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作者 | 郑渝川

军事史家约翰·基根在《战争史》中曾谈到，马镫可能起源于印度，但在5世纪里被中国人采用，然后经由草原游牧民族采用，之后传入欧洲。这一装备在军事史上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马镫或者说马镫的雏形起源于印度。公元前4世纪至前2世纪，印度人发明和使用了马镫。但这一装备其实是被古印度的贵族用来表明身份，其实用价值很低。马镫进入中国后，正好迎来了冶金技术的快速发展——三国魏晋时期，大量铁矿开采，鼓风技术被应用到铸铁，这为铁制马镫的制作提供了材料和技术上的保障。而南北朝时期频繁的征战，则成为马镫技术最好的应用场景。

公元5-7世纪，柔然人、匈奴人、鲜卑人纵横亚欧平原，这使得马镫也开始自东向西传入欧洲。匈牙利阿瓦尔人是柔然人的后代，所以很多人推断柔然人将马镫带入了欧洲。这加剧了欧洲各地的征战烈度，重装骑兵自此兴起，而过去标榜欧洲贵族身份的战车被启用，战争的灵活性、规模化、杀伤力大大增加。

艺术文化史学者、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江苏师范大学教授潘天波在其所著的《匠心致远：影响全球文明的中华工匠技术》一书中谈到，欧洲社会因而出现专门的骑士阶层，而骑士-贵族与庄园制度相融合，为欧洲封建制度的诞生打下基础。这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了欧洲四分五裂的时间，也刺激了大大小小的城邦、领主领地之间为获得军事优势而驱动军事和技术创新——后来在城邦、领主领地基础上诞生的欧洲民族国家，延续了这样的好战惯性，以及对冒险探索的热衷。

中世纪后期，同样舶自中国的另一项技术火药传入欧洲。这在更大程度上带来了军事变革，“给人类的时空文明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和影响”。

如《匠心致远：影响全球文明的中华工匠技术》书中所说，秦始皇等中国皇帝热衷于通过炼丹来获得延续生命的丹药，却意外地促成了火药的发生。从魏伯阳（东汉）到葛洪（东晋），再到孙思邈（唐代），他们都兼有炼丹家的身份。最终在唐代让制造火药的技术得以成型。

火药被发明后，最先是被用来制作鞭炮或烟花。就像是王安石在《元日》一诗中所写道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南宋时期的临安城，西湖边经常以燃放焰火来表达节庆庆祝。

中国宋代也开始了火器武器的研发，这相当程度上填补了北宋军队在与辽军、西夏军队作战时野战能力所暴露出的不足。元代、明代，中国火器武器不断迭代革新。

蒙古帝国的兴起，让火药武器迅速出现在欧洲人面前。1238年，蒙古军队用铁火炮攻占了莫斯科；1241年，蒙古军队采用火器击溃波兰的重装骑兵。

欧洲本土其实在此之前也曾研发出用于海战的“希腊火”（以硝酸钾为主要成分的硝石）；1261年，英国人培根也摸索出火药配方。在借鉴了蒙古军队的火炮、手持火器武器后，并大量引进阿拉伯工匠，欧洲大陆上的征战，比如英法之间的战争就开始变为火器对决。1453年，奥斯曼帝国以大炮和火枪攻陷君士坦丁堡，让拜占庭帝国成为了历史。

明朝末年，葡萄牙人、荷兰人已经可以反过来将“佛朗机炮”（葡萄牙制）、“红夷大炮”（荷兰制）传回中国。这意味着，欧洲在火器武器的研发应用上已经反超了当时的中国。在此之后的200多年里，欧洲大陆上的国家战争以及欧洲殖民者与拉美、东南亚殖民地民众之间的战事不断，进一步刺激了火器武器研发；而清廷一统全国后，曾长期处于和平环境，并没有面临突出的边疆和沿海军事威胁，从而让中国的火器武器研发停留在原有水平。至19世纪上半叶，清朝中国与欧洲在武器发展水平上已经出现了惊人的差距。

《匠心致远：影响全球文明的中华工匠技术》书中对此反思指出，造成中国近代武器装备落后的更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古代技术发展进程中，存在技术哲学被经院体系笼罩的特征。具体来说，技术应用由工匠完成，缺乏知识分子的充分参与，使得技术发展的理论性与科学学朝向明显不足，尤其是明清两代，技术与哲学脱离的现象表现得尤其突出。

毫无疑问，中国的马镫和火器技术对于全球文明带来的意义是多元的。首先，这加剧了1000多年里欧洲各地的军事冲突，刺激了欧洲本土的军事创新，也使得欧洲大陆不能形成统一的封建王权。并且强化了近代欧洲军事优势，使得其他大洲被动地卷入到全球化进程。第二，压缩了战争的时间和成本。尤其是火药的使用，带来了更大的伤亡，也使得战争的成本消耗急剧增长，从而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战争发起的频率，推动了国际体系的发展。第三，为近代科学发展扫清了道路。

《匠心致远：影响全球文明的中华工匠技术》这本书向读者引介了影响全球的十大中华工匠技术，包括扇子、磨子、罗盘、鼓风炉、耕犁、轮子、马镫、火器、烟具和漆器等技术，深入探讨了这些技术在中国国内的演进、创新和应用过程，以及传入国外尤其是欧洲所带来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