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骏

我是教育工作者，也做点哲学研究；让我谈科学观，我想从教育和哲学的角度来谈谈。在我看来，科学的最重要意义之一是它的教育意义；科学的教育意义的核心，是让人学会讲道理。
教育是教人“做事”和“做人”，而科学与“做事”和“做人”都有关系。
科学教人“做事”，因为科学的认识成果（如“所有物质a都有属性x”），会告诉我们怎么去做一些事情（如“如果要有属性x，就去使用物质a”）；科学的认识方法（如“假说-演绎法”），会告诉我们怎么解决问题（如面对一个理论问题或实践问题，尝试提出一个答案或方案，并进行逻辑论证、经验检验和同伴争辩）。科学这种教人“做事”的功能，是科学的“工具价值”；科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被用作实现某个目的的工具。当然，许多人认为，我之所以要学习物理学的知识，其实并不是要去做工程师或操作员，而只是为了通过物理学考试，而通过考试又是为了升学或谋职。科学知识的这种功能，大概也能算作是科学在某种特定社会情境中的工具价值，尽管这种意义上的“工具价值”，很容易被科学以外的别的东西所取代。
但科学也教人“做人”。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从心智不那么成熟而变得心智比较成熟；在现代社会，是否接受过科学教育，是衡量一个人心智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科学知识是“成熟人格”的内在要素；科学不仅有工具价值，而且有内在价值。具体来说，科学不仅使人从“无知”到“有知”，而且使人从“不讲道理”到“讲道理”。一个人是否有知识、尤其是否讲道理，不仅决定了一个人能做什么样的事情（比方说会不会开车），而且决定了一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比如开车是不是守规则）。“做事”和“做人”当然是不可分开的；但如果一定要分的话，教人“做人”恐怕要比教人“做事”更加重要。
“讲道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会讲理，二是愿讲理。孩子的“不讲理”往往是不会讲理；成人的“不讲理”，也可能是不会讲理，更可能是不愿讲理。因此，我们在教育过程中，有必要向学生呈现科学家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的整个过程，科学家共同体从发现旧理论之漏洞到接受新理论为正统的整个过程。这样的过程不仅要让学生有了解（学习科学原理和科学历史），而且要让学生有体会（参与科学思考和科研实验）。通过这样的过程，学生不仅学习科学知识，而且学习科学方法；不仅知道科学方法是什么，而且知道科学方法怎么用。尤其重要的是，通过科学教育让学生把讲道理不仅看做是正常而非别扭的事情，而且看做是一件不仅尊重别人、而且尊重自己的事情。经过好的科学教育的人们，会以讲道理为乐、以讲道理为荣。说一个人“有教养”，很大程度上就是说这个人是以讲道理为荣，以不讲道理为耻的。
科学研究中的“讲道理”与日常生活中的“讲道理”，当然有很大不同。科学研究中的“讲道理”往往是在讨论班、实验室和书刊论坛上进行，往往是用术语、数字以及更多的人工语言进行的，往往是与参与者们的吃穿住行、喜怒哀乐没有直接关系的。但就其实质而论，科学说理和日常说理并无根本区别。去年我在参加一次有关科学外交的讨论会时讲了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或许可以用来说明我上面这个观点。
我讲的第一个故事来自我小学时的语文课本，说的是两个将军去买盾牌，一个将军说这个盾牌是金的，另一个将军说是银的，但那个卖盾牌的工匠却说，你们两个都错了，这个盾牌一面是金的，一面是银的。这个叫做“金银盾”的故事是连小学二年级学生也听得懂的生活哲理，但在专业的科学领域也很容易找到类似例子：如商品的两重性（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行星运动的两重性（自转和公转），基本粒子的两重性（波和粒子），等等。
我讲的第二个故事是科学史上的佳话。1915年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时，根据这个理论做了一个经验预测，这个预测在4年后由一位叫爱丁堡的科学家通过一次天文观察而得到了确认。爱因斯坦是德国人，爱丁堡是英国人，但英国和德国是那时刚结束不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国。即使世界大战也没有妨碍交战国科学家之间的合作，这个事实生动地说明“科学无国界”；而“科学无国界”这个科学史上的道理，与“有理走遍天下”这个日常生活中的道理，其实是同一个意思。
科学中的“讲道理”和生活中的“讲道理”不仅是相通的，而且是互补的。科学研究事实问题，而不研究价值问题。科学家研究原子能是怎么回事，但不研究是应该用原子能来发电，还是应该用它来杀人。但对于正常的普通人来说，“杀人”当然是最不讲道理的事情。然而，科学说理和日常说理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比方说，要知道多大程度的核辐射对人的影响是可以被接受的，普通人就必须请教科学家才行。
英国作家查尔斯·兰姆写过一则寓言，题为“论烤猪”，我想借用那个寓言来进一步做说明。我们通常用烤箱烹制烤猪肉，但万一猪棚失火，也可能在火灾现场找到香喷喷的烤猪肉。哪怕猪棚失火现场的烤猪肉比烤箱烹制的烤猪肉更好吃，日常生活的“讲道理”也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只有烤箱烹制的烤猪肉才适合日常食用。“只有烤箱烹制的烤猪肉才适合日常食用”是一个价值判断，而不是事实判断，就此而言它不属于科学范畴。然而，虽然“哪种烤猪肉更适合日常食用”这个问题本身不是科学问题，科学却可以通过对烤箱烹制烤猪肉的成本与猪棚失火造成烤猪肉的成本做精确计算和比较，也就是通过“科学说理”，让那个基于“日常说理”或健全常识而做出的价值判断（“只有烤箱烹制的烤猪肉才适合日常食用”），得到更加扎实的论证、更加清晰的说明。
（作者童世骏，系上海纽约大学校长、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