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联合时报 王长华】
在中国词史上，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堪称巅峰之作。那么，是否还另有词作，欲与苏公另比高呢？答案曰：有的！这就是苏轼之后，号称“明代三才子之首”（另两位是解缙和徐渭）的杨慎。
1994年，随着电视剧《三国演义》的热播，其主题歌《滚滚长江东逝水》，在短时间内，便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其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创下了中国电视史的新记录！在欣赏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剧情的同时，相信观众也会对《滚滚长江东逝水》中，作者所喟叹的关于天下兴亡更替、人生得失成败的哲理之思，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思考！
如果将《念奴娇·赤壁怀古》和《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做一对比，人们会发现，两首词作在歌咏对象、人生感悟和哲学思考方面，竟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再将苏轼和杨慎的人生履历、仕宦生涯、爱情故事和文学成就做一对照，人们还会发现，两人也有着极其相似之处！
人们常说，人才五百年一出！而杨慎的出生年代，确实比苏轼晚了451年！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历1037年1月8日）出生于四川眉州眉山，而杨慎于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十一月初六日（公历12月8日）出生于四川成都府新都！
蜀地何其幸矣！五百年间，竟然前后诞生了两位文坛巨星，熠熠生辉，光耀千古！
不过，相比之下，杨慎的知名程度，比苏轼的要稍微逊色一些！如果说苏轼的光辉，就像满月朗照，那么，杨慎的光芒，则就像被浮云稍稍地遮掩了一些！但只要拂去历史的浮尘，那么，杨慎这颗明珠，霎时就会放射出夺目的异彩！
这是笔者在杨慎的家乡，成都市新都区桂湖公园游览后的第一感受。
桂蕊飘香美哉乐土,湖光增色换了人间。
这是郭沫若于1963年中秋，为成都东北郊桂湖题写的联语。如今，已被镌刻成楹联，悬挂于桂湖公园的大门两边。
进入大门，两旁木柱上又是一幅气魄更大的楹联：
风月无边北望秦川八百里，江山如画古称天府第一湖。
其实，漫步公园之中，这样雄壮的楹联俯拾皆是：
胜地毓英贤一代文章千秋功业，平湖擅风月半城桂树百亩荷花。
与之相映成趣的，还有先生题写的“天府第一湖”，镌刻在一块巨石上，矗立在湖边。
成都号称“天府之国”，这还可以公认，但桂湖为什么竟敢自称“天府第一湖”呢？
心中存着疑惑，游览时自然格外留心，想寻找答案。
进了公园大门，往右一拐，就到了杨柳楼前。
杨柳楼初建于清代咸丰十年（1860年），重建于1981年。此楼卷棚屋顶，飞檐翘角，雕刻精美。凭栏远眺，但见“画舫远汀迷柳树，一池明月浸荷花”，会使人触景生情，顿起兴怀之感。因为古人有折杨柳送别的习俗，后人建楼以寄升庵、黄峨几经离别之意，故名“杨柳楼”。
至此，这个公园之所以引人入胜的历史文化名人——杨升庵、黄峨，才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出现了。
升庵造湖垂千古，桂荷吐香飘八方。
在湖边一座名为“小锦江”的屋子里，陈列着一组书法图片，书法的作者就是杨升庵。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是“有明一代，罕有其匹”的大才子，是著名的学者、文学大家和诗人。同时，杨升庵在书法艺术上也有极深的造诣。
自从杨升庵在沿湖载种桂树以来，桂花林、桂花树就成为桂湖的特色景观。桂花亭是桂花林里的主体建筑，该亭以“丛桂留人”为匾额。杨升庵《桂林一枝》中是这样描述桂花的：
宝树林中碧玉凉，秋风又送木樨黄。摘来金粟枝枝艳，插上乌云朵朵香。
秋天，院内丹桂、金桂、银桂次第开放，游人憩息亭上，每每沉醉在浓郁的馨芬之中，“丛桂留人”为桂湖八景之一。
升庵祠建于清道光十九年（1839），坐落在桂湖的东岸，是桂湖的主体建筑。
升庵祠以歇山两坡水的民居建筑形式作为祠宇主殿，并在两侧加建一组带翼的偏房，形成一座外观酷似庑殿式建筑的三合一建筑。内由升庵殿、会宗堂、澄心阁、藏舟山馆组成，祀升庵及祖、父、叔像。
祠侧有建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的观音阁，因阁内塑有创造中国文字的仓颉神像，故又称其为仓颉殿。其对面水阁，俗称地台子。
升庵先世居江西庐陵。元代末年，其六十六世祖杨世贤，因避乱迁徙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今湖北孝感市）；再避红（巾）军乱，移居四川新都。因杨世贤入赘李氏，子孙曾“冒姓”李；到其祖父杨春时，才复姓杨。其新都太始祖杨世贤至高祖父杨寿山，乃一介平民。自曾祖父杨玫起，始登仕籍，一门五世为官。自祖父杨春起，四代出六名进士、一名状元、一位首辅（宰相）,世人常以“相如赋、太白诗、东坡文、升庵科第”并称。其父杨廷和历仕宪宗、孝宗、武宗、世宗四朝，首相武宗、世宗两朝总十八年，为一代重臣，勋业文章并萃一时，有“诛大奸，决大策，扶危定倾”之功。
巴蜀古代，人才辈出。汉有司马相如、扬雄，唐有陈子昂、李白，宋有“三苏”，元有虞集，明则有杨慎。纵观杨慎一生，他能与先贤同列，可谓名副其实。
杨慎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488——1511），自出生到考取头名状元。这是他青年读书赴试直至实现封建社会读书人学业的时期。
第二阶段（1511——1524），步入仕途，授翰林修撰，为经筵讲官。这是他进入封建统治阶级后的从政时期。
第三阶段（1524——1559）因“议大礼”，获罪下狱，两受廷杖，永远充军云南，直至客死异乡。这是他仕途失败，充军云南的谪戍时期。
儒宦世家 名门望族
杨慎出生于儒宦之家。新都杨氏为名门望族，其父杨廷和的政治品格，治国齐家的言行，以及奉行儒家“仁者爱人”思想的具体实践，给升庵以极大的影响；其母黄氏是眉山学者黄明善之女，精通文翰，给升庵以良好的熏陶。升庵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成长，常年足不出户，埋头苦读，为他日后的学问打下了坚实的学识功底，年未弱冠，已显示出卓异之才。
升庵的父亲杨廷和（1459——1529），是升庵祖父杨春的长子，字介夫，号石斋，生于明英宗天顺三年（1459）九月十九日。幼聪颖，甫四岁，知声律，日记书数卷。成化十四年（1478），先其父举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检讨。为人美风姿，性沉静详审，为文简畅有法，好考究掌故、边事及法家言。正德朝，历官至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以老疾致仕，遂为首辅，特进一品。武宗崩，无子，廷和总朝政三十七日，他以遗诏尽罢一切弊政，请立武宗堂弟朱厚熜即位，仍为首相，与梁储、蒋冕同心辅政，中外大悦。时人称公：“两朝首相，有除难定策之功。”
这一个多月及其后的一段时期，杨廷和很少受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掣肘，得以施展自己的抱负，是他几十年宦海生涯中最有光辉的时期。
嘉靖三年（1524），及议世宗生父母礼仪，与帝意不合，遂乞休归，后竟削职为民。嘉靖八年（1529）六月二十一日卒，享年七十一岁，葬于新都城西祖茔留耕公墓址左。隆庆元年（1567）复职，加赠太保，追谥文忠。娶黄氏，生子慎。继喻氏，无出。侧蒋氏，生子：惇、恒、忱。女二：长嫁翰林院修撰余承勋，早卒。次嫁举人刘大昌。孙十人：志仁、居仁、同仁、其仁、守仁、有仁、斯仁、兴仁、存仁。孙女四人。
升庵的祖父杨春（1436——1515），是升庵生曾祖父杨玫之子，字元之，号留耕。生于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十月十一日。自幼苦读，入县学为诸生，家惟《周易》一部，夤夜研考，得其要领。明宪宗成化元年（1405）举于乡，益博群籍。成化十七年（1481），始擢进士第。公欲迎母就养，不得，请以疾归。夫人目久眊（mao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为之复明。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拜行人司正，以“学问该博，心地坦平”著称。弘治十年（1497），升湖广按察司佥事，专督学政。考校明审，凡所甄赏，必捷科第，人称为“公”。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以子杨廷和贵，封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学士。三年，再封资德大夫、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四年，又加封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会有微疾，致仕归家。既位端揆，训之益切。接引后进，孜孜不倦。新都自公始倡《易》学，中外诸生，踵接科第，有官至卿寺者。居乡以济物为志。正德十年（1515）正月二十二日卒，享年八十，葬新都城西祖茔。武宗闻丧，遣主事祝銮谕祭，并敕修墓碑记。娶叶氏，生子：廷和、廷谦、廷玉、廷平、廷仪、廷简、廷宣、廷宾、廷实。继王氏，生子：廷历、廷中。
升庵的曾祖父杨玫（1389——1443），是高祖杨寿山之子，号美玉，生于明太祖洪武二十年（1387），习《春秋》，善欧体书法。宣德贡生，仕至贵州永宁州吏目，为官廉平。明英宗正统八年（1443）卒于官，骸骨归葬于新都城西。以孙杨廷和贵，赠光禄大夫。娶郭氏，生子：远、政。继羊氏，无出而卒。继熊氏，生子：春、惠、哲。
升庵的高祖父杨寿山（？——1410），是新都始祖杨世贤之子，以字行。生于江西吉州府庐陵县，随其父迁新都，赘新都李氏，隐居好施，晚年复姓杨。明成祖永乐八年（1410）卒，葬新都城西一里，以曾孙杨廷和贵，赠光禄大夫。娶李氏，生子：玫。
升庵的太始祖杨世贤（？——1389），杨宗隆之子，字未详，生于江西吉州府庐陵县（今江西省吉安县）。元末，迁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今湖北孝感市）。明洪武初，始迁蜀之新都，以子杨寿山赘于李氏。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1389）卒，葬新都城西一里。娶黄氏，生子：寿山。旧谱称世贤公为四川新都始祖。
杨氏家族家学渊源，家风淳正，杨慎在23岁时就中了状元，是明代四川地区唯一的状元，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了父辈的深刻影响。
杨慎为官清廉，刚直不阿，因“议大礼”事件被流放云南，与妻子告别之时，亲笔写下家传的《四足》歌，作为对子孙的谆谆教诲。
《四足歌》内容如下：
茅屋是吾居，休想华丽的。画栋的不久栖，雕梁的有坏期。只求他能遮能避风和雨。再休想高楼大厦，但得个不漏足矣。
淡饭充吾饥，休想美味的。膏粱的不久吃，珍馐的有断时。只求他粗茶淡饭随时济。再休想鹅掌豚蹄，但得个不饥足矣。
丑妇是吾妻，再休想美貌的。只求她温良恭俭敬姑嫜。再休想花容月色，但得个贤惠足矣。
蟲子是吾儿，休想伶俐的。聪咎的惹是非，刚强的把人欺。只求他安分守己寻生计。再休想英雄豪杰，但得个孝顺足矣。
杨升庵的家风家教，不仅令人深思，直到今天，仍然有可资借鉴的意义。
少年奇才 蟾宫折桂
杨慎在少年之时，就能赋诗作文。提笔写诗作文，往往一挥而就。所作诗文，格高辞俊，有不少佳句传诵后世。
杨升庵虽然生在宰相之家，但不像那些豪门子弟，娇生惯养，不学无术。他天资聪颖，喜爱读书。五、六岁时，母亲便教他念诗。没多久，便把历代许多古人的诗歌背得滚瓜烂熟。到了少年时代，他便提笔写诗，一挥而就，挣得了“相府小诗人”的雅号。
一天晚上，升庵在书房攻读，直至灯油将枯。实在疲倦，想掌灯去睡，却见客厅明灯高悬，传来“叭叭叭”的棋子声和助威声。顿时，他睡意全无，遂走入厅堂，观看父亲和“棋状元”等几位棋友下棋。棋逢对手，胜负难分。不长时间，“棋状元”便占了下风。又过了不久，眼看“棋状元”输定了，他一眼看见杨升庵在场，便急中生智，按住棋子对杨廷和说：“杨公莫忙，都说令郎年少奇才，诗名远播，何不让他以棋为题，作诗一首，以助雅兴？”围观的人同声附和。在父辈面前，升庵只得从命。他凝思片刻，口诵一首无言律诗：“兵卒冲千里，将军坐九宫。追风看马跃，吉日想车攻。士相围城固，江河天堑雄。笔谈番几局，月白映灯红。”这时，大家只顾赞赏升庵这首诗，再无心观棋。“棋状元”心中窃喜：“幸有这位小诗人解围，否则，我这个‘棋状元’的脸面还不知朝那放呢！”
过了几日，叔父杨廷宣拿着一轴画卷回到家里，连说：“好画！好画！”升庵随着父亲围了过去，叔父将唐代画家王维的这幅山水画徐徐展开，道：“王摩诘真是丹青妙手，他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意境高远，世人难学啊！”升庵听得津津有味，竟忘记了父辈的尊严，插嘴道：“要说画人物，王摩诘不如吴道子！”父亲瞪他一眼，但听出他有一定见解，心里暗喜。叔父借机便出题问升庵：“一处好景，人说如图画一般；一幅好画，人说像真景一样。这两种说法你看哪一种正确？”升庵想了想，便用唐代元稹的咏画诗来作答。叔父听后摇头说：“这首诗不见得好，你另作一首来看看。”升庵看着父辈期待的目光，随即念道：“会心山水真如画，名手丹青画似真。梦觉难分列御寇，形影相赠晋诗人。”父亲听了点头微笑，叔父听了更称赞道：“就这四句，已大超前人了啊！”
后来，升庵随父亲到了京城，将所写的诗篇带去请教诗坛泰斗李东阳。李东阳见他年少奇才，遂收为门生，传授作诗的诀窍。在名师的指点和自己的努力下，这位新都的小诗人后来成长为名震全国的大诗人。
十一岁，祖父杨春让升庵拟作李华《吊古战场文》，学写散文。升庵细读精思后，一挥而就，佳句迭出，有“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翠台之骨”数语。六叔廷仪见后大为赞赏。又让升庵模仿贾谊的《过秦论》，练习写作。其文辞瑰丽雄奇，浑然有势。祖父杨春惊喜地赞叹说：“真是吾家贾谊也。”
次年初春，时值十五灯节，升庵与二弟杨恒、三弟杨忱赏梅世耕庄，悬挂灯于梅枝上。升庵触景生情，赋诗一首：“疏梅悬高灯，照此花下酌。只疑梅枝燃，不觉灯花落。”名列明“前七子”的王廷相尝见诗大加赞赏：“此奇事奇句，古之未有也。”
升庵父亲杨廷和与京师一些同僚聚会，常常带他在身边。升庵在这些士大夫周围，不仅深受儒雅之气的濡染，而且他的才气，甚至还让这些附庸风雅的士大夫叹为惊奇。一天，弘治帝在御花园中宴请朝中大臣，升庵随父亲前往。席间，举杯推盏，气氛热烈，连取暖的火盆，似乎也激情昂扬，黑色的木炭托映着红红的火苗，弘治帝触景生情，对众大臣说：“朕有一上联，看你们谁能对上？这上联是：‘炭黑火红灰似雪！’”说完，目视众大臣，等着他们的反应。自以为博学多才的众大臣都被问住了，一个个紧锁眉头，不得下文。就在大家焦灼的时候，一个稚气的声音响了起来：“我来对！”升庵从人群中钻了出来，站到了皇帝的面前，只见他立住脚，目视前方，从容对答：“谷黄米白饭如霜！”一语既出，四座皆惊，连皇帝也对他赞不绝口。
在封建时代，虽然升庵喜爱诗文写作，但对升庵他们这样的儒宦世家来说，科举是不能忽视的正途。为了这个目标，升庵不得不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对举业的准备上。杨廷和按照其父杨春时的要求，特意为升庵和他的弟弟杨惇聘请了著名的八股高手、福建进士魏浚，对他们进行严格的举业训练。到正德六年（1511），升庵终于殿试夺魁，状元及第，获得了中国科举制度中的最高荣誉。
正德二年（1507），升庵二十岁。按科举考试规定，升庵与弟杨惇回四川原籍参加考试，循例入县学，师从新都训导王颖斌。八月，升庵与弟杨惇同举四川乡试。督学刘丙惊奇升庵的才学，夸奖他说：“吾不能如欧阳公，乃得子如苏轼。”意思是说，“我没有欧阳修那样的学识，却得到了你这个像苏轼那样有学问的才子。”九月发榜时，升庵被取为《易经》第一名。次年三月，升庵在京城贡院参加会试，主考官王鳌、梁储看了他的试卷，已将升庵试卷列为首选。在准备殿试材料时，不慎照明的蜡烛将升庵的试卷弄污损了，而污损的试卷是不能上呈预览的，升庵意外落榜。对此，升庵曾写下了“空吟故国三千里，悔读南华第二篇”之句。但他意外落榜之后并没有灰心，又在京师入国子监去刻苦攻读，等待下一次会试。
正德六年（1511）三月，又一次会试如期而至，升庵再次走进了考场。这次会试，升庵位居第二。接着升庵参加了由正德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策题为《创业以武，守成以文。升庵制策之文，援史融经，敷陈弘剀，洋洋洒洒。读卷官李东阳、刘忠、杨一清读罢这篇策问，相与称赞道：“海涵地负，大放厥词。”认为文章博大精深，辞藻铺陈华丽，行文豪放不羁，此人抱负非凡，共庆朝廷选到这样一名难得的人才。正德帝十分高兴地把升庵置为殿试第一甲第一名（即头名状元）。
面折廷诤 谪戍云南
翰林院是朝廷的储才之地。明代始将修史、著作、图书等事务并归翰林院。翰林官选拔殿试名列前茅的充任，给以博览群书的深造机会，以备皇帝随时咨询。自永乐年间实行从翰林院学士中选拔内阁大学士的制度后，翰林院便逐渐成为通向内阁的阶梯。杨慎十分幸运，一登上仕途，就入翰林为官，前程似锦。
升庵担任翰林修撰，官阶属从六品。翰林院是备皇帝顾问的机构，皇帝一遇到难题就派中使到翰林院来咨询。正德十二年（1517），正德帝阅《文献通考》中天文部分，看到星名“注张”有疑问，就命内阁取秘书监《通考》来查对，另本又作“汪张”，中使下问掌管天象星历的钦天监，钦天监也不知道是什么星。中使遂来问翰林院，同馆诸人相视愕然。升庵则引经据典回答说：“注张，柳星也。《周礼》以注鸣者。注：注，咮也，鸟喙也，音咒。南方诸鸟七宿，柳为鸟之咮也。《史记·律书》：西至于注张。《汉书·天文志》：柳为鸟喙。”并取出《史记》、《汉书》，检出两条示内使以复。同馆戏曰：“子言诚且博矣，不涉于私习天文之禁乎！”升庵的博学高才在宫中一时传为美谈。许多中官向他请益问字。
升庵步入仕途，供职翰林院时，正是正德帝朱厚照不理政事，大肆游乐的时期。升庵任职翰林，目睹了正德帝政治昏庸，荒嬉无度，乱闯民家，抢掠美女，朝纲尽废，边患内乱不断。升庵忧心如焚，遂于正德十二年（1517）写了《丁丑封事》（奏章一般不封，若涉及皇帝或宰辅，不便公开的密奏，封于皂囊内专送，称“封送”），他在疏中指责正德帝“轻举妄动，非事而游”，误国害民，劝谏皇帝停止这种荒唐的“游幸”之举。疏上后，升庵期待正德帝能“俯从舆情，早回宫阙”，但正德帝根本不听劝告，升庵愤而称病告假还蜀。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正德帝朱厚照（明武宗）死于豹房。正德帝无子，由杨廷和定策，迎立正德帝从弟、兴献王的世子朱厚熜入继帝位，是为世宗。这年五月，升庵任殿试受卷官。八月开经筵，升庵第一个为皇帝讲书。当时，司礼监张雄、东厂张锐、提督兵务张忠及于经等因罪大恶极当死，但有传言说这些人可以缴纳金银赎罪。升庵逐讲《尚书·舜典》“金作赎刑”之章讽谏。他对世宗（嘉靖帝）说：“用金赎罪，如果是过失犯罪，就赦免他；如果坚持作恶又不知悔改，那就要施以刑罚。”升庵明言：“三张”决不可赦！他非常看重这次经筵直讲，特地作了一首《八月二日经筵纪事》诗，记录这次经筵的经过。
“议礼之争”是指明代嘉靖年间，发生在朝廷内部的关于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的生父兴献王朱祐杬尊号问题的争议事件。
嘉靖元年（1522年）春，刚刚即位的明世宗便命朝臣集体商议他的生父——兴献王的尊号问题。因为世宗皇帝是以从弟身份继武宗之后当上皇帝的，所以杨廷和等六十多位内阁大臣一致认为，应按帝系继承制度称武宗的父亲——孝宗为“皇考”，而称世宗的生父——兴献王为“皇叔考”。因这一意见与世宗的本意相悖，自然遭到他的否定。为达到称生父为皇考，提高自己家族政治地位的目的，世宗强令内阁按他的意图一议再议，却遭到廷臣的一次次反对，这使世宗对杨廷和等阁臣怀恨在心。
杨慎一再上书辞职，不愿与张璁、桂萼等迎合上意，攀附权奸的新贵“无耻小人”同列共事。世宗大怒，正式下诏改称生父为恭穆皇帝，杨慎“又谐学士丰熙等疏谏。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顺门力谏”，世宗更加震怒，使用暴力镇压，“命执首八人下诏狱”。消息传出，群情激愤。杨慎约集同年进士检讨王元正等二百多人，激动地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在金水桥、左顺门一带列宫大哭，抗议非法逮捕朝臣，声彻宫廷。世宗怒气不减，将他们全部逮入诏狱，加以廷杖。杨慎于七月十五被捕，十七日被廷杖一次，死而复苏；隔十日，再廷杖一次，几乎死去。
由于朝中张熜等“观政进士”的谗言挑拨，“议礼之争”最终导致杨廷和辞官返乡，杨升庵等一百八十余人遭受廷杖，十七人被当场打死，杨升庵本人在十日之内被两度廷杖，死而复生后被世宗削去官职，发配到云南永昌卫充军。
“议礼之争”貌似一场对封建礼制的异议之争，实质上是一场关于皇权与民主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葬送了杨升庵的政治前途，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也为他成为明代乃至中国封建社会杰出的文学家与学者提供了契机。
其实，嘉靖皇帝还是在杨廷和等人的拥戴之下，才登上帝位的。按理说，杨廷和等人有拥立之功。但嘉靖皇帝却为了自家世系的名号之私，大肆惩罚有功之臣，充分暴露出这位皇帝的刻薄寡恩和忘恩负义。杨氏父子的遭遇，确实令人唏嘘！
“大礼议”是升庵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二十七日，升庵第二次受廷杖，旧伤加新创。在杖伤未愈时，嘉靖帝就令升庵限期离京去云南。从此，三十七岁的升庵开始了长达三十五年的谪戍生涯。中间除了七次奉檄还蜀勾当或告假省亲外，直到七十二岁离开人世，其后半生都是在云南度过的。
滇云讲学 文化播火
升庵流放云南三十多年，因地方官员的庇护，得以自由行动，四处考察讲学，“凡慎所至，各族士子皆从游问学。”嘉靖四年（1522）三月，升庵移寓安宁（今为云南省昆明市代管的县级市），安宁太守王白庵特意为升庵建造了一座“遥岑楼”作为讲学之所。“杨门七子”之一李元阳在《寿升庵六十序》中说：升庵“在安宁，尝讲学遥岑楼，县人又为之建升庵书院。在大理，‘紫城苍麓，夙尝授馆’。”“先生当读书点苍山中，著《转注古音》以补字学之缺。一时问字者摩肩山麓。”嘉靖二十五年（1546）九月，“菊黄江碧，骊驹在途，送行门生各赋一诗”，欢送升庵重返安宁。在赵州，升庵与“时将军尧询，同年金磊友善，筑凤栖亭以馆之”。在蒙化（今巍山），升庵“寓冷泉庵，日与左祯、朱尧霁、张壁相侣，诸生朱寰、薛龠、左明理北面事之，颇受命提之益，公怜才造之，有一善极为极为奖励，故蒙士多从之游。”在临安（今建水），升庵“教授生徒，多有造成，故临之文风甲于诸郡，至今滇之人士尸祝之（1、古代祭祀时对神主掌祝的人。2、祭祀。3、崇拜）。”
升庵在安宁居住二十年后，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迁至昆明，在高峣的“碧峣精舍”公开讲学，“碧峣精舍”成为滇中办学育才和各族文人聚会的重要中心之一。
升庵虽为待罪之人，但还怀报国之心。嘉靖五年（1526）十二月，土司安诠勾结另一土司风朝文叛乱，举兵合围云南省城，滇中大震。叛乱之初，声势甚大。升庵慨叹说：“此吾效国之日也。”他便身穿戎服，“率旅僮及步骑百余，往援木密所守御。”升庵入城与镇守木密的副使张峨共谋固守之法。次日，宁州土舍（明清对土官族人之称呼;明清土司之属官，无职衔，多为土官宗亲充任，或亦参以异姓。掌庶务。其职，子孙可世袭）陆绍先率兵前来攻城。张峨率领军队与他战于城下，升庵督促城中兵众鼓噪而出助战，直至叛军败退，他才复归省城。在这场事变中，升庵完全站在朝廷一边，他称这次事变为“恶氛”，称安风的军队为“贼徒”，主动参与官兵的征剿，认为这是报效国家的难得机会。
升庵谪戍期间，一直认为自己无罪，期望有朝一日遇赦回朝。嘉靖六年（1527）正月，嘉靖帝命史馆纂《大礼集议》。嘉靖七年（1528）六月，《大礼集议》纂成，嘉靖帝亲自作序，赐名《明伦大典》，其敕文云：前大学士杨廷和为罪之魁，“法当戮市，特宽宥削籍为民。”并令“礼部大书，揭诸承天门”，颁行天下。升庵预见到回朝根本不可能，赦还的可能性也很小。嘉靖十四年（1535）七月，费宏复召入阁后，他曾托费宏营救，可惜费宏入阁只有三个月便去世，他的愿望又一次落空。嘉靖十六年（1537）、十八年（1539），虽有“大赦天下”的诏令，但独不宽宥升庵、丰煕等人。六十岁后，升庵热望与家人团聚，他曾多次据律请归，他在《与同年书》中说：“凡军政条例，年六十者，许子侄替役。”可是，他屡次向军政当局陈述，但毫无结果。六十五岁时，他在《与云南当道书》中说：“原奉旨有永远字，例当依期顶补。犬马之齿，今已六十有五，有子而壮，可以替役也。批下永昌者，自可依军政条例，使走得骨于首丘。”可是，谁也不敢依照条例让他儿子顶替准他回乡，因为他是嘉靖帝钦定的罪臣。
升庵谪戍云南永昌期间，每日诗文唱酬，或结社讲学，或潜心著述，从不稍懈。他以超人的毅力和丰富的学识，足迹遍布大理、昆明、丽江、安宁、楚雄、建水、永平、剑川、巍山、临安等地，或寄情于绿水青山，时而高诵狂吟，放歌自醉；或寻幽探胜，时而考证碑铭，操觚泼墨，补壁诗词；或接触少数民族文人，相互进行文化交流；或入乡问俗，与“布衣野老邂逅邱亩之上”；或虚心请教，居然能“通夷语，识僰人文”；或深入考察山川地理，以补充和校正《水经》等书；或考据著述，以有益于从学问字的各族士子。升庵在游历考察中，先后编撰和整理了《滇载记》、《南诏野史》、《南诏备考》、《云南山川记》、《滇程记》、《滇侯记》、《南中志》、《记古滇记》、《古今谚》、《古今风谣》等书籍，以述当地政治、经济、人文、风俗、地理、历史，被称道是“云南旷古无述，述自今始。”足见升庵在云南民族文化隆兴史上的崇高地位。他的诗篇除描绘云南风光外，还写有许多表现民生疾苦的篇章。他还为云南各地作者选编诗文集，热情地为他们撰写序言，为发展云南边疆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云南是个多民族的地区，升庵戍所永昌为傣族、景颇族聚居之地，大理为白族聚居之地，丽江为纳西族聚居之地，巍山为彝族聚居之地，建水、开远为回民聚居之地。升庵谪戍云南后，把仕途失意后的满腔抱负，都倾注到文学创作和学术活动中来，他和各族人士都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其中与正德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大理白族学士杨子云，嘉靖进士、监察御史、大理人李元阳，正德进士、保山人张含，正德进士、开远人王廷表，正德进士、按察司副使、昆明人胡廷禄，嘉靖进士、监察御史、晋宁人唐锜，嘉靖举人、知州、大理人吴懋特别亲密，形成了云南第一个少数民族经学流派，史称“杨门七子”。在升庵的影响下，学术空气十分活跃。升庵说：“七子文藻，皆在滇云一时盛事。”历史已经表明，升庵及其“杨门七子”，对中原文化在云南的传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有学者统计，升庵在充军滇云前，云南只有二十多人写有著述四十多种。到升庵戍滇以后至明末，滇人共有一百五十余人写有著作二百六十余种，其中百余种写于升庵同时或稍后。正是基于这些文治教化，才有了清初雍正四年（1726）的“改土归流”（即废除自元代以来世袭之土官而代之以流官的统治），并在云南大部分地区废除了土司制度，完全实行了与内地一样的府县管理制度。直到今天，所以直到今天，在云南老百姓中，最受崇敬的古代三神（或人），就是观音、孔明和杨升庵。
文学伉俪 才艺冠绝
黄峨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女性之一，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继李清照、朱淑真之后又一位成就卓著的文坛才女。
黄峨能文工诗，更擅词曲，这早见于与之同时代而略晚的朱孟震《续玉笥诗谈》：“博通经史，能诗文，善书札。”但诗不多作，亦不存稿。而其词曲，则比诗作为多。她的许多诗还辗转传抄，分别散搜于明、清集中。至于黄峨作品以集名，则有《杨状元妻诗集》一卷、《夫人乐府词余》五卷、《夫人词曲》五卷、《夫人曲》三卷、《杨升庵夫妇散曲》三卷、《升庵夫妇乐府》、《夫人乐府》等。黄峨的文学作品，历来受到后代学者的高度评价。明万历版《夫人乐府词余》序中，称她“才情甚富，不让易安（即宋代李清照）、淑真（即南宋朱淑真）”。明代文学家徐渭称赞她“旨趣闲雅，风致翩翩，填词用韵，天然合律。”“积雨酿春寒”这阙《黄莺儿》，被明代骚隐居士《衡曲廛谈》誉为“字字绝佳”。明代文学家、“后七子”领袖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寄外》（一作《寄夫》）一律和《黄莺儿》一词，“升庵别和三词，俱不能胜
黄峨的才德都堪称颂，人品高尚。明末清初的学者钱谦益在《历朝诗集小传》中说她“闺门肃穆，用修亦敬惮”。故升庵为她祝寿，有“女洙泗、闺邹鲁”之辞。洙泗、邹鲁，代指孔孟。升庵是把她作为孔孟来尊敬的。升庵有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夫人，又何止“郎才女貌”？明代文学家徐渭赞颂他们夫妇“著述甲士林”，“才艺冠女班（即东汉才女班昭）”，实为历史上所罕见。
升庵一生四娶。正德八年（1513）娶王氏，十三年（1518）王氏病故于新都，没有留下子嗣。次年续娶黄峨，没有留下一男半女。求子心切的升庵在云南流放期间再娶周氏，生子同仁。后又娶曹氏，生子宁仁。升庵一生不仅仕途多坎坷，子息也不厚实。两个儿子中的同仁，居然又先他而去，死时年仅二十二岁，虽娶而未及生子。真是命运不济，令人唏嘘。但升庵却与黄峨演绎了一段美满动人的婚姻佳话。
正德十二年（1517），正德帝“微行出居庸关，幸宣府”，升庵“上疏切谏，不报”，遂称病告假，偕原配夫人回到家乡新都。正德十三年（1518）七月七日，夫人病故。因夫人没有留下子嗣，正德十四年（1519），家中又为升庵续娶黄峨为妻。黄峨（1498——1569），字秀眉。父亲黄珂，字鸣玉，四川遂宁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官至工部尚书；母亲亦出自名门，知书知礼。黄峨为黄珂的第二女，幼习诗书，知书达礼，她的兴趣爱好、志向性格、气质修养，与升庵都是那么的接近，以至婚嫁之后两人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杨黄两家的先人都是由麻城移居于蜀。杨廷和与黄珂又“少为道义之交”，两家早有通家之好。这门婚姻这可谓是郎才女貌，门当户对，天作之合。
升庵和黄峨在新都城西的上升街旧宅举行了婚礼，婚后居住在桂湖之滨的榴阁。夫妻经常的湖边散步，赋诗填词，互相酬答，过着诗情画意般的爱情生活。这年夏天，黄峨以榴树巧作比喻，即兴赋出《庭榴》诗，表达了她对这段姻缘的看法和对升庵的深情：
移来西域种原奇
第一绯英上苑姿
不到秋深丹结实
独于夏午艳垂枝
已嫌桃李开何早
略笑芙蓉发亦迟
万点落霞明照眼
彩衣金屋正相宜
不久，黄峨的公公杨廷和函催升庵归京复官，升庵偕夫人黄峨还京。到京后，升庵仍任翰林院修撰，次年担任经筵讲官，为嘉靖帝讲书。黄峨居家理事，成为升庵在事业上的贤内助。
黄峨在北京仅过了五年顺境生活，便遭逢升庵谪戍云南的极大打击，从此遂一生坎坷。嘉靖三年（1524）九月，在秋风萧瑟中，黄峨率仆人护送着升庵向云南永昌进发。他们乘小舟由运河南下，经江西上洞庭。行至江陵驿（今湖北江陵），黄峨将继续乘舟独上西陵渡回川，而升庵却要登陆孤身去戍所了。升庵在《恩遣戍滇纪行》诗中写道：“江陵初解帆，仓惶理征衫。家人从此别，容泪不须缄。腾装首滇路，问愁程楚岩。”若在平时，升庵写诗填词，黄峨总是要唱和的。但这次，她实在无力提起千钧之笔，只好以眼泪相答。夫妻在江陵驿依依不舍，凄然离别。黄峨乘舟去后，升庵久久伫立在江边，望着远去的归帆，心里感到十分凄凉悲伤，写下了《临江仙·戍云南江陵别内》：
楚塞巴山横渡口，
行人莫上江楼。
征骖去棹两悠悠。
相看临远水，
独自上孤舟。
却羡多情沙上鸟，
双飞双宿沙洲。
今宵明月为谁留？
团团清影好，
偏照别离愁。
黄峨在江陵与升庵离别后，随同仆人溯江而上，于年底回到了新都。她茹苦含辛，撑持家务，为被迫还乡的公公杨廷和随侍汤药。嘉靖五年（1526）六月，升庵惊闻父病，乞准归蜀，匹马间道，疾驰十九日，从昭通古僰道返家。杨廷和见爱子归来，病竟痊愈。七月，黄峨随升庵同往云南戍所，成为升庵讲学、著书的得力助手。嘉靖八年（1529）六月二十一日，升庵父亲杨廷和病故。升庵惊闻病讣，乞回籍终制，不允。升庵乃泣血述情，奔告巡抚欧阳子重，疏上得归襄事。夫妻双双自滇南返川奔丧。
办理完父亲杨廷和丧事，升庵于当年十一月返滇，黄峨独留新都，主持家政，孝敬公婆，教哺子侄。从此，黄峨与升庵天各一方，度日如年，愁肠欲断。她盼夫遇赦而不能，忧愤之中，给远方的丈夫写下一首情愁无限、声泪俱下，并为后世传诵的《寄夫》诗：
雁飞曾不到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
三春花柳妾薄命，六昭风烟君断肠。
日归日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
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
全诗用典故不露痕迹，典雅宏深，哀婉真切，催人泪下。升庵读罢，五内俱焚，一口气给爱妻写了三首《青蛉行寄内》 ，其中一首云：
青蛉绝塞怨离居，金雁桥头几岁除。
易求海上琼枝树，难得闺中锦字书。
嘉靖三十八年（1559）七月六日，升庵病逝于云南昆明高峣寓所。噩耗传来，黄峨悲痛难禁，泣不成声。她“徒步奔丧，至泸州遇柩”，并把次子宁仁携归抚教。升庵棺柩运回新都后，于次年冬祔葬于新都城西其父杨廷和之墓侧。升庵去世后八年（1567）正月，诏赠恤建言已故诸臣。升庵恢复原官，追赠为光禄寺少卿，谥庄介。黄峨也由安人晋封为宜人。五月，前大学士杨廷和复官；七月，加杨廷和太保，赐谥号为文忠，荫一孙宁仁为尚宝司丞，一孙有仁入国子监，遣官祭葬。隆庆三年（1569），黄峨寡居十年后郁闷病故。葬与升庵同穴，实现了与丈夫“生同心，死同穴”的誓愿。
皎然日月 名传后世
在长达三十五年的边陲谪戍生活中，杨慎孜孜不倦，勤学苦思，写下了大量著作，在明代以学博才雄著称于世。他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多产的大学者，杰出的书法家；又是一位正直而有气节的政治家，十七世纪启蒙思想的哲学家，在云南边疆传播中原文化的先驱者。
升庵的同辈人、学者薛蕙对他的才学甚为折服：“升庵先生穷极词章之绮靡，可以足见其卓异之才；牢笼载籍之菁华，可以见其弘博之学。”（《升庵诗序》）稍后的文学家胡应麟对他也推崇备至：“才情学问在弘（治）正（德）后，嘉（靖）隆（庆）前，挺然崛起，无复依傍，自是一时之杰。”（《诗薮》）与他同时代的文学家、“后七子”领袖王世贞说：“明兴，称博学，饶有著述者，盖无如用修。”（《艺苑卮言》）稍晚于他的学者焦竑、顾起元说：“国初迄于嘉隆，文人学士著述之富，毋逾升庵先生者。”（《升庵外集序》）清代第一大才子、学者、文学家纪昀赞扬他说：“可以位置郑樵、罗泌之间，其在有明，固铁骨铮铮者矣！”现当代作家、革命家李一氓题词说他：“升庵功业当以在云南推行中原文化，使汉族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与融合，对中华民族的成长有贡献。”现当代学者、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张秀熟则高度评价他：“综计升庵毕生行事，我敢大声高呼：杨慎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伟大哲人！”这些评价，并非过誉。
升庵充军三十五年，戍地多暇。他广泛涉猎典籍，潜心治学。“凡宇宙名物之广，经史百家之奥，下至稗官小说之微，医卜技能，草木虫鱼之细，靡不究心多识，阐其理，博其趣，而订其讹谬焉。”（《杨慎年谱》）他不但对经史、诗文、词曲、戏剧、音韵、文字等造诣精深，而且于天文、地理、金石、书画、草木、虫鱼、医学等也颇有研究，从而成为世界上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一代伟大的哲人，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如今，升庵已经离开我们四百多年了，但他所作的《临江仙》词，这阙千古绝唱，却穿越时空，作为一种永恒的历史意向，并以新时代的旋律，成为当今的“流行金曲”。站在历史之上，人们应该知道，这大彻大悟、旷达至极的一字一句，其实正是升庵在炼狱般的逆境中刻骨铭心的人生感悟。作为一代光照千秋的文坛巨星，一位博通古今的学界通才，一名文化教育的传播先驱，升庵给中华民族尤其是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留下的文化遗产是非常宏富的，而他的高尚品格和丰功伟绩，也影响着他以后的千百万人。明末文学家、思想家李贽曾在《读升庵集》的序中说：“所谓文集者，其文的然可传于后世，皎然如日月之炳焕，又何籍（疑为“藉”）于叙赞。先生之人品如此，道德如此，才望如此，虽游其门者尚不能赞一词，况后人哉。余是以窃附悬仰之私，欲考其生平始末履历之详，时时置几案间，俨然如游其门，蹑而从之。况复有矮子者，从风吠声，以先生但可谓之博学之人焉，尤可笑矣。”李贽在这篇序文中，对升庵的人品、道德、才望做出的中肯评价，这正是四百多年来人们喜爱、怀念、称颂、景仰升庵的根本原因。
如果将杨慎和苏轼做一对比，人们会发现，两人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
如，同是出身名门，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背景；同样是少年奇才，小小年纪便识见不凡，文采斐然；同样是科举出身，如果不是主考官欧阳修的处于“公心”，那么，苏轼则极有可能和杨慎一样，成为“状元及第”……
稍有不同的是，二人所面临的时代主题不同，北宋当时面临着富国强兵的时代需求，王安石的改革正是要达到这个目标。苏轼不是反对改革，而是对于改革中的一些具体做法颇有微词。因此，他既不容于改革派，也不被保守派所宽容，在政治的夹缝中举步维艰；而杨慎所处的时代，明王朝的统治者则正在一步步滑向昏庸腐败的深渊。明武宗不理朝政，喜欢到处游玩。杨慎针对这种行为，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呈上《丁丑封事》的奏章，指责武宗“轻举妄动，非事而游”，劝他停止这种荒唐行为。武宗根本不理睬，依旧我行我素。杨慎无可奈何，只得称病告假，辞官归里。
如果说苏轼所遭遇的“乌台诗案”反映了北宋年间“党争之祸”的不讲逻辑，构陷政敌的可耻行径的话，那么，杨慎父子在“大礼议”之争中所获得的惩罚，则将明代政治的黑暗，以及明王朝统治者的刻薄寡恩体现得淋漓尽致。
明世宗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登基后，按照皇统继承规则，要承认孝宗是“皇考”，享祀太庙；自己的生父只能称“本生父”或“皇叔父”。世宗即位后第六天，就下诏令群臣议定他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按皇帝的尊号和祀礼对待；这样，皇统与家系就成了当时内阁大臣纷争的议题。
杨廷和父子和许多大臣坚决反对。为此，杨廷和辞官归里，杨慎一再上书辞职。世宗大怒，正式下诏改称生父为恭穆皇帝，杨慎“又谐学士丰熙等疏谏。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顺门力谏”，世宗更加震怒，使用暴力镇压，“命执首八人下诏狱”。消息传出，群情激愤。杨慎约集同年进士检讨王元正等二百多人，激动地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在金水桥、左顺门一带列宫大哭，抗议非法逮捕朝臣，声彻宫廷。世宗怒气不减，将他们全部逮入诏狱，加以廷杖。杨慎于七月十五被捕，十七日被廷杖一次，死而复苏；隔十日，再廷杖一次，几乎死去，然后充军云南永昌卫。
苏轼一生，虽然遭到多次贬谪，但还是等到了朝廷大赦的那一天；而杨慎则被贬到云南，历经三十五年的磨难，临终之前，也没有等到朝廷赦免的消息！明代统治者的“无情寡义”再次得到了充分体现。
遭贬之后，苏轼研究《论语》，著有《论语说》五卷；他还研究《易经》，著有《易传》九卷；而杨慎著述的范围，则遍涉经史、诗文、词曲、戏剧、音韵、文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草木、虫鱼、医学等领域；苏轼贬谪海南，成为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而杨慎戍守云南，则成了当地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三位神灵”之一……
因此，将杨慎和苏轼的人生经历、仕宦履历和文学成就做一系统性的梳理和对比，应该成为文学研究的课题之一。
香港联合时报
【作者资料】 王长华：香港联合时报签约撰稿人，《人物春秋》专栏主编。甘肃陇西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甘肃杂文研究会会员；政协议西市第四届、第五届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员；政协陇西县第十届、第十一届委员会文史研究员；出版有杂文、散文、随笔、论文集《奔涌的地火》；出版有报告文学集《春秋渭水——陇上学林撷英》（团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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