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后期,在国民政府的军事外交界,活跃着一位仪表堂堂、亦文亦武而又精通英语、熟谙国际礼仪的三星上将,他的名字叫商震。

商震出身平民,苦学成才。漫长90岁的人生历程,可以截然分成两段:先是当兵入伍,在军阀混战中表现突出,成为晋军阎锡山手下的一员大将;后来投入蒋介石麾下,也曾统兵10万,历任河北、河南省主席、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司令长官等重要职务,但终因不是蒋的嫡系,军权被削。不过,这样一来,却使他发挥了另一方面的特长:多次奉派出国,和英美盟军高级将领折冲樽俎,从事军事外交工作。这倒也投其所好,改变了商震下半辈子的人生道路。

商震

辛亥革命初露头角

商震,字启予,1888年出生于河北省保定,祖籍浙江绍兴。他出身于一个清贫的市民家庭,祖父曾在保定官署当过文案,俗称“绍兴师爷”。父名商百合,早年即遭仇家杀害,其母无奈,携带儿女改嫁了。

商震幼年聪慧机警,勤奋好学,且体魄健壮,深得舅父宠爱,乃送他入私塾读古书多年,打下了扎实的文字功底。

1905年,商震17岁,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速成学堂是洋务运动晚期的产物。当时西学盛行,商震开始学习英文,从此一生坚持不辍。他并在军校中秘密加入反清革命组织,结识了一批同志进行宣传活动,被学校当局发觉,一齐被开除了学籍。于是这一伙青年就结队潜赴沈阳,投入奉天清军第一标(标统朱庆澜)当兵。不久又被选入奉天讲武堂学兵营。商震所属学兵营队长彭家珍,就是后来刺杀良弼而牺牲的英雄。彭家珍在学兵队很赏识商震,保举他正式入讲武堂深造。商震在这所学校不仅学得了系统的新式军事技术,而且也进一步提高了外语和文化知识水平。

在奉天讲武堂毕业后,商震又考入测绘学堂钻研参谋业务,未毕业就遇到东北形势剧变而中断了学业。不过此时商震经过数年正规且严格的军事教育已成为讲武堂同学中的翘楚了。这时,他又结识了冯玉祥,经冯的介绍参加了当地的一个反清的秘密组织。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商震参加了滦州起义。失败后,又组织烟台民兵渡海去关东,协助蓝天蔚所部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对抗。蓝天蔚自封为“关外大都督”,商震则被推为“关外民军总司令”。后来,袁世凯策划的南北议和成功,当上了中华民国的首任大总统。袁为了安抚参加辛亥起义军人士,封官许愿,给了商震一个陆军部顾问的虚名,解散其部队,调他到北京领一份干薪过活。

商震那年才25岁,算是辛亥革命中涌现的风云人物了。

在内战中崛起

袁世凯暴病去世后,商震投身陆建章的北洋军,当上了团长。后来陆建章在争战中丧命,商震率领败兵退到山西,受到阎锡山的收编。从此在晋军中干了15年,从团长一级一级地直升到晋军第一军军长。和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并称为阎锡山的“四大金刚”。

商震虽然在阎锡山麾下多年,但他对晋军军官素质低劣、意识陈旧、嗜赌嫖娼、吸毒腐化等恶习,深为反感。尤其对阎锡山的思想封建、割地自雄以及只求部下对他忠顺,不计才能,感到不满。所以商震自达到军长高位以后,屡欲脱离阎锡山的掌握,苦无机会。而阎锡山虽然对商震历次提拔,但也知商震其心不小,难以久留,因此对他也时存戒心。最后终于削去他的军权,把他调到太原,挂名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却无实权。

商震治军严肃,特别重视军纪、军容,平日以身作则,不嗜烟酒,讲求军人仪表,所穿衣服长短合度,武装皮带经常束在腰间,虽盛暑不卸;凡着马靴必带马刺,以张威毅。他自小性喜读书,视野开阔,虽身居军营,却每日自习英语甚勤。通过大量英文书报的阅读,思想上崇尚西方文化与科学精神,和一般“土包子”的晋军将领迥然有别。

1930年,阎冯发动反蒋的中原大战失败,阎锡山逃往大连暂避。张学良坐镇华北,适逢背叛冯玉祥的石友三又和张学良闹翻,乘北京空虚,反戈北犯,张学良向南京告急。蒋介石知道商震在晋有职无权,正想借机脱离晋军,投靠国民党中央,乃用总司令名义电令商震配合中央军的进攻,出兵石家庄截击石友三后方。商震得此电报,认为机会已到,乃秘密召集心腹旧部,趁晋军群龙无首之际,迅速撤出娘子关,追击石友三尾部,挽救了张学良。张学良对他大加嘉奖并报经蒋介石批准,将三十二军扩编为3个正规师,补充其军械,一切薪饷给养完全由国库支拨。

商震戎马半生,到了这时才有了自己控制的部队和石家庄一带的地盘,从此更加秣马厉兵,力图自强。1935年6月,蒋介石接受了屈辱的《何梅协定》,依照日方的要求,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张学良部下)去职,改由商震继任。日本军部几次拉拢商震和他们合作,要他参加所谓“华北五省自治”,均被商震拒绝。以后,宋哲元支撑华北政局,以作缓冲。蒋调商震为河南省主席,让出河北地盘交宋支配;商的三十二军也调驻开封。

抗战前期,商震一度升任为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统帅过3个军在河北一带和日军交战。到1938年台儿庄战役,商震为保存自己部队的实力,不对遗逃的日军作拚力堵击,以致坐失围歼的良机。蒋介石借机削弱了他的兵权,从此他的三十二军在各次战役中就不断被分散、整编、改隶,到了1940年终于为陈诚的嫡系霍揆彰完全吞并了。1940年，商震被调往湖南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不到半年即又调任重庆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后又兼外事局局长，自此结束了长达30年的戎马生涯，转而在外交战线上为国效力。

从事军事外交工作

商震有过人的精力,具八面玲珑的处世哲学。他一生钻研英语,勤学苦练,能和外国人直接对话,态度自然,记忆力强,讲话井井有条,办事效率高。到了重庆不久又兼任了军委会外事局长,和英美方面军事人员打交道,得到他们的好评。

商震日常生活有点洋化,爱喝咖啡、白兰地、威士忌;也爱玩桥牌、台球、高尔夫球。抗战以前,在北平,三十二军的马球(polo)队,屡次和来访的外国球队比赛,驰誉中外。

蒋介石不让商震掌握兵符,却利用商震的这些特长,叫他在抗战中后期和盟军将领相周旋,倒也发挥了商震在外交方面的特长。

1941年初,日军企图南进,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岌岌可危。因此,英国首先和中国结成军事同盟。当年2月,中国组成“缅(甸)印(度)马(来西亚)军事考察团”,蒋介石派商震为团长,林蔚为副团长,赴仰光与驻缅英军司令官会谈,然后往访毛淡缅、曼德勒、密支那、腊戍等地进行了两个月的实地考察。再去印度和马来西亚,2月23日和英方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根据这一军事协定,在一年之后的滇缅战役中,中国远征军奋力救出了数千名被日军包围已陷于绝境的英军官兵,但第二○○师师长戴安澜却为此殉国,数千名中国士兵也为此壮烈牺牲。

开罗会议首席军事随员

1943年中、美、英三国在开罗举行的首脑会议，是战时中国元首参加的最高级别的盟国会议。商震作为首席军事代表同司法院院长王宠惠、空军司令周至柔、国民党中宣部长董显光等陪同宋美龄，先蒋介石一天飞赴开罗。商震能以蒋介石首席随员身份参加如此高级别的盟国首脑会议，充分说明蒋介石夫妇对他的信任和器重。

在出席开罗会议前，商震已奉蒋介石之命，与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一起，精心拟定了要求美国装备训练中国军队和要求英国协同配合反攻缅甸的提案。11月22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第一次会议，作为中方高级将领，商震同美方高级将领马歇尔将军、史迪威将军和陈纳德将军，英方高级将领蒙巴顿将军等一起就反攻缅甸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从开罗回国后，商震又根据开罗会议的决定，同史迪威制定了反攻缅甸的具体作战计划。

1944年8月，商震又奉命和顾维钧、魏道明两位大使一同出席了同盟国筹备设立联合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尽管由于苏联的反对，中国未能参加美、英、苏第一阶段会谈，而只参加了美、英、中第二阶段会谈，但商震等人还是坚持在会议的第一阶段提交了中国政府的立场文件，在会议的闲暇之时，也与美、英两国代表保持联系，并就会议要旨进行了积极沟通。在会议的第二阶段，中国代表团提出了七点补充建议，其中三点被提交给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最终全部被吸收到《联合国宪章》中。英、美代表对包括商震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的出色表现给予高度评价:“中国代表团成员巧妙地策略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出任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

1944年3月,蒋介石任命商震为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替代熊式辉。他的主要使命是参加华盛顿英美联合参谋作战会议。这一会议原限定只有英美两国军事首脑参加,以决定盟军作战的最高策略。后中国政府几次交涉,要求让中方也能参加这一会议,同年3月,始得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的同意。但会议一律使用英语,只限中国首席军事代表一人参加,不得携带翻译,以确保机密。熊式辉不谙英语,自然不堪胜任;而且熊在美国的表现,使宋子文大为不满。据宋子文从华盛顿给蒋介石的报告说,熊式辉不但不懂英语,而且老气横秋,办事颟顸,五角大楼对他很不满意。自商震出任代表团长后,情况有所变更,后来连杜鲁门总统都曾在白宫宴请过他。

同年8月,商震又奉命和顾维钧、魏道明两位大使共同出席中、美、英三国筹备设立国际和平机构的会议(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为顾维钧)。随后,这一代表团出席了在敦巴顿橡树园举行的四强(中、美、英、苏)代表会议,为战后创设联合国国际和平组织达成共识,并共同起草了组织大纲。

商震自1940年末被解除兵权,调到国民党中央从事外交工作以来,结识了许多盟国首脑和重要军事将领,频频赴国外出席历史性的国际会议,可以说是他生平最得意的时期。

出任侍从室主任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奉命去接收上海,担任战后第一任上海市长。蒋介石居然委任商震继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颇令人感到意外。因为10年来,这个位置一向是由蒋的心腹大将充任,怎么这次竟启用了晋军出身的商震呢?这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在战后欲显示他用人不拘一格的气度;另一方面是因为抗战胜利之后,军事局面已不同于往昔。蒋介石为了战后行宪当总统,决心着手整顿庞杂的军事机构,接受美国顾问团的建议,正在酝酿撤销侍从室;并进一步改组军事委员会为国防部,使之隶属于行政院。在这一段时期中,必须频繁地接待白宫来的使者和五角大楼的军方贵宾。蒋介石看中商震为人机警,善于应对,需要他进侍从室,作为蒋介石的幕僚,为他办事。所以商震虽然就任了第一处主任,但从不具体过问第一处所属各组的原有业务,而集中精力为蒋介石佐理涉外军事工作。他成为蒋介石的一名高级幕僚,参与机密,并深以为荣;而蒋对他也特别尊重、客气。

商震说的是一口纯正的北京话,但在侍从室却自称是绍兴人。因为蒋介石周围多是浙江人,特别在侍从室,大小职员不是奉化籍,就是宁波籍。商震经常面带笑容,举止温文,一般部属也就认为主任既然自称绍兴人,宁绍本一家,也都乐于认他为同乡而不见外了。

商震当了主任后即住进侍从室所在地重庆曾家岩德安里“尧庐”的一幢两层小洋楼中,既是寓所,也是办公处。在同一院子里还有第二组、第六组的办公楼和宿舍。那里的职员常常可以看到这位精神饱满、风度翩翩的新主任,黎明即起,站立在二楼的洋台上读英文,朗朗成声而不避同人笑话他;每天下午3时以后,又有一位50多岁的女教授来为他上课。据皮宗敢参谋告诉笔者,商震上课时,往往选读美国杂志上的政论文章,用英语进行讨论或辩论,历时在一个钟点以上。

那时在官邸经常为蒋介石接见赫尔利、史迪威、魏特迈等美方高级将领作翻译的是刚从华盛顿大使馆调回来的驻美武官朱世明(毕业于西点军校,时为侍从室中将高级参谋),而商震每次接见时总在座。蒋介石接见一般外宾时的翻译,武的就是皮宗敢少将(黄埔军校六期生,曾留学英国军事学校);文的则是沈昌焕秘书担任。商震则主要负责这些美国将领和军事代表团送呈蒋介石的各项文件的处理。

商震留有日本式的小胡髭。其时,中国的军服、军帽、肩章、领章等皆已经过改革,完全仿照美军式样,穿在商震微胖的身上,总是十分贴身,显得威武。他肩章的三颗梅花型上将军阶,配合军装左胸襟的四行色彩缤纷的勋标,和美国将军站在一起摄影时,令人觉得中国将军的气派毫不逊色。商震这种出众的军人仪表,恐怕也是侍从室撤销后,蒋介石依旧喜欢选用他担任总统府参军长的用意吧。

登上天安门安葬八宝山

1946年下半年,中国首任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因为在东京迷上了日伪时期活跃于上海的红歌星李香兰行为失检,为其夫人侦悉,她通过宋美龄向蒋介石告御状,经查明属实,朱被撤职调回本国。1947年初,商震奉派继任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当时中国是战胜日本的四大同盟国之一,军事代表团是代表中国政府共同占领日本的权力机构,国际地位极高。这是商震进入侍从室以来一直渴望着的一个职位,如今如愿以偿了。

商震到东京履任后,不但与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关系搞得很好,而且还和日本朝野著名人士以及日本的华侨领袖发展了种种往来。但随着国内局势的剧变,他看到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失利,经济上全面崩溃,政治日益腐败,民心丧失殆尽。到了1949年,流亡在广州的国民政府混乱一片,连驻外使馆的经费都无法按时接济,商震也一筹莫展,大大失去了一个大国军事代表团的体面。他是身经民国以来多次政局大变迁的过来人,如今又看到国民党没落下去,自己也已到了垂垂暮年,再无心卷入这场纷乱的内战旋涡里去了。1949年3月,商震辞去了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职务,定居日本,以一个华侨的身份,从事商业经营。

未几,朝鲜战争爆发,作为侵朝美军供应基地的日本,在“军需景气”的刺激下,经济迅速恢复而且发展起来。商震侨居日本,颇有资财,长袖善舞,与日美关系又多,于是也和日本的工商业者一起发达起来。台湾当局虽曾多次劝诱他回去,都被他谢绝。据闻,商震居日本,生活优裕,在海滨建有别墅,在东京、华盛顿均置有土地、房地产。张群早期到日本访问,曾下榻商震寓所,殊为华丽。

商震于1978年5月15日,以90岁高龄病逝东京,终老日本。

商震生前曾在1974、1975中国国庆期间,两次应中共中央的邀请,回大陆观光游历,并登上天安门城楼,坐上贵宾席,观看国庆节的游行队伍。同时,又受到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与宴请。商震对此极为愉快。他去世后,由其日籍夫人安田作子携带他的骨灰来北京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这当然足以说明,他在日本定居后,已转向人民中国,曾为中日友好和祖国统一作出过相当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