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主流话语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有个很常见的倾向叫做：『泛道德化』。
泛道德化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在评价一个人时，往往会以道德作为主要尺度乃至唯一尺度。
评价君主亦是如此。符合儒家道德要求的，那就是明君，不符合儒家道德要求的，就是昏君。
《明史》是这样说的：
然耽乐嬉游，暱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
也就是说，《明史》有三点依据。
第一，耽乐嬉游。这一条说的是，朱厚照爱玩，喜欢娱乐游戏。
第二，暱近群小。什么意思呢？说的是朱厚照亲近小人，亲近小人嘛，疏远的当然就是衮衮诸公了。
第三，自署官号。这一条说的是朱厚照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还改名朱寿。
这三条都不符合儒家理想的道德人格。所以，得出结论了：朱厚照不是明君，是昏君。
但是，问题就来了，什么叫明君呢？
当然是有能力的君主，能把国家治理好的君主。
而《明史》的这三条控诉，与治理国家之间有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
其实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耽乐嬉游，就一定治理不好国家吗？暱近群小，就一定治理不好国家吗？自署官号，就一定治理不好国家吗？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君主，他有三个习惯。
第一，爱打猎，从早打到晚那种，有时候会因为打猎处理不了朝政。
第二，爱喝酒，从早喝到晚，有时候会因为喝酒处理不了朝政。
第三，爱女色，连自己都承认。
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侧，田莫不见禽而后反。诸侯使者无所致，百官有司无所复。”对曰：“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继，诸侯使者无所致、百官有司无所复。”对曰：“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对曰：“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
拿这个去问明代大儒，这样的君主是明君还是昏君呀？
那肯定十个大儒里得有十个都说是昏君啊！爱喝酒，爱打猎，不爱处理朝政，还沉湎女色。这能忍？
那么，这个君主是谁呢？
他就是齐桓公，春秋五霸之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引文中与齐桓公对话的正是管仲，管仲说，齐桓公的这些恶劣的个人爱好都问题不大，不影响治国。
你看，朱厚照干过的事，齐桓公也干了，朱厚照没干过的离谱事，齐桓公还是干了。但这影响齐桓公成为明君了吗？没有，齐桓公还是历史上非常典型的明君之一。
尽管齐桓公晚年确有过失，但如果以他的功业都要被开除出明君之列，历史上的明君也不多了。
所以，可以发现：道德水准与能力强弱之间，也就是『德』与『才』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断裂。有德行的人不一定擅长治国，擅长治国的人也不一定有德行。私德好的君王不见得是明君，私德不好的君王也有可能是明君。
因此，用道德的尺度来评价一个人是明君还是昏君，无疑是不能够自洽的。
而且，以《明史》为代表的主流话语控诉朱厚照的耽乐嬉游、暱近群小、自署官号这三大罪状中，最愤慨的是哪一点？
不是耽乐嬉游也不是暱近群小，反而是与治国理政最没啥关系的自署官号。
《明史》在说到朱厚照自署官号之后，紧接着就愤愤不平地说了一句，“冠履之分荡然矣”。“冠履之分”也就是上下等级之分，意思就是，你一个皇帝自封威武大将军，把君君臣臣的等级制度都给搞乱了。
这在他们看来，自署官号绝对是一件有违君臣伦理的事情，后果很严重，因而是朱厚照的一大罪状。
但是，一个国家是否蒸蒸日上，人民是否幸福安康，和这个国家的君主有没有自封威武大将军，是没什么必然联系的。
说到底，是当时儒家的评价体系出了问题。
评价君主是明是昏，这是一个『才』的问题，你非得用『德』当作尺度来评价。你怎么可能得到一个自洽的理论呢？
孔老夫子他也不会同意明清时期的评价体系。
早在儒家初创的时候，孔子就和子贡探讨过应当如何评价管仲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我们应当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去评价一个人？
子贡说，管仲这人道德有问题吧，他作为公子纠的臣子，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却还当齐桓公的宰相。一句话，管仲干的事不符合道德尺度。
孔子怎么说呢？孔子说，管仲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老百姓到现在还在享受管仲带来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我们现在就已经被夷狄给统治了。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所以，不论朱厚照实际上究竟是明是昏，主流话语以耽乐嬉游、暱近群小、自署官号来证明朱厚照是昏君显然是有问题的。
同理，在评价作为皇帝的刘邦时，应该只盯着他爱骂人没素质吗？在评价作为皇帝的李世民时，应该只盯着李世民杀兄逼父吗？这些都远远不是他们的全部。
总而言之，古代的主流话语对朱厚照的评价完全是一种泛道德化的评价，道德固然很重要，但评价一个君主、或是管仲这样的人时，道德远远不意味着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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