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6月，朱德一到上海，便毫不犹豫地住进法国人开的圣公医院，毅然戒掉了昔日染上的吸大烟的恶习。他下定决心要彻底与过去告别，以新的面目开始新的生活。

1922年6月初的一天，在奔流不息的长江上，一艘客轮驶离重庆朝天门码头顺流而下。身为护国军第13混成旅少将旅长的朱德，只身一人乘江轮出川东，前往上海。

一到上海，朱德便毫不犹豫地住进法国人开的圣公医院，毅然戒掉了昔日染上的吸大烟的恶习。他下定决心要与过去告别，以新的面目开始新的生活。

这时，上海《民国日报》等报刊发表了一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国情的文章，引起了朱德极大的兴趣。特别是发表在《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的李汉俊与张闻天的《中国底乱源及其归宿》、《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等一系列文章，尖锐地指出：用什么方法去改造中国社会？只能走社会主义这条路，中国要进化到社会主义，混乱才能终止。

由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积极开展活动，中国工人运动有了很大起色，朱德开始对无产阶级的力量和作用有所了解。

尤其是在上海时，朱德亲眼看到工人过的是贫病交加、随时有失业危险的苦难生活；而少数资本家、工头和外国老板却穷奢极欲、灯红酒绿。这一切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改变中国命运的希望只能寄托于中国共产党，他萌发了寻找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7月初，朱德由孙炳文陪伴来到北京。在北京，孙炳文介绍他结识了一些具有进步思想、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之后，他们还到宣化、大同、归绥等地进行社会考察。

朱德从亲身见闻中越来越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走出一条新路。但是在北京期间，他未能找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于是，他与孙炳文相伴，又重新回到上海，希望去找中共领导人陈独秀。

回到上海后，朱德、陈炳文和原滇军将领金汉鼎一道，来到了莫里哀路孙中山寓所。 此时的孙中山刚刚蒙受了两个月前粤军将领陈炯明叛乱的打击，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积极筹划改组国民党，以图夺回广州，重建共和。

朱德此时虽然很同情孙中山的处境，但十多年来，他的亲身经历使他对孙中山这种“希望借一部分军阀的力量去打击另一部分军阀，从而推进革命”的做法已不再认同了。

这次见面，孙中山提出要朱德和金汉鼎回到已经移驻广西的滇军中去，组织滇军到广东去打陈炯明，并许诺先付给他们10万元军饷。金汉鼎接受了孙中山的要求，但朱德此时已经一心向往共产党了，于是婉言谢绝孙中山了。

几天后，几经周折，朱德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的住址。随即，他们在上海闸北一所房子里见了面。

陈独秀对这位滇军将领的来访很感意外。当朱德向他提出请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要求时，陈独秀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朱德。因为在此之前，还从未有过像朱德这样在旧军队中有着高层地位的将领，愿意舍弃高官厚禄，来参加中国共产党。

陈独秀对朱德始终满心疑惑，他说：“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要参加共产党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要准备随时为这一事业献出生命。”

朱德当即诚恳表示：“只要百姓能够得解放，国家得以昌盛富强，个人没有什么不能牺牲的。”

陈独秀最后又说：“像你这样的旧军队将领，参加到共产党里来，尤其需要长时间地学习、真诚的申请并接受严格的考察。”

朱德原本对这次会见抱着很大的期望。但与陈独秀会面后，他觉得这位中共最高领导人对他并不信任，而且态度冷淡，只好把入党的愿望暂时放下。

但这次见面他留下了痛苦、伤感的回忆。十多年后谈及这次会面的感受时，朱德说：“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

虽然在陈独秀这里碰了壁，寻找党组织的愿望落空了，但是，朱德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追求真理、向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意志并没有动摇。9月，他与孙炳文一起登上了一艘法国邮轮，远渡重洋，他要到马克思的故乡，去寻求改变中国命运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