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蒋介石通过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取得合法地位后协调各派力量进行统一全国的北伐，但是日本出兵山东实行武力干涉，制造了济南惨案。蒋介石极为愤慨，意识到来自日本的巨大威胁，也有“雪耻”的决心，但由于他将消灭红军及违抗其意志的叛逆军视为第一要义，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处理内外关系的具有全局性的战略国策，所以仍主张对日采取隐忍自重的妥协政策。

但是，一直觊觎中国东北权益的日本军部，特别是驻扎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活动，在1928年6月制造了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张学良于当年12月宣布“易帜”后加紧修筑“满铁平行线”，加快葫芦岛港湾建设的行动，则被日本认为关系其在中国东北的存亡，提出保卫“满蒙生命线论”的主张，在国内制造侵略中国的舆论，在东北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加剧了与中国方面的紧张关系。

1931年4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少将的主持下制定了分三步解决满蒙问题的《形势判断》，6月又制定了《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大纲》，提出以“大约一年为期，即明春以前务期周密实施之”的方针。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则组织考察东北各地的参谋旅行，制定了包括《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在内的一系列“领有满洲”的作战计划，并密谋制造事端。

1931年春夏之际，关东军以东北地区发生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为借口向朝鲜增兵两个师团，把驻朝鲜的第十九师团开到图们江沿线，同时下令在东北的日侨组织——“在乡军人会”会员迅速在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集结。在东北的日本满洲青年联盟、大雄峰会等右翼团体叫嚣日本的“满蒙生命线”受到“威胁”，煽动“武力解决论”，在各地举行抗议性的集会游行，还组团返回日本游说。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在大连通往沈阳的南满铁路柳条湖附近制造爆炸和东北军破坏铁路的现场，并立即向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发起进攻。张学良针对东北军的报告指示“绝对不抵抗”，所以东北军损失严重。团长王铁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下令还击后撤出北大营。与此同时，日军第二十九联队从沈阳的满铁附属地向城内发起进攻。地方军警也接到不准抵抗的命令。9月19日，日军进据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机关，沈阳全城沦陷。

当日军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向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发出紧急增援的电报，下令驻辽阳、公主岭、铁岭等地的日本军队向沈阳集中，并要求驻其他地区的日军攻击该地中国军队。由于各地中国军队几乎没有进行有效的抵抗，日军在9月19日便迅速占领了安东、营口、凤凰城等地，21日占领吉林省城吉林市。不出三天，东三省两个省会沦陷。

沈阳沦陷后，辽宁省政府和省军署迁至锦州，成为日本关东军进犯山海关，进而全面霸占东北的最大障碍。关东军先用飞机轰炸锦州，尽管引起国际舆论强烈反响，但日本陆军部还是决定进攻。东北军坚持到1932年1月3日，锦州终于失守。

日本军队迅速占领东北，激起了各地军民爱国情感的爆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东北各地出现了被称为抗日义勇军的军民自发的抵抗。

首先是分布在东北的原东北军部分军人，在日军的进攻面前被迫进行了抵抗。如黑龙江省防军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占山、第二旅旅长苏炳文，以及吉林省边防军的团长冯占海、第二十七旅的营长王德林、独立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黑龙江省防军参谋长谢珂等，他们的队伍后来与各地地方武装汇合起来，成为义勇军的一部分。

成为东北义勇军骨干的还有由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统合辽西各县抗日武装改编的辽宁抗日义勇军计22路军，锦州失守后，这些抗日武装由东北民众救国会负责，改名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原东北军团长唐聚五成立了辽宁民众自卫军，编成19路军。另外，在辽宁北部、南部和中部，还分别有高文彬、李纯华、耿继周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辽宁西部和东部，分别是郑桂林、原凤城公安局局长邓铁梅等领导的抗日武装东北民众自卫军。

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北平的东北籍爱国人士阎宝航、车向忱、卢广绩，以及朱庆澜等人在张学良的支持下，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辽吉黑民众后援会，派员潜入敌占区联络地方军警、士绅、联庄会、大刀会及绿林武装，组织他们成立起各种旗号的抗日义勇军，展开抗日复土斗争。由救国会委任的义勇军就有50余路。

各地的一些绿林武装，在民族危难关头也抛弃旧业，投身抗日。1931年10月，绿林武装张海天（老北风）、项青山等率部加入义勇军，纵横在辽南的盘山、海城、台安一带，三次攻入台安县城。

义勇军发展得很快，到1932年已经有30余万人。各地的义勇军尽管组织仓促、武器装备很差，但是士气旺盛。如辽南地区编成的义勇军第二军团，下辖17路军及6个独立大队，多以大刀长矛为武器。但就是这样的队伍，在1932年8月28日曾联合发起攻打沈阳的战斗，袭击了兵工厂，焚毁了机场仓库，烧毁了几架飞机，还毙伤日伪军数十人。东北民众自卫军曾夜袭凤凰城，袭击庄河、大孤山、卡巴岭、三义庙等敌人据点，队伍扩大到3000余人。

中共满洲省委在协助与领导东北义勇军的同时，从1932年起，也在东北各地领导创建了10余支开展游击战争的队伍，逐步发展为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主力。1933年9月到1935年底，东北抗日游击队陆续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共有6个军，约7000人，活动区域扩大到40多个县。1936年2月到1937年10月，东北人民革命军陆续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共建成11个军，约3万人，活动区域达到70余个县。全面抗战爆发后，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困难与险恶的环境中，转战各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东军占据沈阳、吉林以后，买通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向北部的齐齐哈尔进攻。张学良令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主持黑龙江军政。马占山则宣誓将“效命疆场”，“保守我省疆土”。1931年11月初，日军组成以滨本喜三郎大佐为指挥的嫩江支队，在张海鹏军队配合下进攻驻守嫩江铁路桥的中国军队。中国守军在马占山率领下进行了顽强抵抗，在江桥保卫战后，中国军队于11月18日凌晨撤往齐齐哈尔省城，19日省政府撤出省城转移到克山，江桥抗战结束。

江桥抗战作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爱国军民第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民族自卫战，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台湾进步人士组成的台湾遗民会发表《敬告全国同胞书》，指出“马占山将军孤旅抗战，屡挫凶锋，屹立塞外，至今不屈，是吾军并非不可战”。[10]全国各机关、团体、人民群众和古巴、苏门答腊、印度、巴拿马、新加坡及南美各地的华侨踊跃捐款，支援马占山的抗日义举。上海生产“马占山”牌香烟成为畅销品。英国《每日邮报》和上海美国人办的《密勒氏评论报》派出记者到东北采访马占山，美国《世界新闻》、《纽约晚报》，英国《先驱报》、《泰晤士报》，苏联《真理报》、《消息报》，法国《法文日报》，德国《江户报》等都报道马占山的抗日消息，扩大了江桥抗战的影响，使马占山成为世界级的知名人物。

关东军占领齐齐哈尔以后，从1932年1月开始进攻哈尔滨。以李杜为总司令、丁超为护路军总司令、王之佑为前敌总指挥的吉林自卫军发表抗日讨逆通电，他们并亲赴前线指挥抵抗作战，但由于敌人装备优良，哈尔滨外围阵地连连失守。2月5日，李杜率部撤退。哈尔滨失陷后，马占山一度向日军妥协，赴沈阳参加伪满建国会议，接受了黑龙江省省长兼军政总长等伪职。但在返回齐齐哈尔省城就任伪职40天后，马占山再上抗日战场，邀李杜、丁超反攻哈尔滨。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亲自指挥，并得到增援，中国军队内部则出现了汉奸配合日军进攻的现象，导致攻打哈尔滨战斗失利。

吉黑义勇军的抗日活动在1932年进入低潮后，由海拉尔警备司令兼第二旅旅长、哈满护路军司令苏炳文领导的抗日武装在黑龙江省西北部的海拉尔地区崛起。9月27日，苏部以两个营的兵力解决了日本国境守备队，10月1日在海拉尔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随即在富拉尔基车站与日军展开拉锯战，一度收复富拉尔基。11月中旬，苏部在日军坦克、骑兵进攻下一路撤退，与前来扎兰屯养病的马占山一同进入苏联境内。

1932年9月，关东军抽调两个师团、三个旅团4万余人，以坦克开路，飞机轰炸，对义勇军进行大规模“围剿”。义勇军因实力薄弱被日军分别击破，相继溃败。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危机之际，中国各界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东北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争拉开了中华民族局部抗战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