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办人之一，章乃器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人物。他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是1936年入狱的“七君子”之一；他一向热心民主革命事业，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做了新中国的部长，却又在1957年“反右”中被打为“右派”。

章乃器一生亲历前清、北洋、国民政府和革命政权，一直主张独立思考。新中国成立后，他只问真理不畏权势，对于以党代政、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等弊端，他很早就提出了批评。

在极“左”思潮泛滥的那个特殊年代，章乃器的很多言论在人看来确实是有些惊世骇俗。

那时候，《人民日报》经常刊发一些社论，指出某某是有罪的，但出于某种影响考虑不予论罪，云云。章乃器说：这是司法机关的判词，《人民日报》有什么资格代替司法机关的职权？

关于如何对待右派分子，当时的宣传口径是将其作为“敌我矛盾”，但是在处理方式上又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章乃器说：这是哪里来的这些辩证法？这是对宪法的蹂躏。

针对当时的法治乱像，章乃器忧心忡忡，他提出国家必须以严格遵守自已制定的法令以取信于全民，对宪法“加以冷落，乃至侮慢”，是“国家事业莫大的不幸”。“经过一亿五千万人制定的宪法。1957年群众运动一来就被忘记了，怎么能使群众信服？”

他引用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第87条、89条关于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和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规定说，“在群众斗争中，任何人只要被扣上‘反党’的‘帽子’，他被剥夺了言论的自由，甚至是答辩的自由。当一个人的人格尊严得不到尊重的时候，还能谈得到什么人身自由呢？”

针对“大跃进”的反科学蛮干，章乃器提出：这些年来由于缺乏常识造成很多缺点和错误，主张开展一个恢复常识的运动，来教育那些不懂常识的人。

在提倡“民主”、“法治”、“尊严”的今天，反观章乃器半个世纪前的言论，不过是重申了常识，而在当时被认为是向党“猖狂进攻”，是“态度顽固”。在“左”的思潮不断上升的气氛中，章乃器的话被曲解，他的一言一行被作为“大毒草”来批评，其引火自焚的后果显而易见。

继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后，1963年1月，民建中央通过决议，开除了其创始人之一章乃器的会籍。同年3月，他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也被撤销。

一连串打击接踵而来，但章乃器不为所动，他说：“我绝不能昧杀良心，做一个自认错误乃至助长领导错误的误国佞人，也不能做一个‘国家事，管他娘’的行尸走肉。”

他始终拒绝承认对自己的“右派”定论。

章乃器恃才傲物，却有着老一辈爱国知识分子的风骨，身处政治漩涡之中，哪怕遭遇磨难，他仍旧不忘忧国忧民。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批评制造阶级斗争是“无的放矢”，并警告如果造成了这种形势，这样搞下去，势必造成阶级斗争的循环发展。

随后，“文化大革命”爆发，章乃器不幸言中。风口浪尖之上，被戴上了全国“大右派头子”帽子的章乃器在劫难逃，他遭到残酷迫害，被“红卫兵”打得遍体鳞伤，家中的书画、文稿、古玩被抄走、焚毁、打碎，他全凭顽强意志和坚强体魄挺下来。

面对这种极“左”狂热下令人发指的暴行，章乃器依然心忧天下，他痛斥“文革”是多年来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曲解，给国家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协商制度造成了破坏，导致了全社会的严重灾难。

便是在这样的危难时刻，章乃器还是表明：“我是永久不反党的。”

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岁。直到最终，他一直拒绝在“右派”定论上签字，真实做到了光明磊落。

1980年6月，章乃器的“右派”错案得到改正。1997年，在他诞辰百年之际，中央做出结论：“章乃器先生是一位勇敢的爱国民主人士”。

章乃器手上没有沾过半滴人民的血，腰间没有留半文不义之财，自辛亥革命以来所有的进步运动他却无不参加。前半生，他为民主革命奔走呼吁；后半生，他在逆境中保持乐观，时时以国家民族为念，不管境遇如何，都不愿违背初衷。他一生历经沧海，始终坚守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