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翰观吴中华书法：寄心有地笔耕耘|书法|书法作品|书谱|草书|行书

吴中华先生，出生于“鄂”之天门——“茶圣”陆羽之故里，独以“中华”二字为名，可见，长辈给其取名时，寄以远大之望！
先生本是军人气质，更炼书家之风神。多年来，一贯托心履道，供养笔墨。眼望天门之周围，洪山、汉江、荆宜、武汉……山水诸地，厚积而生。心观此地石家河文化，则有古蕴藏真之历史。远追明代后期“竟陵派”文学之代表：钟惺、谭元春等，其发幽深古峭之风，独抒性灵之“新奇”。读书求古，力得深厚，于艺术精神之上，笃逐古人之境，虚怀定力，独游天地之辽阔。
试想，中华先生，身处如此一个深厚的文化环境中，自幼熏陶，历练成人，能不走上书法之路，践行其道，神游其远，意在心中洒脱而来。其人品，敦厚务实；其书艺，风骨洒荡，内蕴畅和。
记得我曾撰一拙联：“要立乾坤先立志，只留翰墨不留名。”以请中华先生书写，他毫无推辞，满口答应，顺便详问我通讯地址，我于微信上回之先生，时日不长，便收到先生从武汉写好寄来的作品，我欣然打开，其中有一副行草对联，以颜书老道之骨，融《书谱》飘逸之态，笔势中带米字峻拔之力，巧藏篆意笔法，以“拙”存道。随后，我将对联挂壁一览间，既露古朴之风，又含雅和之意，而且款字灵动不拘。此正合我意，仰观其字，足见翰墨之心。期间伴有他人写意山水，悬壁左右，似有明代王阳明诗云“青山清我目，流水静我耳”之闲情逸致！
从艺之道，治学之理，其中“淡泊”二字，至关要紧，此是心上功夫，且需静中“向圣”。正是汉末《牟子理惑论》云：“夫履道者，当虚无淡泊，归志质朴。”而当代书坛，可谓“风起云涌”，此乃利弊互见，利则书家蓄发积极之势，弊则书心蒙染浮躁之气。而在书派书风日益纷争，欲要以作品，炒作爆炸的环境下，中华先生依然保持一颗宁静“中流”自在心，实为可贵！
当代有些书法人，毫无定力，一味逐风，不从于书法实践中，以文养书，而是苦于书法形式，徒有其表，看似书风野怪流变，实则大乏书法精神，却有心难寄，憾无正道！久而久之，造成“书法空载”现象比较严重，而且还有一些人，固执于“八股书法”，满纸写得有气无力。当然，还有一些人，对汉字毫无敬畏之心，每借毛笔玩弄书法，失去初心，远离本体，从中看不到任何书法的基因，在创作中更无书法之“艺术前身”可言，简直是信手乱涂，非心书写，如此一来，纸上空有一团所谓的“墨迹”，实在是不堪入目！这种现象和行为，清代袁枚在诗学中把其喻之为“灭迹”，在书法中同样再也适合不过了，应该引以为戒！
直到今人，在艺术上，不论如何继承和创新，书法一旦离开汉字，无法很好地回到汉字本身，怠矣！换言之：“从来对字无真意，即使挥毫也枉然。”
中华先生，于此守住书法之门，有其独立人格，赋予书法之道。他却是一位可敬、可交、可信之人。既有艺术禀赋，又有为艺之功。观其书法，诸体皆能，尤善行草，用碑之骨气，补帖之真韵，在行草起收笔中，摒除锋颖之嫩锐，以含蓄藏拙为大体，在用笔的跌宕起伏中，强化转折，更于碑骨峻拔雄逸中，锤炼帖魂之灵动，拓展艺术之前景。在层次丰富的章法中，恰取中庸之道，暗合内气，自然在超以象外的行草意境中，笔墨线条自由舒展，收放随形，逐渐形成了“中华行草”之气象。
行草，不能只是简单地理解成形式上的行草，诚哉，得“神”者难耳！宋代周敦颐说：“神则不离于形，而不囿于形矣。”既有艺术审美的逻辑思维，又有难以言状的艺术意象，但是其书迹发于心台，借唐代孙过庭之言，便是“心手双畅”，心与手之间，或灵或巧，或通或达……《书谱》云：“草贵流而畅。”此乃“二王”书法承传之道！而中华先生书法，于“颜体”的含弘显厚中，得其骨老、血浓、情深之率真，在“颜家”气象中，取精用宏，参悟《郑文公碑》大气自然之笔力，在笔法上方圆兼备，虚实相生，追篆意，通分韵、合草情……融心意，通过欣赏他的书法，从中还流动着米芾、黄庭坚、张瑞图、王铎等人的书法血脉。他集诸家之长，化成一家书法之貌，将笔驾驭艺术之高地，于书法深处反观内省，并主张“中和”之道，要说，这是中华先生心慕手追的书法之境，也是中国任何艺术追求的通透之境界，亦是书法正道。
不论是儒道释，还是诗书画，其根本之境界，贵在“极高明而道中庸”。通过中华先生书法，可知其取法《书谱》，内化参悟，形成了目前的整体书风：凝重含流畅，奇逸得自然。逐渐呈现其行草的美学意象，当然，在草书创作中，也有发挥诗意想象的空间，互通有无，下笔有道，综合形成立体的草书审美世界，这便需要一番彻悟与通化。
一个书法家，要是在行草上，有所突破，除了继承行草本身的文化基因之外，更应上溯行草“前身”：篆隶、汉简、章草等，否则行草的艺术本质中，只是单纯的那种行草罢了，缺乏艺术深度，无法产生书法立体感，透过书法作品，生命基调乏微，古意今情不足，艺术气力不和，故而造成“中虚”，面对此种行草艺术病态，只能导致艺术精神处空洞性。面对这种情况，恐怕只能用学养和技道，充实“内强”。行草除了形式美，还要在“内美”上修炼，否则，虚有连绵形式的“行草”，其精神力量空微，无法支撑大雅之体，弄不好就会造成“纸上行草”的塌陷……
当真正有了行草的基底和内涵，其行书方能流畅洒脱起来，其草书方能奔放自由。就其书法线条，才能内含气韵，外露生机，进入一种“狂草状态”，达到一种“中和境界”！这是一个书法家，一辈子要修行的目标，因为汉字如般若。书法是文化、艺术、人格……积淀的“极巅”，如南朝梁僧祐《弘明集序》所云：“觉海无涯，慧镜圆照。”写书法，如参禅一般，静能生慧，真需一生之心力。而中华先生自有其书法之道，这就需要诸方面的艺术修为，行草书，在此基础上，就得“通”，通则自由。张大千说过：“艺术到了最后的境界，都是通的，唯一不同是所用的工具和风俗习惯，其他原理都是通的。”这种通，在艺术本质上，还要“化”，从而，流淌草书之情，深得艺术“化中”之理。
吴中华先生，深参其篆，脱化其隶，正视其楷，诸体通融，化成行草。观其行草，在笔法上以小草为主，在草书意群中，笔断意连，贯通顾盼，纵横开阖。于一行中，墨色变化，行草随笔流落；就整篇中，一气呵成，意境广阔高远。尤其他在字的“点”法上，奇趣内发，姿态各异，有黄山谷草书之“点”，隐露收舒之妙趣。在字势上，取米南宫行草之奇，究其笔法“外拓”原理，上追“秦风汉象”，感受王献之行草浪漫之情，洞显王羲之灵和之韵。章法中个别字有意无意间，出现王觉斯的“涨墨”之象，字里健生“颜书”楷行之骨气，书法整体骨感中，揉入北碑风骨，朴实而雄健。流畅度中以“二王”基调为主，悟得《书谱》那种字字“挥臂独行”之谋篇。其书法在章法上，与时俱进，道出新意，但又不失传统，突出自己的艺术个性。
要说中华先生的大幅作品，雄逸老辣；小幅作品，含蓄灵动。在斗方正文和落款之间，其字布局，主宾合位，对比自然，落款留白中，足见画理禅道，色空象味。尤其款字，金石味、书卷气，一体相发，可谓“碑骨帖魂”！其对联书法，取法高古。更于篆籀味中，参化魏碑意蕴，于古趣中，目视“颜体”之雄阔，巧寓《书谱》之理，谙熟“二王”书法风神。看来，中华先生在《庄子》的“神遇”上，心能渐渐默然通会。
任何艺术，正因“美中不足”，才有探索的余地，要是太过于追求“尽善尽美”，期间，雕琢生造，反而不成艺术体统。
在今后的艺术生涯中，中华先生，倘能在“简淡”二字上，仔细琢磨，也许能进入一种书法大境界。的确，书法之道，至简难，至淡难，至和难，至理更难。为此，更应深思宋代周敦颐所言音乐之理，同样也适合于书法：“淡者，理之发；和者，理之为。先淡后和，亦主静之意也。”
既观中华先生书法之余，更见其诗心不改。多年来，他以诗言志，阅世作诗。而在《春游武汉东湖梅园》一诗中写道：
梅开疏影万千株，
一夜东风旧岁除。
老树新枝花更俏，
归来墨客数行书。
读此首诗，除了感受梅花之境，我更加向往诗里“归来墨客数行书”的那种从容和情调。此乃诗人有着独特而深刻艺术体验，尤其“归来”之前，作者的那种所见所感，还有在“数行书”过程中，诗人的笔墨体验，尤其书完之后的“墨客之心”，或静或动，那些诗外之意，心头诗花，值得令人玩味！
再看，作者在《春日回乡》一诗中说：
三乡四月好风光，
麦穗轻轻吐暗香。
许是春深花易醉，
飞红一片落池塘。
此首诗中，分别以“暗香”“春深”“飞红”等意象，诗人运用“通感”的修辞手法，且饶有诗意。而末句“飞红一片落池塘”，诗情中，暗含一片“柔伤”，不但花之依然，实则在写人生，贵在诗寓其理。诗中一个“落”字，含炼字之功。
当然，我只是窥见中华先生诗书一斑，真是作者写有几多诗、书，限于时空，我却憾未一一读到！
吴中华，有幸生于那片大地上，锤炼人生，目观世道，心修书道，意入诗门，……在艺术领域中，体现了一种书法的“撰并书”精神。在当下书坛，这也是极为可贵的一种人文素养！诚然，书与诗“活”在一起，行之可见远方之胜景！如唐代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所写的那样——“如将不尽，与古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