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作者 | 郑渝川

本号原创首发

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伏波将军路博德率军“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横浦”，次年攻灭南越国。凯旋的汉军将大批南越国特有的热带植物带回了长安，并将之种植在皇家的扶荔宫。其中就有槟榔、棕榈、荔枝等。

根据《上林赋》、《史记》等文献的记载，我国中原地区的居民就是在公元前111年左右首次接触到槟榔。汉武帝对于这些南方奇草异木很感兴趣，所以专门建造了扶荔宫来种植热带作物。

新出版的《一嚼两千年：从药品到瘾品，槟榔在中国的流行史》一书为此点评说，这个行为类似于后来英国在伦敦皇家植物园林“邱园”建造棕榈屋的做法。不过，汉武帝所在的时代，没有玻璃温室，所以热带草木是不可能在中原地区生长存活的。

《一嚼两千年：从药品到瘾品，槟榔在中国的流行史》书中说，考古发现显示，菲律宾群岛在公元前2660年前后已经有嚼食槟榔的情况，我国台湾岛南部在公元前1500年前也有居民开始嚼食槟榔。槟榔在公元前111年前，显然已经进入岭南地区居民的食物序列。

汉武帝之后，西汉年间槟榔很少被提及。到了东汉的和帝时期（公元88-105年在位），岭南出身的学者杨孚在《异物志》中首次使用槟榔二字来命名该种植物，还详细介绍了槟榔的生长形态和嚼食方法，明确写出了 “以扶留藤古贲灰并食”，也就是槟榔、蒌叶、石灰同嚼的吃法。后来，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也引用了同样的吃法。

之所以选择这样吃槟榔，是因为扶留藤喜阴、槟榔喜阳，结合在一起有良好的效果，可以起到“下气”（降胃气，止呕吐、呃逆）、下宿食，还能“下白虫”，也就是去除蛔虫等人体寄生虫。

书中指出，东汉年间，中医药取得了长足进步，大量异域物产进入了中药的使用范围，槟榔的药性也获得了公认。汉末名医张仲景在《金匮要略·杂疗方》中就谈到了如何用槟榔入药。

《一嚼两千年：从药品到瘾品，槟榔在中国的流行史》书中援引现代药理学研究的结论指出，槟榔确实对于南方地区流行的寄生虫，如华支睾吸虫（肝吸虫）、血吸虫、蛲虫、蠕虫、蛔虫皆有麻痹或驱杀的作用。虽然，槟榔在现代被认定为一级致癌物，具有成瘾性，会引发口腔癌；但在古代，即便当时的医者意识到这方面问题，但因为人均寿命较短，且没有其他更有效驱虫药，所以吃槟榔对于古人而言是保健卫生的必要手段。

事实上，古代中原人每每进入南方地区，无论是民间的迁徙、经商、避难，还是来自朝廷的流放、任官，面临的第一挑战就是瘴疠——所谓瘴疠，其实就是传染性恶疾，其中大部分应该就是热带寄生虫病。而槟榔则成为岭南等南方部分地区居民借以抵御瘴疠的良药，槟榔在唐代就被名医侯宁赋予了“洗瘴丹”的美誉。

槟榔在印度、缅甸、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帕劳等国，都成为婚礼和待客的必备之物，而在我国三国和两晋时期，在岭南地区以及荆州（湖南湖北）、扬州（江浙皖赣）地区也有类似的风俗。

西晋完成了全国一统，但很快又陷入了内乱，大批北方居民迁居江东。这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士族子弟开始接纳岭南荆扬流行的槟榔。

《一嚼两千年：从药品到瘾品，槟榔在中国的流行史》这本书指出，以左思为代表的魏晋名士，喜欢以物喻人，重视人物品藻。槟榔树没有枝丫，一干笔直，所以被名士用来指喻没有二心、为人坦荡。有趣的是，这个寓意很快就被百姓用来指喻新婚夫妇之间在感情上的忠贞不贰。所以，后世就出现了很多槟榔歌，借以吟诵爱情专一。

《一嚼两千年：从药品到瘾品，槟榔在中国的流行史》书中还谈到，到了南朝（宋齐梁陈），江南士族普遍嚼食槟榔，各种文学作品不乏对槟榔的记载。刘穆之、庾信等名士简直是槟榔的发烧友，庾信写过一首《忽见槟榔诗》：“绿房千子熟，紫穗百花开。莫言行万里，曾经相识来。”但在陈朝被隋军灭亡以后，南方士族嚼食槟榔的习惯暂时就中断了，而是继续作为药品使用。

如书中所说，从南宋至今，文人诗词中经常出现槟榔。这显现出，槟榔嚼食习惯在云南、广西、海南、广东、福建、台湾等省份的延续。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槟榔的嚼食区域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变化，江南地区的嚼食区域出现了大幅度的萎缩，而广东、福建的嚼食区域也收缩了——而在湖南省的湘潭市延续了这方面的习惯，这显然是因为当时的湘潭借助于湘江水道贸易的发达，成为南北方、东部和西部商品集散的重要城市。当地士大夫、商人以及清军退役将官等人群，消费能力很强。而湘潭民众的槟榔嚼食习惯，以及由此发展出的产业链，还深深影响了海南省的槟榔种植。

《一嚼两千年：从药品到瘾品，槟榔在中国的流行史》书中指出，中国槟榔产业的中心转移到湖南湘潭以后，食用方法上发生了较大改变，也就是从之前偏向于鲜食转为经过熏制、耐储存的干槟榔，而且还与湖南本地的民俗文化进行了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