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建国以来，新中国在多个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每一项成就的背后必然是一个又一个国家功臣的辛勤付出。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我国外交领域的一位杰出人物——宦乡。

宦乡善于言谈，精于交际，办事干练，为人正直，被称为“中国的基辛格”。那么，这位新中国的外交悍将具体留下了哪些光荣事迹呢？他的成长经历又是如何影响了他的性格？

拼命学习 报效祖国

1910年，宦乡出生于遵义老城。宦家是一个书香世家，宦乡的祖父宦愚庸乃是清代有名的诗文家，他的父亲宦应清也曾考上贡生，在武汉海关任职。继承了父辈良好基因的宦乡，从小才思敏捷，再加上父亲有意识的培养，他在人际交往方面也进步飞快，展现出了远超同龄人的成熟，并以出色的成绩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

离开家庭港湾、进入大学里的宦乡不仅没有放纵自己，还更加自律勤奋，努力地用知识武装自己，同时广泛结识有志之士。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愤慨的宦乡有心救国，却也深知自己能力还不够，于是更加拼命地学习。第二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前往英国留学，攻读政治经济学。

身在异国他乡，宦乡仍没有一丝懈怠，拼命学习当时国际上的先进思想。回国后，他作为一名具有深厚中西学识储备的杰出青年，考入了宜昌海关。

进入宜昌海关没多久，出于抗日救国的热情，宦乡开始积极参加国民党政府第三战区的抗日宣传工作，陆续发表了许多宣传抗日和分析局势的专论。

由于办事精明干练，又学养深厚，宦乡倍受国民党青睐，成为第三战区司令部机关报《前线日报》的一名主编，后来又于1939年4月随该司令部迁至江西上饶。

司令部和《前线日报》迁至上饶后，上饶立即成为抗战时期的东南重镇，江西及邻省的军政高官、各界名流陆续朝上饶聚集。

正所谓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宦乡凭着自己深广的学识和对时局的独到见解，逐渐成为了上饶的明星人物，还得到了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的信赖。

紧接着，报社进行了人员扩编和调整，宦乡升任副社长兼总编辑。自此，他得以大展手脚，令《前线日报》焕然一新，发行量迅速由7000份增至两万余份，足足增长了三倍。

宦乡虽在国民党下属的机关报任职，但他当时其实是一名无党派人士，而且他思想进步，坚持团结抗日的主张，和民主科学的办报方针。在他的领导下，《前线日报》逐渐形成了突出军报关于对战情动态、国际问题分析“快、新、准”的特色，善于抓住有利时机反映民意、抨击时弊。

于是，《前线日报》影响力迅速增大，发行范围很快扩展到了湖南、广西，超出了原来的闽浙赣苏皖五省。

与此同时，据宦乡后人在《宦乡往事：回忆父亲的人生四季》这本书里的记载：

宦乡还主持发行了大量的前线通讯社稿件，成立了战地图书出版社，出版了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艺等书籍数十种。

加入共产党

虽然说宦乡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但任职《前线日报》之后，他开始接触中共的思想和理念，并深受影响。他利用当时的身份，做了大量有益于革命事业的工作。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大量中共将士被捕。宦乡百般努力，多方疏通，将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从上饶集中营救了出来，他还安排部分人士到报社任职，诸如副社长徐立平、新闻室主任张若达、新闻编辑部邹今托等等。

这些隐蔽在《前线日报》的共产党员，将报社作为开展革命活动的阵地，积极编排宣传抗日思想的进步文稿，同时联络进步人士营救被捕入狱的同志。

1945年9月，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终于结束，但国民党却不愿放弃一党专政的政权，想要挑起内战，彻底消灭中共。

此时的宦乡因反对内战，主张民主建国，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监视。特务们甚至还想将其除掉，但因为宦乡学识渊博、善于外交，在当时社会各界拥有不可忽视的地位，特务始终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

随后，由于担心特务们耍阴招，宦乡离开了《前线日报》，来到了上海，担任《文汇报》副主笔，继续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呼吁和平与民主。

在宦乡的促进下，《文汇报》很快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反映人民呼声的重要喉舌。这样一根插在国民党心头上的刺，自然是引起了国民党的强烈不满，没多久，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就下令要求《文汇报》停刊。

宦乡也受到了威逼利诱，国民党当局表示愿给一笔关金让其出国，但宦乡毫不犹豫地便拒绝了。

经过这一系列的战斗和思索后，宦乡逐渐看清了国民党的真实面目，并认识到美国打着各种幌子支持国共内战的坏心思。最后，他终于下定决心投身共产主义。

1948年2月，宦乡与56位各民主党派人士及在社科文艺界等方面有影响力的爱国人士，突破国民党的监视、辗转到达了解放区。不久，宦乡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第二年1月，天津解放，宦乡被选派担任《进步日报》主笔，没多久，他又前往北平参与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参与起草共同纲领，后来，他又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

中国的基辛格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底，政务院通过了设有9个司级单位的外交部领导名单，其中我们比较熟知的有外交政策委员会主任委员周恩来，副主任委员乔冠华和他的妻子、情报司司长龚澎，以及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

宦乡也从新闻界转入了外交领域，担任西欧非洲司司长。从1949年年底至1954年10月，宦乡一直都是外交部西欧非洲司首任司长。

1950年2月，荷兰前领事费渊来到外交部，宦乡接见了他。费渊代表荷兰政府表示愿意与中国建交，但他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中国要承认印度尼西亚。

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在苏联访问，宦乡便根据刘少奇的指示答复费渊：

“新中国与荷兰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不能附加任何条件，对于荷兰政府的提议不能考虑。”

这算是宦乡处理的第一项重大外交事件。后来，中荷长时间处于半建交状态。

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是瑞典。1950年6月，宦乡参加了中国和瑞典互换大使的仪式。瑞典抢在已经承认中国的英国、挪威、丹麦和芬兰之前，成为与新中国建交的第一个西方国家。这一件事，在前不久瑞典HM抵制新疆棉的事件中，多次被网友提及。

1954年4月19日，受毛主席的任命，周恩来作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率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等人出席日内瓦会议。而宦乡则作为代表团中的一名顾问，一同参加了日内瓦会议。

日内瓦会议是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会议开始后不久，周恩来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就中英关系问题进行了交谈。5月3日，宦乡与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交换了意见。此后，从1954年10月到1962年6月这八年间，宦乡一直担任着中国驻英国代办处首任常任代办一职。

如果说与瑞典和英国的建交，宦乡还不是作为一个主推者的角色，那么接下来与法国的建交，宦乡则居功至伟。

1958年12月，戴高乐当选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他一上任便采取了一系列较为强硬的内外政策，以至于当时不少国家包括中国出现了一些谴责戴高乐的声音，甚至有人称其为法西斯主义分子，说法国正在变成一个独裁的国家。

然而，宦乡却力排众议，他认为戴高乐不是法西斯分子，法国也没有变成独裁国家。他甚至预言说法国在戴高乐的领导下将改变欧洲乃至世界的格局。1962年7月起，宦乡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研究室主任，他多次向中央建议应抓住时机尽快与法国建交。

在他的大力推动之下，1964年1月27日，中国与法国发表联合公报，正式决定建立外交关系。由此，法国成为当时西方主要大国中第一个与中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也是唯一在莫斯科和北京都设有大使馆的西方大国。

紧接着就到了“十年浩劫”，宦乡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直到浩劫结束，才重新得到起用，担任了中国驻欧洲共同体兼比利时和卢森堡大使和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等职。

即便到了晚年，宦乡也孜孜不倦地关注国家大事并发表意见。1983年7月12日，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进入第二阶段，在这期间，73岁高龄的宦乡还与钱俊瑞、于光远等经济学家前往香港考察，为日后香港回归留下了重要的铺垫！

1989年2月28日，为祖国奉献一生的宦乡因患肝癌于上海辞世，时年80岁。

中国的“基辛格”

宦乡以思想敏捷、见解独到著称，他长期致力于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的研究，为共和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的“基辛格”。纵观他的一生，从留学归来，他就将毕生献给了革命事业以及为祖国的建设当中。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抗战与妥协、民主与专制两种势力的殊死搏斗，宦乡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始终站在抗战与民主的一边。他矢志不渝地强调：国民党政府要坚持团结，广开言路。

解放战争时期，他写了大量分析中国政局的文章比如《内战论》，对“内战”作了精辟的分析，一针见血地指出：从人心向背中可以看出国民党坚持打内战终将一败涂地。

新中国成立后，宦乡主张不论在什么领域研究国际问题都要“洋为中用”，在方法上要“实事求是”。他用研究世界各国发展情况的大量成果，论证中国奉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在国际形势问题方面，宦乡认为世界各国正处于“竞争—摩擦—协调，再摩擦—再协调”的时代，并明确提出了世界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著名论断。他曾经建议中共中央适当拉近与美国的距离，调整中苏关系，逐渐改变“一条线”战略。

更为可贵的是，他还预言了21世纪初的国际形势和特征。1988年，在著名刊物《世界知识》上，宦乡发表了许多精辟见解，比如：

“我仍然认为当今时代的特点是‘一个世界，两种制度，政经多极，竞争共处’，世界是一个世界，不是两个世界；但有两种制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他的言论被国际有识之士称为“中国近年有关国际格局的精辟概括”。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也不得不说宦乡实乃高瞻远瞩。

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宦乡还提出：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资本主义，学习吸收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和科学合理的管理方法，不能犯教条主义错误。

宦乡的这些思想观点无疑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较为开阔的国际视野，在中国国家话语权日益提升的今天，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