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王仪是好教师，却被红卫兵纠成“走资派”，戴高帽，被毒打…|王仪|老师|走资派|造反派

我的语文老师王仪

冯正荣

2021年7月，我在《雪域老兵吧》发表了一篇题目叫《当了五天“八路军”》的文章，文章中有一小段提到了我的语文老师王仪，引起了许多同学对王仪老师的追忆。

王仪老师是我的恩师。他一生坎坷，但他终于党的教育事业毫不动摇；他工作上多次受挫，但他始终为人师表无怨无悔；他一生对自己的学生用语音播种，用粉笔耕耘，用汗水浇灌，用心血教书育人；他的学生遍布祖国大地，工作在各行各业，他的教学岗位却一生没变。他是辛勤的园丁浇灌幼苗茁壮成长，他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育学生品学兼优，他不愧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不愧是一位人民的好教师。

这篇文章就分上中下三篇写写我的语文老师王仪吧！

上篇:

王仪老师是我的恩师，他多次给我讲起他的身世，我对王仪老师一生的情况比较了解。

他1929年7月11日出生于甘肃省高台县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喜欢读书，三岁丧母，十三岁的时候父亲又因病去世，就在这种多重打击下仍没有放弃学业。他的大哥看到弟弟是块读书的“料”，省吃俭用供他读书。小学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考上了甘肃省国立肃州师范学校。这个学校是公费，吃饭不掏钱，还给每个学生发了一套校服。他在肃州师范学校寒窗苦读四年，1948年毕业，被安排到高台县西关小学当老师。

1949年高台县解放，他作为进步青年，带领宣传队下乡宣传减租减息，开展反霸斗争，人民政府看到他政治表现好，保送他到西北师范学院深造。在西北师范学院读书期间，他不但学到了当人民教师的专业知识，还受到了新中国进步思想的熏陶。毕业后分配到了甘肃省酒泉中学担任语文老师，这是酒泉地区最好的中学，教学期间，他连年被评为优秀教师。

1958年，随着国家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酒泉市政府决定在刚成立的总寨公社（当时的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镇，现在是总寨镇）建立一所农村中学，他作为优秀教师，不到30岁就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总寨中学校长。学校刚成立困难重重。他带领师生开荒种地、开办学校工厂，用勤工俭学的办法保证了教学运转。他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把总寨中学一个一穷二白的农村学校办成了知名中学。

王校长在总寨一带赫赫有名，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人。他还是总寨学区（总寨公社的所有中小学）的负责人，经常到各村小学检查指导教学工作。

1965年，我在总寨公社涌泉大队（现在的清泉村）小学读三年级。那一年全县的小学进行统考。我们三年级考语文和算术（现在叫数学）。

考试那天，老师当场打开密封的试卷，我这个农村小学的学生，第一次看到印刷的试卷。我按照老师的要求，计算要准确无误，字要写得工工整整，卷面要整整齐齐，看图说话要一个方格一个字，标点符号占一格。

那时候的小学课程和现在相比要简单许多。那天我感觉考得很轻松，按时交了卷。语文考卷字写得方方正正，排列整齐。算术考卷除了卷面整齐，我特别注意了计算的准确。加法用减法验算、乘法用除法验算，保证了计算准确。我的统考结果是语文99分（看图说话扣1分），算术100分。

统考刚结束，王仪校长以学区负责人的身份到涌泉小学检查统考情况。他看了我的试卷说，这个学生考得好。语文看图说话没有错别字，故事写得也完整，扣的1分可以加上去，语文也应该得100分。于是，我的语文试卷上老师用红笔写的99分改成了99+1=100分。

那天学校老师通知我说，王校长要见你。我那时候是小孩，“初生牛犊不怕虎”，没有害怕的感觉。走进老师办公室，见到了王校长。这是我出生以来，面对面见到的最大的“官”。

王校长中等身材，胖胖的方盘脸，浓黑的眉毛下，一对大眼睛炯炯有神，说话面带笑容，笑起来脸上还有两个“小酒窝”，有略为明显的重下巴，显得和蔼可亲。他对我说，你考试考得很好，语文算术双百分，我要把你的试卷带回总寨中学。你今后一定要好好学习。

王校长的话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后来，我上了总寨中学。有一天，化学老师祁铭给我拿了一把钥匙，让我到学校阅览室找一种化学试剂。我打开阅览室一看，到处都是灰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停课闹革命，阅览室几年没开了。阅览室的墙上有一个“学习园地”，里面还贴着我三年级统考时的两份试卷。

想起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条件确实很差。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涌泉大队的小学刚建立不久，只有一间教室，学校只有几个二年级的学生，我们一年级的学生也只有十几个。老师是我的三叔冯连儒。两个年级一个老师，上课时，老师给二年级的讲课，一年级自习；给一年级讲课，二年级自习。考试没有正式卷子，给学生每人发一张白纸，老师把考试题写在黑板上，同学们抄在纸上答题。教室的黑板不是木头做的，是在墙上抹了一层水泥，用锅底灰涂成了黑色。由于农村生活困难，学生一个学期只有一个作业本，不能多写字。学生的书包里都有一个1号废电池里敲出来的碳棒，老师布置作业后，学生就到教室外面的土质操场上用碳棒完成作业，老师检查写在地上的作业。待老师检查完作业，我们就用扫把扫掉下次再写。

在当时的农村里，我们的同龄人大多数是不上学的。我的父母都是不识字的农民，但他们知道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的道理，他们起早贪黑地在生产队干活，让我到学校读书，我也知道学习的重要性，学习很用功，是老师喜欢的好学生。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学出现了造反派，教学秩序开始混乱，小学的教学也不正常了。

1967年，总寨中学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揪出了“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王仪”，学校停课闹革命，教学秩序完全混乱了。

红卫兵要求王仪写检查，承认他是国民党员。王仪老师是个正派人，他只承认在当校长的十年时间里，工作上有失误，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加入过国民党。红卫兵揪住不放，开展了夺权斗争，在没有任何文件和手续的情况下，罢免了王老师的校长职务。把他押送到总寨公社单闸大队接受劳动改造。把他安排住在生产队的饲养场，白天由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晚上写检讨。吃饭问题按照造反派的安排，轮流到各户人家吃剩饭。

后来，王老师回忆说，他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的那段时间，社员群众并没有把他当坏人看待。造反派没有来的时候，大家都称呼他王校长，到社员家吃饭也没有另眼看待。晚上负责看守他的社员有时候还给他带馒头吃。

1968年的端午节，也是总寨街上的赶集日。那天，总寨公社革命委员会通知各大队（那时候的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把“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押到总寨街上游街。

现在的总寨镇当时叫总寨公社，街道沿兰（兰州）新（新疆）公路而建，公路两边有公社机关、学校、医院、供销社（商店）、邮电所、粮站等等，所有建筑离公路有一百米左右，形成了一条宽阔的街道，街上还有一个戏台，可以演戏，也可以开群众大会。

那天，各个大队的男女老少络绎不绝地来到了总寨街上，多数人都是来看热闹的，我这个小学生也跟着大人来看热闹。那天街上的人特别多，可以说人山人海。“四类分子”陆陆续续被押到了街上，这些“四类分子”脖子都挂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XX分子XXX”，在姓名上还用红笔打了个X。“四类分子”在戏台下面站成了一排。

忽然，一阵“打倒走资派王仪”、“打倒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王仪”的口号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我也随着人流挤到了总寨中学大门口。只见一帮戴红卫兵袖章的中学生押着王老师往校门口走。和我三年前见到的王校长相比消瘦了许多，他头上戴着一个用白纸糊的“高帽子”，这个“高帽子”接近两米高，上面用黑色毛笔竖写着两排标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王仪”、“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王仪”，在王仪的姓名上还用红笔打了个X。这些造反派还用墨汁把王老师的手染黑，意思是国民党的“黑爪牙”。

这些造反派曾经都是王老师的学生，他们这种惨无人道的做法，王老师只能忍受，只要有丝毫反抗，遭受的将是一顿毒打。

红卫兵押着王老师到了校门口，由于“高帽子”太高，被三米高的校门挡住了，出不了学校大门。红卫兵扶着“高帽子”，强制王老师爬出了校门……

红卫兵押着王老师和“四类分子”一起在街上游街，带“高帽子”的只有王老师一人。忽然有几个不明真相的年轻人冲上前去，对王老师拳打脚踢，王老师当场就昏了过去。当时，我在现场。我年纪太小，不懂什么是政治，但我知道国民党是很坏的，像王老师这种德高望重的好校长，怎么看也不像坏人。我真想冲上去保护王老师，我年纪太小了，没敢行动。

那次王老师被打伤，在床上睡了几个月。他躺在床上给当时主持甘肃省工作的李书茂写信反映情况，信又转回了总寨公社，还是不了了之。

这是王老师一生中受到的最大委屈。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王老师每当提起这事，都是流着委屈的眼泪……

（注：本文已经王仪老师的子女审阅。王振海提供了有关资料）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