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与多元——微山湖地名文化内涵中的区域性特征|夏镇|微山县|微山岛|微山湖|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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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名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交往的产物，是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与人类的社会实践紧密相连。它从命名之初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微山湖的地名文化中既有各地地名共有的普遍性特征，又有因其独特的历史与地理而形成的区域特征。探讨其中的文化蕴涵，对于挖掘当地的区域文化宝藏，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微山湖；地名；多元

地名是人类社会出现以来，人们根据自己的观察、认识和需要，对具有特定方位、范围及形态特征的地理实体给以共同约定的文字代号。地名是历史与文化的“活化石”，是由活跃的文化细胞组成的一道道文化的脉络。探析地名的文化蕴涵，就如同打开一座座尘封已久的文化宝藏，其中蕴藏的文化瑰宝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

“微山湖”这个地名最早出现于元代。它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因其形成特点、地理位置、湖光山色及渔业生产方面的特色，逐渐形成了独具区域特色的水乡文化。

以前的微山湖一直处于地方区域建制的动荡变化之中，人员流动较大，成分较复杂，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深厚的文化根基。因此，相对于历史悠久的区域地名来说，微山湖区域特色不很明显，显得比较单一。但是，与“微山湖”相关的地名中，有诸多值得关注的文化元素。在搜集整理微山湖地名资料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现摘录几则，以资共享。

一、“微山湖”与“宜山湖”

众所周知，微山湖，由微山岛而得名；微山岛，因微子而得名。

微子，名启，是殷纣王的庶兄。“微”是他的初封地，“子”是他的封爵，故称“微子”。约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周灭商，微子携祭器归周。武王赦免了微子，“复其位如故”。微子死后，葬于今微山岛（当时属宋国）。从此之后，当地人就把这座小山称为“微子山”或“微山”。据说，微山岛的最高处至今仍保存着微子的墓葬。明朝前期，微山脚下出现了一个小湖泊，当地人则为之取名为“微山湖”。后来昭阳湖、独山湖、微山湖与南阳湖四湖连成一片，因微山湖最大，整个南四湖也就统称为“微山湖”了。

在微山岛民间学者李光尧老先生写的一本书上，有这样一段话：“过去微山湖区老百姓对微山湖有一个习惯称谓，叫‘宜山湖’，因微山岛上的微山被谐称为‘宜山’，岛也便称之为‘宜山岛’。”没想到微山在民间还有“宜山”这样一种称呼，这在官方资料中是未曾有过的。

在惊奇之余，也感觉李老先生的解释有可商榷之处。在笔者看来，“［i25］山”不应写作“宜山”，而应是“夷山”，应与埋葬于微山岛的目夷有关。据史料记载，目夷，字子鱼，春秋宋国人，“春秋五霸”之一宋襄公同父异母的兄长，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目夷是微子的第十四世孙，因仰慕先祖微子而葬于此。因此，目夷与微子一起，共同成了微山岛的文化名片。可能有那么一个阶段，人们以目夷为骄傲，将这座山称为“目夷山”。那么，“宜山”就应是“目夷山”的简称，而不是“微山”的谐称，于是“微山岛”在民间也有了另一种称呼“宜山岛”。

其实，地名的确立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过程。在一个地方还没有被命名之前，每个人都有根据自己的理解与喜好给它命名的权利。但是，最终确定哪个名称，则取决于人们之间的约定或政府的规划。地名本来没有是否适宜之分，只要符合人们之间的约定，就是适宜的。荀子曾说过：“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约定俗成也就成了地名命制的一项重要原则。

当一个地名从众多的地名中凸显出来，慢慢被大部分人接受时，这个地名也就成了这个地方的代称。当然，其他地名也不会马上消失，甚至由于个人的喜好或感情的因素，也可能在小部分人中间继续被沿用。关于微山岛的命名，人们过去既可以从微子的角度来命名，也可以从目夷的角度去命名。当“微山”这一名称被大多数人接受并确定下来以后，“目夷山”这一名称有可能在小部分人中间继续留存，才有了现在民间“宜（夷）山湖”“宜（夷）山岛”这样的地名存在。

像“宜山岛”“宜山湖”这样在公认地名以外的别名，实属当地文化的一部分，自有其存在的文化价值层面的意义。它们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当地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和深厚性。

二、雅与俗的转换

人们皆有避俗趋雅心理，在地名命制过程中，佐证俯首即是。下面举几个“微山湖”地名命制过程中出现的类似例子。

奎文街：原微山县城街名。因该处有奎星楼（古戚城东门）和文公祠（为纪念滕文公，建于明天启年间）而得名。此街名让人感受到一种内涵深厚的传统文化。

月河圈巷：原微山县城街名。据传，清乾隆年间，为疏通运河，在此挖一道半月形小河，供当时停泊船只使用（现在通过残迹尚可辨认出来），于是将其命名为“月河圈”。此街名让人联想到一种优美的形态。

文昌街：原微山县城街名，寓意此处文化兴隆。

多义村：微山县韩庄镇村名。在韩庄镇西北，津浦铁路东，东临薛城区。据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郑氏家谱》记载：“吾家自闽迁峄几五百年······世居峄之多义沟。”另传，该村名暗含郑氏多孝男、义女之意。郑氏自明嘉靖时起，以节孝闻名，敕建牌坊甚多，先后出现贞妇、烈女72名。此地名容易让人从传统伦理道德的层面思考命名的缘由。

性义村：微山县韩庄镇村名。在韩庄镇北部，韩庄火车站西。据《刘氏家谱》记载，刘氏原居彭城（徐州古称）附近，明朝初年，因湖水泛滥，刘氏携家东迁；明朝永乐二年（1404）在该处建村，给他们的村子取名“性义”，即刘氏祖教子效仿孟子与告子言性言义之意。

随着时代的变迁，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地名也有可能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必然是为了适应某些方面的需求。在微山湖的地名变化中，其突出的特点是：由雅变俗，失去了它们原有的语义附加色彩。下面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文昌街：1982年改为“镇中街”，原名注销。

月河圈巷：1982年更名为“镇中南街”，原名注销。

庙台子：两城乡村名。相传，刘氏于洪武二年（1369）从山西省洪洞县迁来建村，因靠近伏羲庙，故称“庙台子”，1949年改称“刘庄”。

阴柳庄：彭口闸乡村名，在运河之北，距彭口闸东南5里处。据《姬氏家谱》记载，清顺治年间，姬氏从汶上县迁来，定居阴柳庄（因当时村中有大柳树而得名），抗日战争时期改名为“恩庄”。

这些地名的更改，或是由于政治层面的原因，例如，文昌街改为东风路，大王庙改为四新庙；或是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关系，例如，月河圈巷改为镇中南街，文昌街改为镇中街；或是由于某个事件的原因，如阴柳庄改为恩庄，意为感念八路军救了全村人性命之恩；或是为了追溯建村之源，如阴柳庄改为刘庄；种种原因，不一而足。其更改的结果，或是趋雅，或是趋俗，然而雅俗的转换却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某方面的需求。

地名不只是一种符号标志，它还是一种可以超越时空的文化现象。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地名不仅仅是代表地理实体的一种符号，它自身还承载了某些特殊的色彩意义。地名虽无好坏之分，也不能片面追求“雅驯”，但如果过于和政治相联系，过于追求好记和标志功能，趋向于俗化，便使之失去了自身所蕴涵的文化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地名所能承载的美学价值。

当然，地名命制过程中，无论是追求雅致，还是主张雅俗共赏，其中都有一个度的问题。如何把握好这个分寸，使雅俗得到合理的转换，是命名者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三、地名因同音而衍生出讹字

地名只是一种符号标志，能使人顾名而知地、顾名而思义。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只知其音，而不明其义，当要写出这个地名时，便想当然地用了一个同音字，以至于衍生出一个讹字。后来以讹传讹，讹字进入地名，本字反而不显。这种现象在微山湖地名中也很常见，如：

陈安村：南阳镇村名。距南阳镇东南15公里处，在昭阳湖中。据传，陈氏于明初山西省洪洞县迁来建村，因村头有座尼姑庵，故取村名“陈庵村”，后“庵”演变为“安”。

大公村：韩庄镇村名。在韩庄镇北部，津浦铁路西侧。据传，明朝万历年间开挖运河时，因此处工程浩大，召集的民工众多，便命名此村为“大工村”，现演变为“大公村”。

张阿村：塘湖乡村名。在塘湖乡西南5里处。相传，明朝洪武年间，张氏迁来此处定居。因此地地形像一只鹅，且鹅头伸向湖中，故取名为“张鹅村”，后“鹅”演变成“阿”。

代庄：欢城乡村名。在欢城乡西北部。据《朱氏家谱》记载，康熙四年（1665），朱氏买了戴氏地产并迁居于此。另传，明朝中期，戴氏经商来此定居，取名为“戴庄”，后“戴”演变为“代”。

鹿湾村：夏镇村名。在夏镇北3里处。据《李氏家谱》记载，李氏于清同治年间由夏镇黄家坑迁来建村，因村前大路形状弯曲，故取名“辘辘弯”，后演变为“鹿湾”。

黄山村：两城乡村名。在距两城乡南2公里处，西临南阳湖。原名“凰山村”“凤凰山村”，后演变为“黄山村”。

十字门村：南阳镇村名。在南阳湖南端湖内，距南阳镇5公里。相传，原为胡氏墓地，前有石结构墓志门。明初，李氏由谷亭来此建村，取名“石志门”，后演为“十字门”。

地名中讹字现象的存在，根源在于人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没有深究该地命名的理据与蕴涵。毕竟在某些情况下，地名只是一个代表性的符号，人们只要闻其音而知其地就可以了，至于要用哪个字来写，那是次要的事情，人们没有必要过于关心。即使写错了也无所谓，只要人们都清楚说的是哪里就可以了。这样，便以讹传讹，最后演变成了现在的地名。

这种现象也是语言上的经济性原则与人们惯性思维的一种反映。人们总是习惯于从自己的理解出发，从习见的事物着眼，采用最简单与最直接的方式来表现事物。在这种惯性思维的指导下，人们平时在语言表达方面能省则省，尽量采用浅显直接的言语来表达，而不愿意再花力气去做深入的探究与详细的描绘。因为这样做已经足够了，其他的工作也没有必要了。这反映在地名上，便是在想当然的思维意识下使用那些讹字。

四、地名与区域性代表事物

地名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当地某个突出的特点，而这种独特之处也就是该地命名的理据。人们在命制地名时，总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找出周围与这个特定的地理实体相关联的具有突出特点的事物，借用这个事物本身或借用它们之间的关系来命名。于是地名被赋予了顾名思义、顾名思地的效果，容易使人产生联想。随着时代的变迁，沉淀下来的地名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了区域文化的承载体，成了文化的“活化石”。

微山湖因湖而成名，然而运河穿湖而过，也是当地具有代表性的物质景观。于是，微山湖与运河便成为了当地的两大文化名片。在当地的地名中，经常能够发现微山湖与运河的影子，如：

微西村：高楼乡村名。位于高楼乡东南4公里处，在微山湖西岸、湖西大堤西侧。1977年之前，这里的渔民都是陆居，且长年生活于微山湖西侧，故称之为“微西村”。

沿河村：高楼乡村名。位于高楼乡北11公里处。长年沿运河河口打渔的渔民，在1978年以后陆续在此建房居住，起村名为“沿河村”。

运河村：彭口闸乡村名。在彭口闸东南5公里处。1958年以后，渔民陆居建村前归属运河渔业大队，村以队得名，故名“运河村”。

老坝村：昭阳乡村名。位于昭阳乡西南1公里处，居于明代漕运新渠堤上。明末建村，原名“吕坝村”，1912年改名为“老坝村”。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或者存在位置关系，或者具有某种关联，而当地的某个区域特点成了这些地名命制的依据。下面以“闸”为例加以说明。

微山湖段运河自元朝至元二十年（1283）建成通航后，受黄河的侵扰，多次改道，形成水害，于是便建闸以节制水源。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建节制闸45座、积水闸14座、减水闸22座。一座座颇具规模的水闸成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闸”也自然成了人们命制地名的一个参考。例如：

建闸村：在南阳镇东南8公里处。据《兖州府志》载，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建造建闸村。谱载，王氏、马氏于隆庆年间从新安迁来建村，以闸取名。

管闸村：在南阳镇西13里处。据《鱼台县志》载，有广运闸。原有闸碑记载，清初在广运闸上设管闸夫赵、胡二人，他们后来在此定居建村，称之为“管闸村”。

小闸子村：在高楼乡南3公里处。谱载，张氏于明万历年间从沛县三官庙来小闸子定居。相传，这附近有元朝修建的大闸、中闸和小闸。

宋闸村：在欢城乡西北17里处，位于昭阳湖东岸。谱载，宋氏十一世祖于明代（约建文年间）自宋老庄迁来，建村于珠梅闸两侧，取名“宋闸村”。

彭口闸村：在夏镇东南10公里处，位于微山湖北岸，以明代开挖的运河之上的彭口闸而得名。

因为京杭大运河穿微山湖而过，所以微山湖有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地理称谓——“段”。具体来说，“段”特指微山湖西岸的苏北大堤，“段里”指微山湖西岸、苏北大堤以东的移民居住区，“段外”指苏北大堤以西的非移民居民区。小四段在高楼乡南5公里、湖西大堤西2公里处。谱载，清同治年间建段时，房村为王段，高楼为唐段，光绪年间又打一段，此为第四段，故名“小四段”。

在微山湖地名中，音义皆变的当属“埝”。埝，本音［nian25］，指用土筑成的小堤或副堤，土埂。而在微山湖地名中，“埝”通“堰”，读为［iεn25］，是“堤堰”的意思。如：

宫埝村：位于侯楼东北5公里处，在南阳湖中。谱载，宫氏于明初自郓城迁来，建村于一条堤堰上，取名“宫堰村”，后“堰”演变成“埝”。

卢埝村：位于南阳镇东南29里处，在昭阳湖内。谱载，卢氏兄弟四人，明初由江西省南昌市塔田村迁来，因靠近一条泥堰建村而取名“卢堰村”，后“堰”演为“埝”。

其他如“李埝”“郑埝”“王埝”，情况大体一致，都是因将村建于堤堰之上而得名。为何“堰”改用做“埝”，现在还不太清楚，可能是受南方方言的影响，或是其他原因。

地名是一种文化符号，其背后隐藏着人们的集体记忆。从地名中，我们可以发现该地历史发展演变的踪迹。作为区域文化的承载体之一，地名当然要反映该地的区域文化特色，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命名理据，而且通过一定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研究地名，其实就是研究当地的历史，就是研究当地的区域特色文化。

五、地名命制理据中的不可考现象

地名命制之初，总会有所依据。或是地形，或是位置，或是建村之人，或是周围较明显的特征······总有一方面的特点为人们所接受，并且成为命名的理据。人们或是将其记入到家谱和地方文献资料中，或是通过口耳相传、代代相承而沿袭下来，从而使地名的由来有据可查、脉络分明。

但是，总有一些地名，因年代久远，资料缺乏，记忆断层，而出现或是无据可查、或是众说纷纭的现象，最终使得该地名不可考证，如：

两城：两城乡人民政府驻地，位于夏镇西北52公里处，在南阳湖东岸、独山湖北面。据《山东通志》《山东考古录》《水经注》等记载，两城原名“高平”。其旁之山，山高而顶平，故名高平山；又因此山介于邾娄、亢父两城之间，所以也叫“两城山”。高平废县治以后，便将其改称为“两城寨”，后简称“两城”。一说，山在匡城、茅城间，故名两城山，无考。又据《济宁直隶州志》载，有山分合如两城之说，但证据并不确凿。

留庄：位于夏镇西北28公里处，在独山湖和昭阳湖交汇处东岸、小荆河北岸。原名彭庄。元末战乱，周围均遭洗劫，独此村安然无恙，遂改称“留庄”。另说，此地为汉张良屯兵之地。现在村西北有一道岭，名“子房岭”，就是因张良字子房而得名。因张良被封为留侯，所以此村便被命名为“留庄”。

在当地的文献资料中，像这样的记载还有不多。这些地名，或是因没有文献记载而不可考证，或是因众说纷纭而让人无所适从。归根到底，不外乎因时代久远而出现了文献与记忆的断层。其实，作为区域民间文化的一部分，地名因其具有某种不确定性，使得地域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从而成了区域文化中的一大瑰宝。

另外，因传说而形成的某些地名也应归入命名理据不可考之列。有些地名，因当地某个民间传说而得名，那么这个传说可以作为该地名的命制理据。然而也有一些地名，在原有地名的基础上又附会或演绎出一些传说，这个传说仿佛成了命名理据，而真正的命名理据却得不到凸显，甚至从此湮灭，如：

鲁桥镇：该镇北部有一座古老的石桥，建于何时，已无从查考。传说，建桥时，有一位长者路过这里，他先是站着看，后坐下来敲打一块石头，丢下就走了。待石桥合拢时，横竖摆弄不好。有人提议，把老头丢下的石块搬来试试。结果，不大不小，正好。石桥遂成。石匠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长者是鲁班。为了表达对鲁班的感激之情，给石桥取名“鲁桥”。镇因桥得名，称“鲁桥镇”。

朝阳洞：独山岛二郎庙里的一处石洞，石洞上方写着“朝阳洞”三个大字，传说是乾隆帝第二次南巡时经过这里写下的。

状元胡同：南阳镇顺和村里一处长长的胡同，传说乾隆皇帝在这里曾钦点过一名状元，故称“状元胡同”。

仲浅村：微山县鲁桥镇的一个村庄名。据说，这个村子原名横坊村。有一年，乾隆皇帝下江南回京，龙船在此搁浅。横坊村的大力士仲虔给皇帝推船，解了搁浅之忧。事后，乾隆皇帝打趣道：“我的船在此搁浅，是因有你仲虔（浅）在啊！”自此以后，横坊村就改名为“仲浅村”了。

从以上对因传说而命制的地名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命名理据并不可靠。修桥时出现的那个老人未必是鲁班，乾隆皇帝与那几个地名有联系的可能性也不大，其中的穿凿附会较为明显。因此，这些传说并不能真正成为这些地名的命制理据，其真正的理据已经湮灭，不可考。

六、结语

地名既是一种标志地理位置的符号，又是一种贯通古今、超越时空的地域性历史、文化现象。一方面，地名与人类的社会实践紧密相连，是人类社会交往的产物，更是一种社会现象，具有史学价值；另一方面，地名从命制之初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研究地名不仅考察地理实体的演变，更要从中挖掘其内在的文化价值。

文章作者：杨晓红

文章来源：《枣庄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

选稿：甄艺涵

编辑：刘言

校对：汪依婷

审订：吴雪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