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紧接上期)

第五节 刺帝谋反

黄巾民变和凉州羌乱是体制外的人对现实不满进行的武装反抗,那么,体制内呢?仍然有人对现实不满,也想通过非正常手段来予以改变。

就在废史立牧前后,发生了两件体制内的人意图谋反之事。

第一件事是冀州刺史王芬密谋行刺灵帝,改立合肥侯。

汉中平五年(188年),冀州刺史王芬、著名党人陈蕃的儿子陈逸、擅长天文阴阳之术的术士襄楷在一起聚会,谈及时局。襄楷说道:“我夜观天象,发现了不利于宦官的征兆,这些人中的显贵要遭到灭绝。”父亲陈蕃死于宦官之手,得知宦官即将覆灭,陈逸自然非常欣喜。

王芬也仇视宦官,自告奋勇承担起诛杀宦官的组织者责任。宦官都在京城洛阳,怎么杀呢?也是无巧不成书,正好灵帝打算带着十常侍等宦官显贵到河间(今河北省河间市)故乡巡视(看来皇帝也不能免除衣锦还乡之俗啊)。王芬一方面向朝廷上书,借口境内黑山贼猖獗,需要起兵对抗,求得在境内招兵买马的权利(汉制,无朝廷许可,刺史郡守不能擅自征兵)。一方面联络许攸、周旌、华歆、陶丘洪和曹操等人前来相助,计划在灵帝巡视河间之时行刺灵帝,杀掉十常侍,改立合肥侯为帝。

灵帝丝毫没有察觉冀州有只大网等着他去钻,兴致勃勃地准备动身。临行前一天,太史来报,说北方天空从东到西充满赤气,预示着有惊天阴谋,不宜北行。灵帝取消了北行计划,派人前去探查,发现了王芬阴谋的蛛丝马迹,立即下令王芬停止招兵,回洛阳待查。王芬害怕,自杀。

一个低品秩官员敢组织军队来实施兵变,图谋刺杀皇帝,改立新君,已经可以说明灵帝的不得人心,朝政的混乱不堪。

不过此事有些喜感,起止原因都是两个望气者的话,感觉像是法师斗法,难怪也有学者怀疑此事的真实性。要不是《三国志》在卷一和卷十三都提到这件事,我也不信。还有一个遗憾之处,他们要立的合肥侯究竟是谁,不大清楚。

曹操因拒绝参与此事而免受牵连。

第二件事是原信都(今河北冀州市旧城)县令阎忠劝说左将军皇甫嵩起兵自立。

也在这年年底,王国率西凉叛军围攻陈仓(今宝鸡市陈仓区),朝廷无奈再度起用皇甫嵩为左将军,以前将军董卓为副,各率兵两万解围。这就是著名的陈仓之战。

皇甫嵩兵临陈仓安营扎寨,董卓提议立即进攻叛军,解陈仓之围。皇甫嵩断定叛军攻不下陈仓,就没有采纳,反而是采取守势,消耗叛军。

局势的发展正如皇甫嵩所料,陈仓城坚粮足,王国围城八十多天,仍无法破城。实在是打累了,就放弃围城,准备撤军。

此时董卓又提了个建议,主张穷寇莫追,任叛军撤退。皇甫嵩还是没采纳,自带本部两万兵马全线追击,令董卓殿后,取得了斩首万余人的特大胜利。

皇甫嵩两次没有采纳董卓的提议,让董卓大失颜面,尽管他的提议都是馊主意,但他却不这样想,反倒认为是皇甫嵩故意与自己作对,从此怀恨在心。这就是小人和君子的区别,小人总认为自己是对的,哪怕错了,也不会自省,都要找理由怪罪到别人头上。君子则是首先反省自己有没有错,不会因为自身错误而怪罪别人。

就在皇甫嵩与王国在陈仓相持期间,原信都县(今河北邢台西南)令阎忠前来游说皇甫嵩拥兵自立。

阎忠先从皇甫嵩功高震主的危险性说起,以韩信的遭遇提醒皇甫嵩有性命之忧,希望以此激起皇甫嵩的反叛之心。这是说客的技巧,可以忽略不计。但紧接着说的一番话则一针见血地描述出当时的社会状态。他说:“朽木不可雕,衰世难以辅佐。若要想辅佐衰败的世道,雕刻腐朽的木头,这就象往山坡上推石滚,在江河里顶风行船,岂是那么容易吗?况且如今宦官狼狈为奸,专权乱政。你在昏君之下难以久居,你有不赏之功,别人也会嫉妒诋毁你,不早点想办法图谋大事的话,你会后悔无及。”

皇甫嵩是个愚忠之人,自然不会听从阎忠的劝告。

不光是阎忠这样劝告皇甫嵩。皇甫嵩的侄子皇甫郦、长史梁衍都劝过,可惜皇甫嵩未能听从。其最终也未能挽救朝廷分崩离析四分五裂的局面,自己的老命还差点被董卓拿走。

这样的朝廷有什么可忠的呢?还不如反了吧!

汉末社会上下,体制内外,都对以灵帝为首的朝廷失去了信心,人心思变,废史立牧只是加速了皇权的衰弱和领土的分裂,导致了汉末群雄割据的格局。

第二章 夺嫡之争

第一节 灵帝驾崩

凉州之乱成为汉帝国心腹之患,为尽快平定这次叛乱,灵帝于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五月,以征西为名组建西园军,设立西园八校尉:

上军校尉---小黄门·蹇硕;

中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

下军校尉---屯骑校尉·鲍鸿;

典军校尉---议郎·曹操;

助军左校尉--赵融;

助军右校尉--冯芳;

左校尉----谏议大夫·夏牟;

右校尉----淳于琼。(八校尉人员及称谓有不同的版本)

八校尉以蹇硕为帅,大将军何进也在其下。宦官成为朝廷最高军事长官。

十月,灵帝建造长乐观,在里面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自称“无上将军”,持剑骑马检阅八校尉所属各军(明正德皇帝是学的他吗?),还自鸣得意地在讨虏校尉盖勋面前炫耀,结果被盖勋直接指斥为“黩武”,自讨没趣。

陈仓之战后,战败的王国被韩遂、马腾废黜,二人推举原信都令阎忠为帅。阎忠内心不愿,忧愤而死。凉州叛军一时群龙无首,这似乎给帝国的平叛大事带来了转机,谁知灵帝却一病不起,平叛之事只能暂时中止。

汉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四月十一日(公元5月13日),洛阳皇宫,南宫嘉德殿,病入膏肓的皇帝刘宏奄奄一息地躺在御榻上,殿内只有小黄门、上军校尉蹇硕陪侍。灵帝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对蹇硕嘱以后事,让其扶立小王子刘协继位为帝。说完后黯然去世,享年33岁。

如果根据史书记载的话,中国历朝历代的末代皇帝除了傀儡外,都不是好东西。这些皇帝的谥号也多是恶谥,哀、殇、炀、幽、灵等,人性阴暗面中所有的残暴荒淫似乎都集中在他们身上。有那么一二个还可以理解,如果无一例外的如此就有些匪夷所思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试着分析一下,完了再接着讲故事。

先确定一个前提,是河南大学王立群先生的观点,自秦始皇开创皇权专制体制以来,一直到清宣统皇帝退位,其间所有的皇帝都是暴君,区别仅仅是残暴的程度不同而已。这点很重要,千万不要被那些什么明君、仁君的赞歌唱昏了头,皇权专制体制下产生不出什么明君、仁君的。唐太宗是明君吧,杀兄、射弟、逼父。康熙是仁君吧,大起文字狱,杀起汉人来眼都不眨一下。

其一,末代皇帝,都是身处朝代衰竭期。短则几十年,长则上百年本朝历史的所有矛盾和弊端都集中在这个时期,积重难返,要靠一己之力来力挽狂澜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明崇祯皇帝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崇祯谥号烈,还不是恶谥,除了崇祯本人还不算太坏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清朝要收买汉人人心)。帝国要垮,人心已散,内贼蜂起,外寇又来,怎么办?只有严刑峻法,重税重赋,挖肉补疮来尽力维持朝廷的正常运转。因此形成恶性循环,加快了朝代的灭亡。而所有这些恶政、恶果、恶名都落在了末代皇帝身上。

其二,就是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那句话——“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新的朝代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一个最简便有效的方法就是抹黑前一个朝代。

这在中国古代史中屡见不鲜。中国古代的朝代更替,多数是武装夺取政权,而不是合法继承。胜利者为了凸显自己是正义的一方,就必须把对方说成是非正义的一方,让自己武装夺权的行为变得合理合法。

而中国古代修史的一贯做法是胜利者一方政权稳固后,派本朝大臣领衔,集中已经归化本朝的文人来写。谁敢指责本朝的不是?坏人只能由前朝最后一个皇帝来当咯。就算隋炀帝和唐太宗是亲戚,父辈还同朝为臣,一个圈子里的人,尽管知道唐玄宗时仍在用着隋朝留下来的钱粮,尽管国家人口和财政收入仍然比不过隋朝,但还是要把隋炀帝说成一个大大的坏人,而且是坏透了(当然,隋炀帝不是好人,但不至于像唐朝人包括今天还有人说的那么坏)。

其三,皇帝看上去是个很风光的职业(说皇帝是个职业的话是皇帝自己说的。1931年,文绣与清逊帝溥仪上法院离婚,登记表中有“职业”一栏,溥仪思索了半天,填了个“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上至文武百官,下至黎民百姓,莫不生杀予夺,何其快哉。但是,也是一个最危险的职业,随时得提防着有人谋反,把自己从皇帝宝座上拉下来。

中国没有日本天皇万世一系的体制,也没有欧洲只能由具有王室血统的人才能当国王的规矩。中国的皇帝是随机性的,就是所谓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是由中国君权天授的理论体系所决定的。

天选择有德的人来做皇帝,“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没有其他的条件,只要有德就行。如果皇天认为你无德了,就另外辅佐一位有德的来代替你。所以人人都认为自己可以当皇帝,泥腿子陈胜就可以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历朝历代的农民民变也都是以推翻现在的皇帝,由自己取而代之为终极目标。

在中国古代没有为改革体制而兴的民变,造反都是为了当皇帝。新的朝代建立初期,皇帝大多会与民休养生息,制定许多轻赋减徭,还利于民的政策,主要是为了疗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生产,促进人口增长。再加上开国君主一般都比较开明,有威望,能够凝聚社会各阶层齐心协力开发社会生产力。这也是各个朝代的所谓盛世都出现在初期的原因。到了末代就尾大不掉积重难返了。皇帝耽于享乐,官吏忙于贪腐,土豪乐于兼并土地。官场腐败,社会黑暗,以至于民不聊生,铤而走险。历史又由此进入一次新的循环。这个时期的皇帝最难做,干啥啥不成,还得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保住自己的位置,会身不由己地自动开启亲小人远贤臣,荒淫残暴的昏君模式。

顺便说说桓灵二帝的差别。桓灵二帝一向被人相提并论,以至形成二人都是相同的昏君。特别是诸葛亮的《出师表》里说过“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出师表》被选入中学教材里,其影响非常广泛,更加深了桓灵一体的认识。

其实,二人是有差别的。再次声明,集权体制下的皇帝都不是好东西,这里并不是为桓帝翻案,只是为了正确认识历史人物。

政治上,桓帝比灵帝成熟。

桓帝与宦官厕所密谋,发动宫廷政变,消除了外戚梁氏势力,自然会重用宦官,所谓一日五侯,就是桓帝所为。但他知道掌握宦官与文官集团的平衡,在宦官势力过大时会予以压制。桓帝有所谓的“三断大狱”,一是诛灭梁冀;二是废免邓氏;三是禁锢党人。第一不用说了,第二、第三就是在宦官与党人之间寻找和建立平衡。在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废免邓皇后的过程中,曾经如日中天的“五侯”及其继承人全部由县侯降为乡侯,终结了与这批宦官的六年蜜月期。桓帝时的党锢时间也不到一年就结束了。李膺杀张让弟弟张朔,济北相腾延杀侯览、段珪宾客数十人,桓帝都没听从宦官的诬告处理李、腾二人,反而升了二人的官。

同时桓帝在用人上也比较灵活,在朝廷中枢里不再以郭、马、袁、杨为主(前二者是开国元勋及外戚的后代,后二者就是两家著名的四世三公豪门子弟),西北边陲将领也不以邓、马、耿、窦等世袭将领为主,都另外从基层、民间提拔人才,著名的“凉州三明”(皇甫规、张奂与段颎)就是因此才崭露头角,成长为方面人才。

灵帝则一味地依赖纵容宦官,在评定黄巾民变时,豫州刺史王允拿到了张让门客与黄巾军联系的信简呈报给灵帝,灵帝居然训斥几句就算了。无限延长党锢时间,加剧党人与朝廷的矛盾。设置鸿都门学,截断太学生的仕进道路,引发和加深新的社会矛盾。宦官给狗戴进贤冠、穿朝服、佩绶带,摇摇摆摆上朝,灵帝起初没认出是一条狗,近前一看,居然哈哈大笑,还连声夸奖说:“好一个狗官啊!”这对满朝文武来说,是莫大的羞辱,心中的愤懑可想而知。

经济上桓帝比灵帝节俭。

桓帝也卖官,灵帝卖官还是从桓帝那学的。但二者还是有差别(卖官是商鞅变法内容之一,秦汉时都卖官。汉时武帝为征匈奴采纳桑弘羊的建议开始卖官)。

桓帝卖官始于延熹四年(公元161年)。那年是个灾年,瘟疫、水灾、地震接踵而至。还有多个地方的羌人反叛。赈灾平叛都要钱,桓帝继承的是个烂摊子,没有钱。于是,就先减官员俸录。不够,再找诸王侯借半年租(欠借的钱桓帝后来用濯龙中藏钱,就是私房钱还的)。还是不够,没办法了,就只好学汉武帝卖官。卖的官都不是重要位置,主要是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关内侯和五大夫为爵位,有位无封地。前者有少量的食邑和收取几户农户的税收,可世袭;后者仅本家得免役。其余的只是宫廷卫士之类的士兵)。这些低级别官员并没有影响朝政的能力。桓帝卖官后又以种种理由来削减这些官员的俸禄。卖官得来的钱主要就拿来赈灾平叛。

灵帝卖官则没有限制,什么等级的官都卖,甚至三公职务都卖。这些职位对朝政影响就非常大了,官员不称职,甚至能直接影响朝廷的兴衰。比如前面提到的张温、崔烈之徒。并且灵帝卖官得来的钱主要是拿来自己挥霍享受。

个人享乐上,桓帝没有灵帝那么骄奢淫逸贪婪无度。

桓帝好色,后宫妃嫔、宫女最多时达六千多人,这点和灵帝不相上下。但桓帝除了给母亲起造过宫殿外,几乎没有新建什么宫殿。桓帝时皇宫内经常失火,许多宫殿都被烧坏了。也许主要是没钱吧。因为他曾想扩建鸿池,被侍中赵典谏止。以至于灵帝继位后,看到破烂的宫殿和空空如也的国库时嘲讽桓帝不能作家居。

灵帝就太能作家居了。将加收的田亩税和卖官钱拿来翻新南宮,扩建西园。有学者算过一笔账,灵帝仅从每亩增收十文钱的加税中就获利200亿。而这200亿还不够他修建宫殿,又开始卖官。在宫中建集市,太监、宫女在其中模仿民间集市买卖,百戏杂呈。这些人趁机偷窃珍宝,运出去倒卖。还在宫中修建一千多间房,让人采来苔藓覆盖在台阶上面,引渠水绕门环流。渠水中种植着南国进献的荷花,花大如盖,高一丈有余,荷叶夜舒昼卷,一茎有四莲,名叫夜舒荷。又因其这在月亮出来后叶子才展开,月神名望舒,又叫望舒荷。灵帝与众多宫女裸游其中,嬉戏追逐,竟然还恬不知耻地亲赐花园名为裸游馆。

桓灵二帝还有哪些差异呢?灵帝死后二子夺嫡的情形及结果如何呢?下期再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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