内在”向度被削弱，从而丧失了否定性的思维能力，失去抵抗社会现状的能力，成为一种“单向度的人”。
被规训的民众
无论是军官，还是犯人、士兵以及普通民众，其实都是技术和极权的顺民。这里的犯人迟钝、迷惘、麻木，虽然马上将被处死，却丝毫不去关心自己究竟犯有何罪，也不寻找机会为自己申辩。
士兵自始至终都昏昏欲睡，对一切都无动于衷，他既对这部机器不感兴趣，也对犯人为何被处死不闻不问，更对军官处决自己的反常行为漠不关心。士兵顺从、麻木、愚钝，犹如一个木偶。
流放地上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也如士兵一般麻木不仁。他们不知疲倦地簇拥在机器四周，津津有味地观看犯人血淋淋的受刑过程。没有人去质疑犯人究竟犯有何罪，更无人去质问这种刑罚是否人道。
在流放地，军官、士兵和普通民众是老司令官利用机器成功驯服的臣民，他们泯灭人性，丧失理性思考能力，失去对现实的批判能力。严酷的司法制度、杀人的机器和仪式化的公开处决共同构成统治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对军官、士兵和流放地的民众进行反复的规训，完成臣服。
卡夫卡的预言
卡夫卡以哲人的高度、思想家的敏锐和作家的良知预言了科技发展将带来的梦魇，人类社会最近一百年的历史进程表明，卡夫卡的《在流放地》绝非虚妄之言。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之下，文化、政治及经济都将演变成为一种统一的体系，吞噬并排斥所有其他的选择性，个体在以机器为依托的技术理性的控制下被逐渐异化为“单向度的人”。
在那个极权社会中，统治者运用科技强化了社会管控，并且达到了全所未有的全方位控制力。卑微的民众在技术统治面前变得茫然、孤独，甚至绝望，生命和财富完全被操控，被玩弄于股掌。人性在技术理性下将完全扭曲、丧失。
这篇小说就是卡夫卡向人类敲响的警钟，那么，人类如何才能有效避免技术和极权相互扭结所导致的灾难？卡夫卡没说，而能救人类的只有人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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