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战争年代，很多的革命志士为了国家，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不得不割舍自己的“小家”，与妻儿分别，可往往一别就是数年甚至是永别。我党中就有这样一对父子，1934年，父亲为了革命事业，离开了家人，没过几年，儿子也参加了革命，却因为各自的工作和名字问题，多年不得相认相见。
项南
建国后，曾出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就是要讲的主人公之一，他的父亲名叫项与年（后改名为梁明德），1894年出生于福建省，项与年的父亲很早就给儿子领养了一个童养媳，项与年对此事也并不多么排斥，长大后顺理成章的和童养媳结婚生子。
1918年他和妻子生下了项南（原名项德崇），项与年不想一辈子困在家乡，决定出去闯荡，他做过小生意、当过学徒工，后来他加入了国民党，立志要让国家强大起来，改善子孙后代的命运，可是国民党内部的混战和种种争斗让项与年非常灰心失望。
项与年
后来项与年接触了解了共产党，欣然转变了革命理念，1925年，项与年正式入党，2年后进入了中央特科，成为了一名红色特工，为了掩护身份，项与年听从组织安排，把家人接到了上海，此时项南10岁。
妻子王村玉知道丈夫的工作不一般，但她从心底支持丈夫，不会多加过问什么，还教育儿女不要多问，项南奇怪家里为什么经常会来那么多陌生的叔叔，还叫父亲老梁，可父亲不姓梁啊！有一次，项南实在好奇问了一句，父亲严厉地告诫他，不要多问，家里的这些情况也不要向外透露。
1932年，项与年与妻子告别，妻子没想到丈夫说的“出去一段时间”，最后竟然分开了20多年，此后项与年为了革命工作，辗转多地，与家人失去了联系。项与年离开了上海，本以为为妻儿减轻了风险，没想到敌人在上海疯狂查寻打击，把这个曾经的地下党联络点挖掘出来了。
王村玉和年幼的女儿被抓走，项南因为在外读书，逃过了一劫，可没有了父亲的庇护，他只好半工半读，王村玉虽然知道丈夫的工作不一般，但她面对刑讯逼供，坚持说自己就是个乡下来的妇女，什么都不知道。
令人感到沉痛的是，小女儿承受不住狱中的艰苦条件，背部逐渐溃烂，敌人从王村玉身上也问不出有用的信息，只好把人放了。母亲被释放后，见到项南，让他好自珍重，上海她和女儿是不能再待了，只好带着女儿回乡谋生，但年幼的女儿病情越来越严重，得不到有效治疗，很快便夭折离世，这成了一家人永远的痛楚。
后来王村玉在老家也不得安生，她经常被找茬挑事，只得扮作乞丐，四处流浪，而项南1938年入党，并改了名字（原名叫项德崇），同样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发起的救亡图存活动引来了国民党的迫害，只好离开福建长乐，前往苏北革命根据地。
抗战胜利后，项与年长期在东北工作，项南则还是在苏北地区，解放后，项与年多方打探，了解到自己的儿子可能在安徽青年团，便委托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寻找，此时，34岁的项南任安徽省团委书记，曾希圣把任务交给了项南，项南是按梁姓青年找的，找到了十几个都不符合要求。
后来，曾希圣告诉了项南，自己的这位战友梁明德更加详细的情况，说他曾在上海大世界八仙桥一带生活过，项南说真巧，我小时候也住过八仙桥，曾希圣好奇的追问了一下，当项南说出具体住址时，曾希圣大吃一惊，因为他知道这是曾经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
曾希圣意识到项南就是要找的那个人，父子两人相隔近20年才再次见面，让人唏嘘不已，项南此前也一直在找寻母亲，而母亲也在找他们，可是丈夫和儿子都改了名，她向人打听，一无所获，后来去闽西视察慰问的人员把革命家属的信息一一登记，发给了各大机关，项南看到了母亲的名字，终于得以和母亲相聚。
但在特殊时期，项家受到影响，项南被下放到干校劳动。风波过后，项南先在农业机械部任职，80年代回到老家福建工作，并于1985年担任福建省委书记。
革命人为后辈人创造了安定的生活，项南的女儿出生在建国后的1952年，名叫项小米，不同于祖辈和父辈，项小米可以安心学习工作，她是中国作协会员，发表过不少中长篇小说，还曾制作过一些革命影视剧本，可以说祖孙三代都为我党的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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