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世界“船王”包玉刚在阔别大 陆30年后，第一次回国，就提出：想捐款1000万美元给国家用于建酒店和办公楼，但附加了一个条件。就在无人敢接他的支票时，小平同志说：“我来接！”

1976年美国《新闻周刊》曾以包玉刚作为封面，并配上文字——King Of The Sea（“船王”）。

1949年，由于上海局势动荡，包玉刚不得已带着一家人来到香港。机缘巧合，他开始踏入航运业。

胆大心细、持续学习。他一步步从一个航运“门外汉”到世界“船王”。然而，30年来，他始终在等待一个机会，那就是——回到他阔别已久的大 陆，见到他的“三阿哥”卢绪章。

卢绪章不仅是包玉刚夫人的表亲，更是包玉刚人生的良师益友。当年，就是在三阿哥的劝说下，他才决定辞掉银行的工作去香港发展。自1963年香港匆匆一别，两人就断了联系。

直到1976年，包玉刚才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了卢绪章，令他一阵惊喜！而2年后，回国一事终于成行。

1978年10月28日，包玉刚夫妇带着几位家人陆续登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

在北京机场候机厅，他见到了卢绪章夫妇。“玉刚，你好啊！”，带着宁波乡音的呼唤，让包玉刚夫妇感动落泪，和他们相拥而泣。但兴奋没有持续多久，在北京的所见所闻震撼到了他。

晚上，他们才发现，下榻的北京饭店只剩下一间套房，还是提前安排才空出来的。

时任旅游总局局长的卢绪章，很无奈地说：“哎，目前确实是这个状况，有时外面的客人来了没地方住，只能送到天津或外地，有时甚至要睡大厅。”

但包玉刚没有抱怨，反而安慰三阿哥，让随行人员自行解决住宿问题。想到祖国过去几十年的艰辛发展，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第二天，包玉刚来到国家旅游总局找卢绪章，在过办公楼走廊时，他发现大多数办公室都是几个人挤在一起办公，开会时坐不下，还得坐到门外。

而卢绪章的办公室，只有10平方米左右，大夏天闷热难耐，很难想象这是堂堂局长的办公室。20+年未见，两人从个人聊到了国家，他还听到了更多关于旅游 行业的现实问题。

回到饭店后，从夫人黄秀英口中，他知道了卢家过去几十年来的情况。他心里慢慢萌生了一个想法。

第三天，卢绪章带着包玉刚一起去见港 澳 办主任廖 承志。廖公和包玉刚寒暄过后，先是向他表达歉意，接着又谈到了当前旅游住宿、交通条件跟不上的问题。包玉刚听进去了，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回去的路上，他对卢绪章说：“我打算给国家捐1000万美元，800万盖一个饭店，200万给你们部盖一幢办公楼。并且，我希望饭店用我父亲的名字来命名（兆龙饭店）。”

他还和卢绪章说，只要一开工，就亲 自把支票送到北京来。卢绪章接连道谢，可接下来却没了消息。

这1000万美元的支票没有人接受？到底怎么回事呢？

原来，当时旅游总局在讨论时，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捐款1000万美元可以，但以他父亲的名字命名，不合适。而当时国家几乎没有接受侨资、外资的先例。因此，这件事就迟迟没有进展。

旅游总局副局长庄炎林因此请示了邓公。出乎意料，邓公说：“为什么不可以用？对国家有用的事嘛，用他一个名字，也没有关系。别人不同意，我来替他题字！”

得到了邓公的批示，落实好选址的问题后，庄炎林就马上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包玉刚，包玉刚答应即日来京。

1981年7月3日，包玉刚、包兆龙等一行9人专程到北京来，庄炎林等人前去接机。晚上，在钓 鱼台国宾馆宴请了他们。

次日，包玉刚带着家人参加了兆龙饭店的捐赠和奠基仪式。而此次北京之行中令人难忘的一幕出现在7月6日。

这是86岁的包父（包兆龙）第 一次见到邓公，也是第 一次来京。只见邓公一见面就紧紧握住老人家的手，说：“我们早该见面了！”

会见中，邓公亲手接过包玉刚手中1000万美元的支票（用于建兆龙饭店），以及一份承诺书——承诺捐款1000万美元用于建造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邓公十分肯定包家对于国家建设的帮助与支持。

4年后，1985年9月27日，兆龙饭店开始试营业。10月下旬，包玉刚在兆龙饭店举 行盛大宴会，而邓公也破天荒地应邀出席剪彩仪式。

两人在兆龙饭店顶层别致、中式的总 统套房，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文史掌故】

除了关心旅游和教育行业外，包玉刚还以他的实际行动带动着中国造船业的发展。

他充分利用他的影响力，前后向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订购价值1亿美元的6艘船！

并且，他与六机部合资成立“国联公司”，帮忙培养航运所需的各种人才，建造我们国家自己的船舶，在较短的时间内帮助中国船舶走向世界！

1984年开始，他还带动海外侨胞共同建设宁波大学、宁波北仑港，为家乡人 民谋福祉。

包玉刚先生于1991年仙逝，享年73岁。他在国家建设上出过的力，值得我们铭记！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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