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墨颍淮】第44期
作者：张华东
（本栏目每周五下午4点推出）
清代淮颍大地区域书风的基本成形
作为颍州，地处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于淮河和黄河之间，紧依淮河，颍河、泉河穿流而过，历史上长期处于南北交争，频繁的战事及政治冲撞，故而有“梁宋吴楚之冲，齐鲁汴洛之道”、“中州锁钥”、“襟带长淮，控扼陈蔡”之誉，因与中原接壤，故而又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在历史上，颍州区域也多次的变化整合，南北朝时期，于北魏孝昌三年（527）设立颍州，北周大象元年（579）设置亳州，颍州和亳州时分时合，故亳州文化特征和区域文化是紧密相连相融的。谈到颍淮大地的区域书风，必将同时提出这是一个无法分开的文化现象，因为颍州区域文化特点，是受“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影响，同时，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也一直浸淫着颍淮大地。颍州、亳州属于淮河较大支流的颍河、涡河流域，共同孕育了一方文化，也就形成了具有典型的区域文化特色的颍淮文化现象，这也是颍、亳文化所共有的文化特征。
清 张思浚 书法
特别在清代，就书法艺术来讲，这种现象更加明显。虽然清朝是由女真族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由少数民族统治中国，也是汉族文化传统及其形式在王朝更替时期中的社会巨大变革，但汉文化基本上没有受到破坏，他依然以汉文化统治中国，所以，虽然清代以少数民族统治，汉文化依然在很健康的延续和发展。
就清代的颍州地区书法艺术，有很好的传承发展，颍淮区域性的书法风格也逐渐形成。这种区域风格特色的形成，与其地理位置和环境有关，这也正是区域文化所影响的。由于这个区域的文化现象，也产生出了有代表性的书法人物，所以清代的颍州地区书法名家众多，雍正以前的代表人物有张大同、刘体仁、吴楚奇、张思浚、张思洽等人，到了乾隆、嘉庆时期，这也是颍州书法最鼎盛时期，这也出现了以梁巘为代表人物的颍淮书风的执旗人。
清初的张大同（？—1635），字同甫，号瑶沛，为明末兵部尚书张鹤鸣之子。颍州人，工诗文，著有《匏子集》，尤善书法，笔法镕铸古人。“转运遒逸，神韵具是”、“独具匠心，极臻其好”，风格受祝允明的影响。
清初最具代表性的当数刘体仁，“身践华要，名重一时”、“与海内诸名贤为文酒会”，所以说刘体仁在当时影响较大。
刘体仁（1624—1684），字公勇，号蒲庵，颍州薛集刘寨人，清代诗人，书画家，少时聪颖，“就傅经史，一览成诵”。顺治12年（1655）考中进士，官刑部主事、吏部郎中，上任不久，因碰上一桩冤案，拒绝抚军贿赂，仗侠执义，故难为官，所以辞官归故里，为官只三年时间。由于他爱与诸名贤为文酒会，所以与王士祯、汪琬、顾炎武、黄黎洲等文人侠士交往过从，并于孙奇峰问学，与收藏鉴赏家孔承泽、梁清标友善。
刘体仁辞官归里后，过了一段隐居式的田园生活，后踏上出游之路。从秦淮河到黄河，感受秦淮的风雅，黄河的气势。从苏门山到华山，去领略山川的雄奇与壮阔。此间，游山水之情更激发其创作灵感，常咏诗于名胜，作画于林泉。诗文并茂，故有“凡一笔出，四方人竞传诵之”。他著书颇丰，有《七颂堂诗集》、《七颂堂词绎》、《七颂堂识小录》等。他的山水画萧疏旷远，寄兴天真。其书法在当时受人宝之，特别尺牍手扎，甚为收藏家看重。
王士祯在《古夫于亭杂录》卷四中云：“故友吏部公勇体仁尺牍、题跋，风采不减苏黄。往与余复最多，令并佚失，偶从蠹简中得其小札一通，书法、言语皆可宝玩。”我们看到刘体仁的书法作品，能感受到清秀，并有中和之美，有一种恬静的自然状态，其用墨干净隽朗，受董其昌书风的影响较深。所以，当我们欣赏刘体仁书法，特别是尺牍，平淡秀雅，笔工精到，始终保持正锋，给人以飘逸空灵之感。关于刘体仁的书画艺术，清《国朝画征录》、《图绘宝鉴续纂》、《列朝诗集小传》、《居易集》、《清画家诗吏》、《中国名人大辞典》、《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均有记载。
清 徐广缙 书法
清代的颍州书法，到了乾隆、嘉庆时期，以梁巘为代表的书法家，形成了区域书风的执旗人。
梁巘（1726—1784），字闻山，号松斋，亳州人，乾隆27年举人，官至湖北巴东知县。因为明代颍州、亳州等属凤阳府，到了清代的雍正十一年（1733）分寿州地置凤台县，仍属凤阳府，雍正十三年（1735）分凤阳府升颍州为颍州府，此时，亳州被颍州府所辖。颍州、亳州又同在淮河支流，其文化受淮河文化影响，而梁巘就长期生活于这个区域之内，其书法艺术造诣之高，影响之大，名冠一时，故时有“无梁不成家”和“无梁不富”之誉，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称其书法为能品，与当时的梁同书并称“南北二梁”，与梁同书、梁同治并称为“三梁”，与孔继涑并称“南梁北孔”。由此可以看到，梁巘在当时声名显赫，并且有专著《承晋斋积闻录》，所以说，他对颍淮书风的影响是很大的。
由于梁巘只是乾隆年间的一个举人，后来只出任湖北巴东小小的知县，梁巘在任巴东知县时，为官清正廉洁且耻于逢迎拍马，于是得罪了一些权贵，故在他任巴东知县不久，便辞官到寿春循理书院开始以书法授徒。后又辞去寿春循理书院，而回到他自己的故乡亳州，潜心研究书法，并致力于书法理论的研究，他将理论研究与书法实践相结合，写出了大量的书法研究及指导性的文章，他从多方位的论述书法实践，撰有“古今法帖论”、 “名人书法论”、“执笔论”、“学书论”、“砚论”、“印章论”等并将这些理论总结，结集为《承晋斋积闻录》同时还著有《论书帖》。
清 胡大刚 书法
梁巘所著的《论书帖》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力，因为在此论述中他在执笔方面有较深的研究，其中《执笔歌》“学者欲问学书法，执笔功能一居八，未闻执笔之其传，钟、王学尽徒茫然。一管分为上下中，其字小字靠下拢，行书大字从中执，草书执上始能工。大指中楷死力掐，圆如龙睛中虚发，食指名指上下推，亦须着力和撑插，禁指无用任其闲，手背内坎半朝天，始能沉著坚而实，个半精务悟通玄……”。并且还说：“书学大原在得执笔法，得法虽更临无明人书亦佳，否则日摹钟、王无益也。”可以看出他对执笔之法的重视和自信自己之法。
在当时他以举人之身份应礼部试时，刚刚到京便为人书写屏障，就受到成亲王的称赞，说他：“此人必成大名，只是执笔好，入门正耳。”
由于他名冠当时，为一代书法大家，又不摆架子，且谦逊待人，又乐于助人，所以在寿春循理书院时，邓石如时30岁左右，在寿县结识了循理书院的主讲梁巘，后在梁巘的举荐之下，邓石如去了江宁，在江宁大收藏家梅镠住了八年，后名声大震，响誉书坛。清代的贡生，寿春的萧景云也是梁巘的学生，其人工诗善书，道光元年（1821）举孝兼，并著有《招鹤堂诗文集》。他从寿春回故乡亳州后，人们都把他当作最理想的“乡先生”，争相拜他为师。到了清末阜阳著名的书法家邢璞，书法学梁巘，由于邢璞家境窘迫，靠卖字为生，所以他的好多作品用梁巘落款。
就梁巘的书法风格来看，他还是极力的打破陈腐观念的，在当时康熙、乾隆时期，董（其昌）、赵（孟頫）之风盛行，引领着当时的书坛，天下学业皆以董赵之风为模式。而梁巘还是追求变革的，他则致力于学习和研究李邕，然后追溯二王，于是形成了他的精妍端雅、潇敬虚和的风格，并且行云流水，碑中求骨，怡中得气，错落有致，虚实相生，飘逸自然。
然而梁巘只是一个举人，官至小小的巴东知县，且时间较短，终因三百年来书法家在朝而不在野，故梁巘名不挂朝籍，无非是一个“憔悴老儒”耳，自然也就没有留下大名。但是，二百多年来，梁巘的书法，一直影响着颍州书坛，影响着颍淮大地。所以，他对颍州书风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当我们研究颍淮书风时，梁巘必将为颍淮书风的一面旗帜。
清 梁巘 书法
在颍淮大地，在梁巘以后的嘉、道年间至光绪、宣统间，由于颍州大地的区域性文化氛围的逐渐形成，出现了较多有成就、有影响的书法名家。虽然在风格技艺上没有历史性的突破，但由于受老、庄道家思想的影响和淮河文化的浸淫，这种具有南方隽逸之风、儒雅之气，同时又兼具北方粗犷的文化区域特征还是能彰显出来的，并且其水平还是相当高的。
稍晚于梁巘的邢颍谷（1797—？），名玙，字鸣玉，清嘉庆年间阜阳的书画名家，颍州人，其一生博览群书，对诗词亦很有研究。特别其行书，在《国朝画征补录》中评价：“笔路生峭，不落前人窠臼”，并且兼及花鸟，著有《颍谷诗草》，与当时的赵椒谷、亓兰谷并称“阜阳三谷”。赵椒谷，名锡藩，颍州人，清嘉庆、道光年间的书画家。一生淡仕世，乐吟咏，尤工隶书，亦善画墨梅。现在阜阳博物馆《为岳飞平冤诏书副本题赞》即为其所书。亓兰谷，名毓珍，字席聘，清道年廪贡生。授直隶州州同，颍州人，其书法楷隶皆精，传略均载民国《阜阳县志续编》。
另外徐广缙、胡大刚、李慎五、宁汝杼、郭桂芳、朱炎昭、王震昌、邢元伟等都是清嘉庆、道光一直到光绪、宣统以来出现的书法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
特别与“三谷”同时代的徐广缙（1797—1869），字仲升，一字靖侯，嘉庆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任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等职，其书法严谨娟秀，雄健潇洒，气韵流畅，结构取势险丰，斜正顾盼有姿，以追求险中求平衡之态，受何绍基书法影响较深。
到了光绪年间，被民国《太和县志》评其为“字盖颍州六属，有笔挥五湖秋之气概”的郭桂芳（1835—1910），字丹君，界首人，曾是光绪五年恩贡，历任县、州教谕，书法师法唐宋碑帖，主攻颜、柳，自成一家，名播汝、颍、寿、项一带。郭氏一生为人纯厚，气量宽宏，跟随他学习者都赞其平易近人，有诲人不倦的品德，故其弟子很多，遍及汝颍。
关于颍淮地区区域性书风的形成，不但与地理文化特征有关，其实与当时的政治也有关，清中叶的乾隆盛世，也是书法艺术繁荣的时代。《中国书法史·清代卷》中载：“清代的书法发展过程，其大势基本是帖学逐渐衰落，碑派迅速崛起并取代帖学。这一力量对比变化的转折点在道光、咸丰之际。雍正以前是明代帖学的延续阶段，书风大致未超出元、明范围；乾、嘉时期，清代帖学达到最高水平，张照、刘墉之名，几与赵孟頫、董其昌不相上下。同时，碑派初兴，在篆、隶书体上已颇具成就。
道、咸以降，帖学盛极而衰，碑派书法取代帖学，大行其道。到清末民初，书法遂成碑派一统天下之势。”所以整个清代，颍州地区的书法艺术，也就是在这种朝代风格的影响下，在具有区域性文化特征的浸淫下，特别是在乾、嘉时期，其风格为帖学和碑派的融合，既有南方之隽秀，又有北方之朴茂，可谓刚柔相济，雄婉互补，这也是颍州区域文化所形成的特征。共同讲好新时代中非故事，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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