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稿





军队外语能力的内涵及其规划路径——“基于能力的规划”视角

马晓雷 庞超伟

国防科技大学

马晓雷教授

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军事外语系主任、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军队院校外语协作联席会委员、湖南省青年社会科学工作委员会研究员、国防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专家库成员、国防科技大学首批青年拔尖人才培养对象。主要研究兴趣为国防语言、语料库语言学、文献计量学和外语教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国家语委课题、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等8项，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防和军队改革视野下的国防语言能力建设研究”。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译著、编著3部。曾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湖南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摘 要：

军队外语能力建设是一个涉及诸多部门和环节的系统工程。在界定军队外语能力内涵和制定能力发展规划时，必须采取系统的视角，综合考虑目标、任务、条件、手段、标准等相关要素。借鉴美军“基于能力的规划”框架，本文对军队外语能力的内涵进行拓展，并举例说明该方法在军队外语能力规划中的运用。

主题词：

军队; 外语能力; 基于能力的规划;

文献来源：

马晓雷,庞超伟.军队外语能力的内涵及其规划路径——“基于能力的规划”视角[J].中国外语,2019,16(4):29-36.

01

引言

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国国家地位的提升、国家利益的拓展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威胁的增多，中国军队越来越频繁地参与国际性军事行动。在执行反恐、维稳、撤侨、护航、联合军演、对外援助等多样化军事任务过程中，外语能力的高低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任务实施的过程和结果。然而，目前我军外语能力的现状与军队执行多样化军事行动的需求还有一定差距。建设与当前和未来历史使命相匹配的外语能力，已成为我军战斗力建设的重要一环。

近年来，国内关于构建国家和军队外语能力的呼声越来越高，但相关提议仍未能有效转化为具体建设举措。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有研究在探讨外语问题时没有兼顾军队作为一个系统的组织运行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提出的倡议与军队的现实情况相脱节。要解决以上问题，就必须采取更系统的思维方式全面地剖析军队外语能力的核心要素及其运用过程。有鉴于此，本研究借鉴美军“基于能力的规划”（capabilities-based planning）方法，对军队外语能力的内涵进行反思，并举例说明该方法在军队外语能力规划中的运用，以期为该领域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02

对军队外语能力内涵的反思

对于我军而言，虽然涉及外语的机构部门和工作任务长期存在，但从军队政策的高度审视外语问题还是近些年的事情。当外语能力上升到战略层面，它就不再简单等同于军人具备的外语水平，而被赋予新的内涵。从以往研究来看，对这种能力的认识大致体现为以下4个方面。

(1）军队外语能力是一种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前提。国内学者普遍认为，语言（包括外语）能力的高低与政治、军事、文化、信息等领域的安全问题密切相关（李宇明，2010；戴曼纯，2011；王建勤，2010, 2011；文秋芳等，2011；文秋芳、苏静，2011；赵世举，2015；仲伟合，2016）。当语言问题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语言的安全属性就从其诸多社会功能中凸显出来，加强语言能力建设也就获得了强有力的理据。

(2）军队外语能力是一种完成任务的能力。文秋芳等（2011）和文秋芳、苏静（2011）指出，国家（军队）外语能力是一个国家（军队）运用外语处理事件的能力。这一定义被其他一些学者采纳（张天伟，2013；宋德伟等，2013；沈骑，2015）。军队的核心使命是“能打仗、打胜仗”，落实到具体实践中，就是要提高军队执行和完成各项军事任务的能力。在涉外军事行动中，外语能力的缺失可能会导致任务无法顺利完成，弥补这种能力上的差距就是外语能力建设的主要内容。

(3）军队外语能力是一种以资源形式存在的能力。李宇明（2008）指出，长期以来语言规划的主要目的都是解决语言问题，但语言也是一种对国家安全有重要价值的资源。文秋芳、苏静（2011）认为，军队外语能力的构成要素是军队拥有外语资源的种类和质量。这种资源最直接和明显的表现形式就是外语人才（沈骑，2015）。此外，语言技术（如信息检索、机器翻译、人机对话等）也是语言能力的重要载体（李宇明，2011；马晓雷等，2014；秦颖，2016）。

(4）军队外语能力是一种对外语资源的管理能力。既然外语能力是一种资源，那么必然涉及资源的建设、管理、运用等一系列问题（徐大明，2008）。如果仅仅将外语能力视作一种资源进行建设，而不考虑如何在需求出现时调配和运用这种资源，那么它也只能是一种潜在能力（文秋芳、苏静，2011），而无法直接服务于军队各项军事行动的顺利完成。

以上4个方面分别从战略、任务、资源和管理的维度界定了军队外语能力的内涵。它们彼此联系，构成了一个具有逻辑关系的整体（图1）。其中，国家安全战略决定着军队外语能力建设的总体定位，保障军事行动顺利实施是军队外语能力建设的核心目标，外语资源是外语能力建设的主要着力点，资源管理则是外语资源由潜在能力向现实能力转换的必要条件。

从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来看，维护国家安全的总体定位决定着军队需要执行的军事行动样式。而为确保军事行动（主要是涉外军事行动）顺利实施，需从资源和管理两个方面加强外语能力建设。该模型可以为军队外语能力建设提供重要参考，但要将其中各个要素落实为具体的规划方案，并使其契合军队的组织结构和运行特点，还必须解决以下问题：

(1）如何将国家战略和军队使命落实到军队执行的具体军事任务上。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只是较为笼统地将外语能力与国家安全相挂钩，但如何将这一宏观目标分解为更具可操作性的任务目标仍缺乏相关研究。如果仅仅停留在宏观层面强调外语能力的重要性，而不考虑外语能力在具体军事任务环节中的运用过程，那么外语能力的本质就很难被准确把握。

(2）如何解决军事行动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对外语能力建设的挑战。由于国家利益和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越来越具有不可预测性，因此军队当前和未来可能执行的行动样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不同军事行动涉及的外语应用场景和对外语能力的要求可能截然不同，如何能够保证军队外语能力建设方案的普遍适用性仍需进一步研究。

(3）如何使外语能力建设与军队组织运行的特点相匹配。军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各部门有相对固定的职责分工，各项任务一般遵循标准化的流程。如果在规划过程中不考虑这些因素而孤立地看待外语能力问题，就很有可能导致提出的建设方案难以契合军队系统的组织结构和运行特点。

(4）如何界定外语能力建设所应达到的水平。缺乏标准的能力建设，其建设水平也难以得到保证。如果说军队外语能力建设的核心目标是保障军事行动的顺利完成，那么外语能力建设要达到哪些指标才能确保这一核心目标的实现？此外，任何规划都必须同时考虑效益和投入两方面的问题。最理想的方案应确保在有限的投入下获得最大的效益，这同样需要对外语能力的建设水平有明确的界定。

简言之，军队是一个复杂严密的组织，这一特点决定了其各方面能力建设也是一个系统工程。相比“联合作战”“信息化”“火力打击”等已被广泛认可和重视的能力建设领域，被赋予了新内涵的“外语能力”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一个新概念。要想在整个战斗力体系中确立外语能力的地位，就必须从军队系统自身的特点出发并采取系统观的视角来进行能力规划。在这一点上，美军“基于能力的规划”框架可以给予我们一些启示。

03

美军“基于能力的规划”的启示

“基于能力的规划”是美国国防部推出的旨在提高武器装备规划论证效果的顶层框架和流程方法。其核心思想是为了改变传统“基于威胁的规划”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随着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其面临的安全威胁发生了变化。恐怖主义、地区冲突的兴起使得美军很难像以前一样专门针对某一种或某几类特定威胁（如核攻击）来制定武器发展规划。另一方面，武器系统的研发往往存在目标定位和经费预算虚高的问题，而决策者通常又缺乏一定的标准来判断各种研发方案的优劣和决定经费分配的比例。

在此背景下，美国国防部在2001年的“四年防务规划”中提出了“基于能力的规划”这一理念（DOD, 2001），其核心思想是界定美军应对各种潜在不确定威胁所应具备的能力要求，并在此基础上遴选出投入产出比最优的规划方案（Davis, 2002）。这一理念是建立在对“能力”这一概念的特殊理解上。根据美国国防部体系架构框架（DoDAF) (Do D, 2010），能力（capability）指的是：The ability to achieve a Desired Effect under specified[performance]standards and conditions through combinations of ways and means[activities and resources]to perform a set of activities.即在一定的标准和条件下，通过一系列的途径和手段来完成一系列的任务，从而达到预期效果的能力。

根据上述定义，可以看出“能力”是一个复合概念，它至少应包括以下要素：一是目标，指的是任务的完成、预期效果的实现；二是标准，指的是衡量任务完成水平的依据；三是条件，指的是可能影响任务执行的各种因素；四是方法，涉及途径、手段、活动、资源等多个方面；五是一系列任务，通常是能够分配给各作战单元的作战活动。最核心的是，界定能力的主要依据为是否能够通过执行一系列的任务来完成一项行动。该定义体现了系统观的视角和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思维方式。

“基于能力的规划”实际上就是一套按照标准化的流程逐步确定以上要素的过程。在具体实施中，各个项目可能会对流程中的某些环节进行调整（TTCP JSA TP3, 2004），但大体来说，该框架主要包括确定能力目标（capability goals）和进行方案评估（capability assessment）两个阶段（图2) :

第一阶段，主要根据国家和军队的政策指南确定军队使命任务的优先方向（defense priorities），在此基础上设想现实或未来可能出现的行动场景（想定）（scenarios）；然后，在综合考虑未来环境的情况下，结合行动/作战概念（operational concepts）对行动目标进行能力分解（capability partitions）。

第二阶段，主要评估军队现有能力水平和预期能力目标之间的差距（capability mismatches），明确需要改进的能力领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各种兵力发展方案（force development options）。最后，结合军队使命任务的优先方向和资源条件（resource c o n s t r a i n t s）遴选具备较强可行性的能力发展方案（affordable capability development plan）。

目前，“基于能力的规划”已被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军方采纳（Hales&Chouinard, 2011;Caudle, 2005）。该方法的最初目的是服务武器平台体系的规划论证，但对于其他安全领域的规划论证同样适用。例如，美国国土安全部就采用“基于能力的规划”方法专门制定了“维护国土安全的关键能力列表”（DHS, 2007），兰德公司采用该方法制定了国防部设施遭遇能源安全问题时的应对方案（Samaras&Willis, 2013）。我们认为，该框架的核心理念和方法也可以被应用于外语能力规划中。基于该框架，可以较好地解决前文提及的军队外语能力规划中的4个问题。

首先，以“达到目标需要做什么”的思维方式实现从顶层战略到具体任务的逐层分解。以往有关军队外语能力的研究，大都采取的是“达到目标需要有什么”的思维方式。这样的论证方式容易忽略目标实现过程中的非语言环节，导致方案与现实情况相脱节。采用“达到目标需要做什么”的思维方式，有利于确保整个分析过程始终以“目标”为驱动，并将“目标”逐层落实到具体可行的任务方案上。同时，更有利于分析者从整体上把握目标实现的全部步骤过程和限制条件，避免孤立地看待语言能力建设问题。

其次，由“基于威胁”向“基于能力”转变，以提高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威胁的能力。“基于威胁”的方法通常是以某些明确的威胁作为出发点。“基于能力”的方法则强调威胁的不确定性，并将应对不确定性作为能力发展规划的重要目标。以制定“关键语言列表”为例，如果采用“基于威胁”的思维方式，就是要明确现在或未来可能对军队执行多样化军事行动造成困难的语言，并在此基础上按照重要程度进行排序。而如果采用“基于能力”的思维方式，就是要考虑如何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迅速提供任何一种语言（尤其是稀缺语言）的保障能力。前一种方式注重应当具备什么，而后一种方式更加注重如何做才能解决问题。

再者，根据“军事行动（作战）概念”（concepts of operation）确定任务体系以确保建设方案符合军队实际情况。“行动（作战）概念”是指对军队所执行的各种任务、工作流程和环节等的标准化描述。在采用“达到目标需要做什么”的思维方式时，对任务的分解不能靠主观臆测，而要考虑军队组织运行的特点。“行动（作战）概念”可以提供一套在军事领域内得到公认的描述方式 (2) ，以避免在论证过程中“说外行话”或“各行其是”。例如，美军“联合作战概念体系”对各军事领域的任务、职能等均有详细描述，以确保各军兵种在兵力规划时都参考同一作战框架，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联合。

最后，通过构建“想定空间”明确外语能力建设的目标要求和评估标准。“想定”是指对现实或未来可能需要采取军事行动的场景的设想。“想定”通常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威胁，例如“解救某国被绑架的中国人质”。通过“想定”，可以将宏观的战略目标落实到具体情境中，也可以将抽象的行动概念转换为具体案例，使得分析和评估过程有一个抓手。“基于能力的规划”不仅注重“想定”的运用，更强调从“想定”集合中抽象归纳出包含多个维度的“想定空间”。这些维度可以成为界定目标要求和评估标准的基本依据。由于“想定空间”是在具体案例上的抽象，因此也构成了规划过程从“基于威胁”向“基于能力”转变的关键一环。

04

构建军队外语能力的尝试

下面我们按照“基于能力的规划”流程，通过举例的方式演示说明军队外语能力的规划过程。必须说明的是，能力规划是一个需要上级部门统筹、诸多部门协调、专业人员参与的复杂过程（Caudle, 2005）。作为探索性研究，本研究的目的只在于说明演示，备份论证环节可能还欠缺专业性和全面性。

(1）根据国家战略需求确定军队使命任务

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军执行涉外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是维护海外利益、促进地区稳定和承担大国责任。根据以上使命，军队可能执行的军事行动样式有：海洋维权、紧急撤侨、保交护航、国际反恐、国际维和、区域维稳、国际军事援助、国际救援、国际联合军演等。

(2）设想现实和未来军队可能执行的军事行动场景

根据第一步的分析结果，可以设想以下可能涉及外语能力运用的军事行动场景：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想定列表并不意味着相关事件一定会发生，只是用来帮助分析者尽可能全面地将军队有可能运用外语能力的典型场景全部纳入分析范围。在实际操作中，生成的想定集合规模要远远超过上述列表。

(3）生成想定空间

生成想定列表后，需要从中总结归纳出能够反映不同想定典型特征的维度，它们共同构成军事外语能力运用的想定空间。相比具体的场景想定，包含若干维度的想定空间更加抽象，但也更能反映出威胁的潜在性和不确定性。表2列出了本研究设想的8个想定维度。

在这8个维度构建的想定空间内，可以刻画出不同威胁的不同特征。图3用雷达图举例展示了“解救某国被不明身份绑匪绑架的中国人质”和“与多国举行例行联合军演”两个行动的差别。例如，从时间紧迫性来看，解救人质属于突发事件，通常要求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有效的外语保障服务。与此相反，一般情况下联合军演从准备到实施的周期相对较长，留给语言准备的时间也更充足。再如，从语种熟悉度来看，解救人质事件中绑匪所说的语言更有可能是不熟悉的语言或方言，而联合军演中的语言种类通常相对明确。以此类推，在其余各个维度上，不同军事行动对语言能力的要求也各不相同。如果能够将全部典型军事行动场景对外语能力的需求投射到图3中，那么便更容易判断外语能力需求的特点。

想定空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判断完成某一类军事行动所需具备的能力清单。表3列出了笔者分析得到的7个能力要求。在实际操作中，这些目标很有可能成为军队某一部门或岗位的职责任务。

(5）分解行动目标并确定任务清单

在确定行动目标之后，需要对其进行能力分解，以便于将宏观的目标落实为具体的任务细节。在此基础上，要从“达到目标需要做什么”的角度进一步分解出可以支撑各子能力目标的任务列表。如前所述，这一过程需要参考“军事行动（作战）概念”，即有关军队所承担各项任务及职能的标准化描述。参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全军军事术语管理委员会，2011）、王云雷和马永朝（2011）有关多样化军事任务的研究，笔者尝试性地列出了表3中目标b“在最短的时间内提供外语服务”的任务列表（图4）。

可见，任务列表是具有层次的，一个级别的任务需要由更基础级别的任务来完成。实际上，图4中的子任务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例如，“搜集信息”可以被分解为“搜集事件信息”和“搜集行动地域信息”等。分解行动目标和确定任务清单是“基于能力的规划”中最专业和最具挑战性的一步，需要分析者熟知任务的具体要求和军队的运行特点。

(6）明确能力评估标准

在得到任务列表之后，下一步是确定可以衡量任务、子任务顺利完成的测量指标。这一过程既需要参考表2罗列的想定空间维度，也需要结合规划参与者的实践经验。例如，从表2可以看出“时间”是军队外语能力运用中的重要因素，那么“在多长时间内可以摸清现有外语人才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就可以成为一条评价标准。再如，“可以同时沟通协调的国家数量”“可以同时提供的语种数量”等都可以成为评价能力的标准。评估标准既可以是定性的，也可以是定量的。例如，“拥有语种的数量”是定量的标准，“是否建立有跨部门协调机制”就是定性标准。每一个评价指标都可能被分解为下一级的指标集。最底层的指标越易于量化，整体的评估体系就越具有可操作性。

(7）拟定能力建设方案

在确定了行动目标、任务体系和评价指标后，就可以评估现有能力与预期能力之间的差距，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的能力解决方案。这一步同样需要各个部门领域的专家参与，以确保提出的方案能够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美军曾提出DOTMLP模型，认为能力规划过程中应综合考虑条令（doctrine）、组织（organization）、训练（training）与教育（education）、物资军备（materiel）、领导力（leadership）、人员（people）等多个维度的因素。根据该模型，可以提出很多能力解决的具体方案，例如：

同样，在实际规划过程中应调动各领域专家提出尽可能多的能力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再对方案进行组合，形成能力解决的方案包（capability package）。

(8）对能力建设方案进行评估

从决策者的角度来讲，一个好的方案包应该能够在花费较少的情况下取得最好的结果。这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评估，一是效果、二是投入。对效果的评估通常基于若干个典型情境想定 (4) ，主要采用量化的方式。例如，通过建立外语人才数据库一次性可以调用多少外语人才，这可以通过某种量化的方式表示；再如，从地方征召外语人才，一次大概可以有多大的规模。依据这些基础指标的量化结果，可以统计分析出一个方案包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典型想定的任务要求。对投入的评价也可以采用定量的方式，例如建立外语人才数据库大概需要投入多少经费、对地方外语人才进行军事培训需要多大投入等。在效果和投入都能够量化的情况下，方案包与方案包之间的优劣就可以进行比较。

(9）做出决策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决策者挑选出最理想的能力建设方案包。

05

结语

国家面临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不确定性、军队担负使命任务的多样性和外语能力运用主体的多元性，都决定了军队外语能力建设是一个涉及诸多要素和环节的复杂过程。同时，军队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组织模式和运行特点的体系。如果不采取系统化的思维模式，就很有可能导致提出的方案与军队的实际情况相脱节，或者导致潜在能力无法向现实能力顺利转化（文秋芳、苏静，2011）。美军提出的“基于能力的规划”框架对于我们系统考量军队外语能力建设的内涵和路径具有启示意义。由于涉及条令、组织、训练与教育、物资军备、领导力、人员等诸多因素，因此军队外语能力建设的目标也应是一个能力体系。在这一点上，美国国土安全部制定的目标能力列表（Target Capabilities List）可以成为重要参考。

对于我军而言，外语能力建设是一个新课题。下一步要加强研究，将外语能力服务军队战斗力生成和外语能力运用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梳理清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行动（作战）概念。只有这样，外语能力建设才有可能真正融入军队战斗力建设的诸多环节中去。

军队能力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需要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和多方参与协作。军队外语能力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

编者按

欢迎查阅知网或《中国外语》2019年第4期纸质原文。

转自：语言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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