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无国界病人》，作者：师永刚，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经出版社授权在网易新闻平台发布，欢迎关注，禁止随意转载。】

疼痛象一只小小的蚂蚁，它们缓慢地在我的口腔中行进。最后停留在了我右边的牙齿上。然后，它们开始快速地咬齿着牙上的神经。仿佛所有的疼痛，一般都出现在深夜，或者第二天早晨醒来。生命仿佛已发生改变。我被它叫醒了。 这种疼痛无法形容，仿佛一台抽水机在牙上抖动，它是间隔性、跳跃的。我下意识地捂住右脸。

我之前也有过牙疼，但从未如此剧烈。这已是第二次化疗后的两周了。这次的化疗剂量明显减少，我几乎没有任何副作用。血项基本正常，甚至可以正常进行游泳、散步。但这种突如其实的剧疼，让我几乎不能呼吸。在疼痛面前，人连狗都不如。我见过一个朋友疼的打滚、哭、叫，连一张纸也无法拿住。人只想着死，他事后描述 那种疼连脚尖都在抽动，仿佛在锥心。

我现在就是这种疼痛。

妻子惊呼，你的脸怎么肿了。我想说话，嘴巴已无法张开。舌头僵直。我卷曲在床上，使劲地抓住妻子的手。她的手腕被我抓出了勒痕。这种疼痛无法形容，我的全身抖动着，头痛欲裂，但浑身虚弱，冷汗沾湿了睡衣。

她显然被吓坏了。跑出去拿了一块湿毛巾，放在冰箱里冻了几分钟，让我冷敷。但这似乎并不管用。

她有点手足无措，在屋子里转了几圈，拿起电话，拔给了刘如。

刘如姐到来时，我已处于半昏迷状态。高烧接近41度。疼痛和疲劳让我象一条垂死的鱼，只有轻微的呼吸。

刘如说，可能是化疗引起的牙疼与发烧。这种情况必须马上送急诊。

村里一个病友的儿子，把我从二楼背到了车上。

MD安德森的急诊中心在主楼的侧边。妻子找来一个轮椅，刘如与她推着我，快跑进了急诊室。

口腔疼痛与发烧显然并不是急诊需要优先处理的病例。在美国的急诊中心，除了有生命危险的病人，其他的急诊病人都得按你的生命危急与否的状况排队处理。我曾在陪一位村里发烧的病友来急诊中心时，愣是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排到。在我们身后是一位被车撞坏胳膊的年轻人，血都在淌，但护士连看也不看一眼。因为前面有一位头被击伤的患者正在急救。

等候了半小时，护士过来，给我量体温。从1到10，问我疼痛等级是多少?

在美国的医院疼痛是分等级的：无痛0级；轻度疼痛。1-3级是指有疼痛但可忍受，生活正常，睡眠无干扰。4-6级是中度疼痛，一般此时疼痛明显，不能忍受，要求服用镇痛药物，睡眠受干扰；重度疼痛一般是7-10级，疼痛剧烈，不能忍受，需用镇痛药物，睡眠受严重干扰，可伴自主神经紊乱或被动体位。

我用手比了一个7的手势。

护士要给我量体重，我没有任何力气，只有微弱的意识支撑着我。有一刻，我觉得自己可以走到那个量体重的地称上，当我向前迈动步子时，眼前一花，直接向地上倒去。

黑人护士眼急手快，一把抓住了我。

她找来一个手术床，将我放上去，推进了诊室。然后拿出一支吗啡，打了进去，我几乎瞬间昏睡过去了。

醒来时，已是下午了。刘如姐与妻子守在床前。

蔡说，你睡了差不多有三个小时。可把我们吓坏了。我想知道结果，试着张开嘴，只有恩恩啊啊的声音出来。刘如姐看懂了我的意思。她叫来了医生。这是一位姓高的中国医生，沟通似乎一下子变得简单，可靠起来。

他说：“你这个是下颌感染引发的牙髓脓肿。牙脓肿的罕见并发症可能造成致命的心绞痛。我们给你静脉注射了头孢吡肟和万古霉素。你同时伴有中性粒细胞减少，伴低钠血症脱水，以及挺严重的贫血。但详细的结果有几项还没有出来。你现在的情况已经有所好转，高烧已经压下去。今天你会被收治住院，可能还需要进行几项新的治疗，如果明天的血液检测，仍然有问题，就要给你输血。你的牙科医生，会过来查看你的情况。”

这些症状显然超出了我的经验范围。但牙疼带来的麻烦，可能才刚刚开始。

所有的症状其实都有预兆。

我右边的牙齿是在我做完第一次大剂量化疗前一周出现断裂的。当时似乎是在咬一枚核桃，那颗牙直接裂开。化疗虽然可以杀死癌细胞，但是也会损害正常的机体细胞，其中就包括口腔细胞。化疗对牙齿直接的损伤，就是容易导致牙龈脆弱。这给我带来了一点小小的麻烦，但似乎没有疼痛。兰斯医生似乎很重视，他在例行检查时，从我的口腔中发现了它。然后把我转诊到了牙科肿瘤医生那里。

兰斯医生认为，化疗期间的牙齿问题，任何症状都需要引发关注。他曾在我参加化疗前，专门问过我的牙齿问题。说如果牙齿疼痛，必须拔掉，否则放化疗都会引发各种牙的副作用。但那会儿我并没有感觉有这个必要。

MD安德森的牙科医生很专业，他们专门处理口腔癌症以及与牙科相关的肿瘤问题。做了牙X光后，医生认为我右边倒数第二颗槽牙被蛀得快到神经根了，这也是为什么它会突然被咬裂断掉的原因。

这颗断牙需要进行牙髓治疗或者拔除、龋齿和牙结石问题，都必须要进行深度清洁。但考量我当时仍在化疗过程中，医生认为在化疗中不能拔牙。但他给我开了一堆药品，教了我好几条清洁牙齿的方法。并要求我在化疗结束后，迅速处理牙的问题。他警告我：这颗牙的牙神经还在，任何感染可能都会随时唤醒它，给你带来麻烦。

比感染更严重的是拔牙期间的风险。放化疗后，口腔组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拔牙会直接造成伤口感染，经典的说法是，口腔细菌多，拔牙后伤口不能愈合，导致长期出血。造成的并发症大约占三分之一。这是个挺吓人的数字。

读到一份指南，称个别患者规定在放疗结束五年之后才可拔除。放疗区域接近口腔部位的在两年内也不能拔牙。网上有位牙医放出的一张图片，是放疗不到半年，一个病人拔牙后，造成严重转移，出血不止，形成新的肿瘤，脸几乎被切掉一半，半边脸几乎全部塌陷。非常惨烈。

拔牙的后果往往会会使单独的伤口，导致另一个更严重的事件。最终可能会由于细菌感染而在口腔中形成牙齿脓肿或脓袋。脓肿通常会引起很多疼痛，肿胀，口臭和发烧。它还可能导致败血症。

还有一个铁条，就是凡使用双林酸盐药物治疗治疗过因化疗而导致骨质疏松症的病人，绝对不能拔牙。直接的后果就是可能造成鄂骨坏死并发症，发生率为12%。

当然，目前在放化疗前，医生们原则上都会要求病人进行牙齿清洁，或者拔牙。这几乎成为一个常识。

牙科肿瘤Aponte-Wesson 医师带着助理过来检查我的牙。她很耐心，半跪在地上，拿一支小型手电照我的牙。我的口中有股难闻的恶臭。化疗以来，给我带来的一些奇怪的不舒服，使我有时候，会减少刷牙的次数，因为刷牙会使我有恶心感。我的口腔被她用一个特别的装置撑开。她分别敲打着牙床，然后看我的反应。牙齿的疼痛在注射了码啡和抗生素后，虽然减轻，但仍然极不舒服。

她说：“你的问题仍然是之前那颗断裂的28号牙齿骨折与31号牙的龋齿造成的。双侧颌下肿胀，声音改变。你的说话不清楚的问题，是肿胀带来的副作用。我不认为你目前的脓肿会带来其他深层感染。现在的抗生素治疗效果很好。我与兰斯医生沟通过了，第三次化疗结束后，我们会按排你去做根管治疗与牙齿修复。这样可能会减轻你的痛苦。”

我问她，化疗期间处理牙有无风险？

Wesson 医师说：“我们不做拔牙处理，只是进行修复，应当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第二天早晨，高医生过来查房。他说，你的发热基本解决，虽有低烧，但不影响。目前麻烦的是你的血小板计数只有30，是明显的血小板减少症，同时你还有数值8的贫血。我们将为你输注2个单位的血小板。输完血后，你今天就可以出院回家休息了。当然，你需要继续服用抗生素以及其他药物。”

这是我第二次输血，看来这个化疗虽然比之前的四药联合大剂量化疗的副作用小，但对于骨髓的造血功能抑制却一点不比之前的化疗弱。

我仍然有点低烧，能够出院，显然是刘如姐与急诊的医生讲过我的经济情况，要求出院，转至门诊。MD安德森的急诊一天需要九千至一万美元，象我这样输血、输注抗生素，紧急CT的病人，这一万块显然并不足够。去急诊对许多病人来说，都是一个恶梦。

村里有个病人黄姐，一次有点发烧，就打911，叫了个救护车，结果呼啸而来一队两辆车。美国的急救一般都会是至少两辆车，一辆是消防，再就是救护车。上来两个高大的着全套救护服的男护士，把黄姐用担架放到了救护车上，送至急诊。一个月后收到一个帐单，救护车不到五英里，收费3千刀。住一晚，吃两粒泰诺，花费了九千刀，两个合并，1万2千美元。

黄姐几乎都快哭出来了。

自此后，如果不是事关生死过不去的坎，村里的病人有个头疼发烧什么的，都会死抗一晚，天亮后去给自己的医生打电话，预约门诊，或者电话听取处理意见。

在令人窒息的收费面前，大家的忍耐力，几乎都得到了大幅提升。

但有的急诊，却非去不可。

血输完，已是下午四点了。我们抓紧办理出院。再过一个小时，就会按住院两天计算。办理出院手续的护士还算通情达理。赶在五点前放我们出院了。急诊有个特别的规定，值得一提。病人不能自己走着离开，必需要专门的护士，把我推下楼，送到车上。

刘如姐解释，如果你一个人走出来，在医院里跌倒，或者受伤，他们要负责任。

第三次化疗结束，做完PET-CT，我即预约牙科医生处理我的牙齿。这颗牙显然带给我的教训太深刻了。住院一天，花费一万多刀，还差点让我受到严重感染。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的牙科医生只给我进行了一次深度清洁。然后推荐我到一家医院外的诊所去进行治疗。Aponte-Wesson医师说：“你之前曾接受了双膦酸盐治疗，在处理你这颗断牙时的治疗选择有限。原则上这些补牙或者拔牙、包括一些基本的手术，我们都会推荐找皮特医生。他处理这些基本问题，非常擅长。MD安德森的牙科，原则上只做一些大的口腔癌手术等。你这个不算是口腔肿瘤。”

这位皮特牙科医生在网上似乎很有名气，排名很靠前。但在去拔牙前一天时，我却有点胆怯了。

我从小到大，一共经历过数次看牙的经历。我左边有个后倒牙，牙齿完全横着长，把我一口还算整齐的牙齿挤得东倒西歪，非常不堪。有年春天它突然“醒了”，疼得我全身发抖。吃了消炎药后，找到一个还算有名的三甲医院的牙医，我记得当时他让我躺下，给我打了一针所谓的“笑气”，然后来了两个实习生，与这位膀大腰圆的医生，一起在我的口腔里鼓捣了差不多30多分钟，最后我感觉是用某种钳子给拔了出来，满口是血，疼了好几天，拔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阴影。从那以后，我几乎对牙医有种本能的抗拒。

我给刘如姐打电话，请她陪我去看牙。一是我们不熟悉这个诊所的情况，二是想让她给我做翻译，如遇有什么紧急情况，她也可以帮我们分担与处理。刘如姐很多时候，几乎已成为村里病友们的最后依靠。

皮特医生的操作很熟练，只有我比较敏感，时常泛上来的恶心，会打断他的操作。我对这位老美医生的胡子与他的技术很满意。但我对他的收费并不是很开心，修复这颗牙齿，他收了我2800美元。记得国内拔一颗牙，当时收费好象只有几百人民币。

但美国牙医修复的这颗牙，似乎把破损的好运气，给我一点点地补上了。在回家的路上，刘如姐接到了兰斯医生的电话，告诉了她一个坏消息，一个好消息。村里几乎所有的病人，都把刘如的电话交给医院做为第一紧急联系人。她熟悉我们每个人的病情，同时她也可以与医生进行熟练沟通。

坏消息是pet—ct的结果显示，肺部三个可测量的肿块最大的已有将近一点八公分。这意味着这个小剂量的姑息治疗，并没有遏制住肿瘤进展。好消息是，Naing医生帮我找到了一个新的二期临床试验。是一种叫做免疫+放疗的试验。我需要从现在开始，将米托坦停掉。这个临床试验同样需要将我血清中的米托坦降至5以下。

这个试验听上去高大上的样子。只是兰斯医生所说的药物与放疗的名字，太专业了，我们拼不出来。

一周后，也就是2015年1月8号，将安排我去见Naing医生。

2014年过得真快。快得几乎来不及眨眼，甚至来不及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