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5月24日，在美国纽约的一个住宅门口，两个耄耋老人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双方都很激动，过了好一会儿，才相互问候，并一块走进客厅。

这两位老人，一位是民族英雄张学良，另一位是共和国开国上将、也是他的老朋友，老部下吕正操，两个人共事长达十余年，情同兄弟，久别重逢的场面，感染了在场的所有人。

尽管已经几十年没见，但是两个老人还是很亲切，在一次谈话中，张学良突然问吕正操：“你怎么跑到周恩来那边去了？”

严格意义上来说，张学良是吕正操的上级，作为东北军，他们都隶属于国民党阵营，吕正操跑到周恩来那边，当了共产党，那岂不等同于叛变？

对于张学良的询问，吕正操颇有些气愤地说：“当年你送蒋介石回南京时，我就不相信他能放你回来，你走后，东北军就乱了，我赶回部队，接受共产党的指示，趁国民党军队南撤之机，脱离53军，留在敌后打日本。”

张学良很认真地听完后，惭愧地说：“我最遗憾的是没能直接参加抗日，你带的部队坚持打日本，对我也是个慰籍啊！”

张学良在被关押期间，其实是关注着抗日战场形势的，只不过对于东北军的很多信息不是很清楚，蒋介石不允许他接触这一类的信息，吕正操告诉他：

“东北军在抗战时期，整个都很英勇的，牺牲很惨，蒋介石见哪里危险就派东北军去哪里。上海作战，蒋介石的嫡系撤退了，让东北军当后卫，渡江时淹死了很多人，很惨。蒋介石不仅不加褒奖、抚恤，还就地取消了这个部队的番号，剩下的部队都给遣散了。”

张学良听完后，有些伤感，长叹一口气说自己没能亲自率领东北军抗战，抱恨终生，然后说道：“我自个说真的，不是说笑，也不是谦虚，我对国家什么贡献也没有。”

本来是一次老友久别重逢的场面，却因为这些沉重的话题让在场的人陷入沉思，这时吕正操开口说道：“您这一生做西安事变这一件事就行了，打日本别人替您打了嘛，东北军替您打了嘛！”劝张学良不要太贬低自己，并说道：“其实你是有大功于国家的！”

一席话，让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在现在的网络上，很多人对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下令东北军“不抵抗”的行为颇有微词，从而全盘否定张学良及东北军在抗战中所作出的贡献。

从吕正操的这句话中，我们能够看到两个重点，第一是肯定了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意义；第二点是在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做了哪些贡献。

如果了解了这些，也许我们对张学良会有更加全面客观的评价。

张学良究竟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无论是从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角度来评价，他都是一位爱国将领，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在上台后，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拒绝日本人的拉拢、恐吓与威胁，选择“东北易帜”的果断行动，从而促成国民党政权完成全国形式上的统一。

因此，李敖评价说：“张学良最伟大的是他本可以做东北王，但是他热爱祖国，东北有独立的本钱却没有独立，比台湾大36倍的地方不肯独立。”

九一八事变时，由于国民党政府一贯以来的消极抗日政策，再加上张学良对日本侵略者的野心估计不足，最终做出了错误的“不抵抗”政策，当然，这不是张学良一个人的错误，而是张学良和蒋介石在面对日本威胁问题上的共识。

究其原因，还是张学良认为一旦与日本开战，不可能得到任何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援，结果只会丢掉东北的领土和损耗自己的军事实力，正如张学良晚年所说：“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

在东北沦陷后，张学良痛心疾首的，此后一直希望能够取得国民政府的支持，打回东北，然而蒋介石却在1935年9月20日，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并调东北军入陕西和甘肃剿共。

这是蒋介石为执行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一贯方式，让东北军去剿共，一方面消灭红军，另一方面也削弱东北军。

张学良此前并未与红军打过交道，他认为东北军装备精良，又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去围剿人数少、装备差、没有补给的红军，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然而几番交手后，红军的战斗力刷新了张学良的认知，经过两个多月三场战役，红军就让东北军损失了三个师的兵力，张学良有点懵，为何红军这样能打？

究其原因，除了红军战斗能力强外，当时的东北军将领一心想要打回东北，并不热衷打内战。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及华北形势的急剧变化，东北军在蒋介石反动政府不抵抗的命令下，不得不背井离乡，卷入内战的事实。

并说明，日本帝国主义才是东北军的真正敌人，蒋介石不要东北军抗日，却要东北军打红军，是企图消灭和削弱东北军，只有抗日反蒋才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红军愿意与东北军停战并共同抗日。

这一封告东北将士书直戳东北军将领的心窝，更加让他们不愿与红军作战，而是希望与红军联合起来，一块抗日。

在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将领中，有一位叫高福源的，是东北军第67军619团团长，他看到这封告东北将士书后，十分激动，找到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李克农，主动请缨，想要回到东北军去做张学良的工作，并且表示：“只要能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我就是死了也无所谓。”

高福源回到东北军后，立刻通过王以哲向张学良开诚布公地说：“东北被日本鬼子占领了，3000万同胞当了亡国奴，现在共产党提出抗日，诚心诚意帮助我们打回老家，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东北军再继续打下去就要消灭完了！”

张学良听完后，说道：“你再到苏区去，请红军派出正式代表来具体谈一谈。”

一段时间以来的作战，让张学良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共产党能够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顽固地坚持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不仅消灭不了红军，而且只能将东北军推向灭亡。

第二天，张学良就写了亲笔信，让高福源带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

中共中央见到信后，决定派李克农前往洛川打个前站，见见张学良，等到李克农到达洛川时，张学良本来想亲自会见，但是恰好蒋介石召他去南京开会，谈判的事情就由王以哲代为执行，重要的事情等张学良从南京回来后再决定。

张学良从南京回到洛川后，又与李克农进行会谈，因为这里面涉及的问题较多，张学良对李克农也不是完全信任，于是提出，最好能在毛泽东主席或者周恩来副主席中推出一位代表来进行会谈。

这种涉及到外交谈判的事情，自然是要周恩来亲自出马的，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双方开诚布公地进行了会谈，最终达成了很多实质性的协议，但是关于联合战线的问题，双方还有诸多不同的看法。

张学良认为，既然是要建立全民族统一战线，那么最应该拉拢的人应该是蒋介石，周恩来却冷静地分析，如果能够把蒋介石争取过来一块抗战自然是对抗战有好处的，但是蒋介石是一个十分固执的人，想让他和共产党联合起来，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张学良说道：“你们在外边逼，我们在里边劝，争取蒋介石联共抗日就一定能成功。”

双方交换了一些看法后，最终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的联合问题，1936年9月，中共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确定了一致抗日，互不侵犯，互相帮助等事宜。

在张学良。杨虎城等爱国将领与中共中央携手抗日的西北大联合局面初步形成后，张学良、杨虎城同蒋介石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尤其是在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便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军悉数调往西北，局势开始向不利的方向发展。

1936年8月29日，在西安的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东北大学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黎等人，张学良得知后，立刻下令卫队包围和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声称为“逆部”所为，电请蒋介石亲往镇压。

由于局势还不是很明朗，张学良与王以哲等东北军将领商议，做两手准备，如果蒋介石同意抗日，则联共北上抗日：如果蒋介石不同意抗日而坚决让东北军“剿共”，则实行“兵谏”，逼蒋抗日。

10月22日，蒋介石为督促张学良进剿红军，亲自从南京飞抵西安，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遭到蒋介石的拒绝，两个人为此大吵一架，谈话颇为不愉快。

蒋介石见调不动张学良，便到洛阳龙门远程指挥，下令让中央军迅速向西北集结，然后取代东北军。

10月29日，恰逢蒋介石的生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并在寿宴上当着国民党政要的面再次提出联共抗日的主张，蒋介石脸色一变，当即拒绝，并强令其剿共，否则将他的部队调走。

11月27日，张学良再次上书蒋介石，主动请缨抗战，又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12月2日，抗日救国会“七君子”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张学良再飞洛阳，要求释放他们，又遭到蒋介石的拒绝，这时张学良向蒋介石坦承，称自己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介石亲自前往训话，蒋介石于是同意到西安。

两天后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驻华清池，蒋介石到西安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张、杨趁机再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合作抗日，毫无意外，再次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再遭蒋拒绝。

12月10日，张学良再次去见蒋介石，此时蒋介石正在召开军事会议，并在会上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936年12月12日宣布动员令。

在动员的前一天晚上，蒋介石邀请张学良、杨虎城以及蒋介石的嫡系将领等参加晚宴，宴会期间，蒋介石宣布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很多人认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突然之间做出的决定，实际上并非如此，他在与中共达成合作后，一直在做蒋介石的工作，但是如此三番五次被拒绝后，面对日军进一步侵略华北，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节点，蒋介石却要发动一场更大的内战，这不得不使张学良、杨虎城等爱国将领下定决心，发动兵谏，逼蒋抗日。

从宴席回来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在12月12日清晨进行兵谏。

12月12日凌晨5点，东北军奉命到华清池捉拿蒋介石，蒋介石穿着睡衣从卧室窗户跳出，躲到一块大石头后，几个小时后被活捉。

在东北军捉拿蒋介石的同时，十七路军扣留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国民党军政要员，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

蒋介石被活捉后，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去劝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介石十分愤怒，直接以绝食相威胁，并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

张学良没有想到蒋介石会如此顽固，一时间不知如何时候，在与杨虎城、王以哲等人商讨后，张学良决定立刻寻求共产党的帮助。

中共中央当即派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同志亲赴西安处理事变，经过中共和多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争取，蒋介石最终答应结束内战，联共抗日。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得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破产，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

1936年12月25日，平时很少穿军装的张学良身穿一身戎装，来到吕正操等副官和卫士的住处，把大家召集起来说，他担心蒋介石的安危，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

张学良的决定让吕正操等人感到很惊讶，都劝他不要去，张学良却说：“三天内准回。”

当周恩来听说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的消息后，赶忙赶往到机场，打算劝阻，到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

果然，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将张学良扣押，成为阶下囚，东北军一时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

很多网友并不清楚张学良被囚禁后，20多万的东北军结局如何，其实吕正操后来给张学良说的那句话就交待了，“打日本别人替您打了嘛，东北军替您打了嘛！”

为了能够分化瓦解东北军，蒋介石安排一部分东北军高级将领与张学良会面，后来张学良还给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写信：“目下状况要……大力维护此东北三千万父老所寄托此一点武装，吾等必须将吾们的血及此一点武装，供献与东北父老之前。更要者大家共济和衷，仍本从来维护大局拥护领袖之宗旨，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

张学良后来又苦口婆心地对大家说，军队是国家的，东北军并不是张学良自己的，要求东北军接受安排，接受改编。

东北军后来整编为六个军，分别是49军、51军、53军、57军、67军以及一个骑兵军。

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被蒋介石调往不同的地方驻防，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是蒋介石分化瓦解东北军的策略，但是东北军的将士兵没有拒绝，而是驰骋在抗日战场上。

因为东北军不像其他部队有兵源补给，而是牺牲一个就减少一个，一个军剩下一个师的人，番号就降为一个师，剩下的人太少了，就划归到其他部队，番号就地取消。

在淞沪会战中，67军下辖的107师全军覆没，军长吴克仁杀身成仁，108师损失惨重，蒋介石于是取消67军番号，将108师的残部划归到其他部队。

除了留在国军阵营的，还有一部分将领选择起义，加入八路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直活跃在抗日战场，如吕正操、万毅、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等将领。

吕正操在1937年5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共北方局指示，率领所部东北军691团走上抗日的道路，后来张学良知道后，让张学思转告吕正操“必之（吕正操的字）这条路走对了。”

1945年8月15日，全面抗战取得胜利后，吕正操、万毅等原东北籍将领是最早接到中共中央命令挺进东北的，为中共解放东北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1955年授衔的将军中，原东北军出身的将军有25名之多，其中包括1名上将，1名中将，23名少将。

正因为张学良和东北军在西安事变后都走向了抗日战场，因此，吕正操才说张学良“你是有大功于国家的！”

在双方交谈时，张学良尤为关系祖国统一问题，他对吕正操说：“我虽然90多岁了，但是天假之年，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很愿意尽力，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愿意为中国出力。”

吕正操与张学良分手时，发出了欢迎他回国看看的邀请，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张学良未能实现回大陆的愿望，这不得不说是一桩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