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3月21日，波涛汹涌的黄海海面上，一支六艘鱼雷艇组成的编队正在进行着一场演习。
19点20分，演习结束，鱼雷艇编队按原定计划返航。就在这时，殿后的一艘编号为3213的鱼雷艇却悄悄驶出了编队，朝东北方向急速驶去。
编队的其他船只并不知道，就在刚才，3213号鱼雷艇上已经发生了一起极为严重的事件：两名士兵射杀了六名战友，并控制住了其他战友，正劫持着3213号鱼雷艇朝韩国西海岸驶去。
这两名图谋叛逃的败类，一个叫杜新立，时年20岁，河北人；另一个叫王中荣，19岁，江苏人。
3213号鱼雷艇属于湖川级鱼雷快艇，是我国自行研制、自主建造的第一代大型钢质鱼雷快艇，1983年首艇下水试航，第二年完成试验交付部队训练试用。这种鱼雷艇配备有四具鱼雷发射管，一次齐射可形成扇面的攻击，命中公算率较高，攻击时只需少量快艇即可；同时由于快艇的吨位增大，耐波性提高，再配合新型的鱼雷攻击射控系统，作战威力很大。
3213号鱼雷艇共有艇员19人，当天演习结束返航时，3213号鱼雷艇处在编队最后的位置，杜新立见时机已到，于是从艇上的设备仓中取出一枝冲锋枪与一把手枪，将手枪交给王中荣之后，将枪柜锁死，自己提着冲锋枪来到了操作室，冲着操作室一通扫射，艇长张晓生第一个中弹牺牲，副艇长张维功及轮机长曲振波等五人受伤倒地。
与此同时，王中荣则手执手枪来到轮机室，与之后赶来的杜新立一起，将其他船员赶到船舱里控制起来。
两人控制了3213号艇后，便调头朝韩国西海岸高速前进。航行了九个小时后，鱼雷艇油料燃尽，随即漂流到韩国水域的小黑山岛附近，此时已是第二天上午11时左右。韩国一艘渔船刚好在此海域作业，他们发现了正在随波逐流的3213号艇。
发现3213号鱼雷艇时，韩国渔船认出这是一艘鱼雷艇，所以不敢靠近，马上用船上的无线电报告给了韩国的海岸警备队。海岸警备队马上派出一艘巡逻艇前往小黑山岛查看，发现这是一艘来自中国的海军作战舰艇后，如临大敌，又呼叫过来几艘警备队的舰艇，一起将3213号鱼雷艇拖往靠近下旺嶝岛停泊。
再说北海舰队这边。当其他参加演习的舰艇都陆续归航后，唯独3213艇不见返航。舰队于是启动无线电，试图呼唤3213艇，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回应。
当晚，舰队派出两艘鱼雷艇去搜寻3213艇，然而几个小时过去了，一直没有搜寻到3213艇的踪迹。舰队随即打开所有雷达，进行搜寻。不久后，雷达汇报：在接近韩国的海域发现了目标。北海舰队于是派出三艘军舰(包括一艘导弹驱逐舰)全力追赶，力求将3213艇带回基地。
为防止意外，北海舰队还派出了两架飞机，一架搜寻监视，另一架则装满弹药，准备在迫不得已时炸沉3213号。
中方的三艘军舰在越过黄海中间线后，韩国马上派出了军舰前来拦截，与我方军舰形成了对峙，一时之间，黄海海面上形势剑拔弩张了起来。
为了不酿成不必要的外交事件，我方军舰得到指令，随后退到韩国领海线之外。韩国军舰也十分克制，没有做进一步的过激行为。
这时，海岸警备队已派人登上3213艇，初步了解了艇上事故的经过。于是，韩国方面在当天下午将3213号鱼雷艇拖至群山港，将伤者送入医院，杜新立、王中荣以及其余幸存艇员离艇后，被安顿在群山一间宾馆软禁起来。
当时中韩两国尚未建交，韩国方面不想让这一事件带上“政治化”的色彩，于是指令调查小组对艇员们进行了简单的询问，之后用摄影机拍下了艇上当时的情况。
中韩两国随即展开接触，韩国承诺：不把3213号鱼雷艇进入韩国海域当作一个政治问题，将鱼雷艇和全部人员将归还中国，双方约定在群山港西南约130海里的公海上进行移交。
之前，韩国媒体已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认为韩国会接受中国水兵的“投奔自由”行为，所以现在要连人带船一起送回中国，感觉有点丢面子，所以全程都避开了韩国媒体，将杜新立、王中荣等人换上了韩国海军的服装，又送上了加满油的3213号艇。
杜新立、王中荣满以为韩国会收留他们，之后便能过上“自由”的生活，没想到自己要被遣返，两人精神一度崩溃，甚至跪求韩国人饶自己一命，但这只能是徒劳。
3月27日晚，张维功等幸存者搭乘一辆巴士登上了3213号艇，而杜新立与王中荣两人则是被绑在艇内的一个舱室内，由韩国卫兵看守。六名艇员的遗体也在韩国拖船护送下，与28日上午抵达会合点。，与中国派出的几舰艇汇合。
之后，中方人员分别登上2313号艇和韩国拖船，证实死者身份后，在交接单上签字。整个交接仪式非常顺利，仅用时一个小时。随后，双方各自返航。
韩国宣布这次事件中，韩国花费了三百万韩元用于受伤人员的治疗和拖船、加油费用，希望中方买单。中方也接受了这个账单。
杜新立与王中荣不久后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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