掐指算算，我离开老家，离开农村，已经二十多年了。

长长的街道，灯火阑珊；宽阔的公路，车来人往。春寒料峭，希望的种子正在渐渐温暖的土壤里萌动，准备生根，准备发芽。烟花嗖嗖地冲上天空，炸响，开出一朵朵绚丽多彩的鲜花。炮竹的芬芳在空气中弥漫，传递着春天的消息，告诉忙碌了一年的人们：春节到了，过年了！——这是我在城市过年的感受，但现在，城里不让放烟花炮竹了，显得有些寂寞。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一切似乎只在眨眼之间。我在慢慢变老，心依然童贞。每到快过年的时候，我情不自禁会回到童年，回到童年时代过大年的情景里，回味又回味，感觉那才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候。

记得，中秋节一过，我便开始盼过年，因为过年有新衣服穿，有大鱼大肉吃，还有压岁钱，还可以不干活，一天到晚尽情地玩耍。

快到过年的前几天最忙，为把年货准备好，大人小孩都得上阵。

制作糖片是件大事，先是要发麦芽，准备熬糖用。我母亲用抽屉发麦芽，把浸泡了一天的麦子平铺在抽屉里，上面盖层纱布，每天浇几次温水，麦芽就长出来了。

等麦芽长得和抽屉平了，就差不多了，就可以蒸红薯了。

一大锅洗干净了的红薯堆得高高的，锅盖是盖不了的，得用一口同等大小的锅扣在上面，这样不容易漏气，蒸出来的红薯又香又甜。

红薯要蒸上一整天才行，可费工夫了。当红薯蒸熟了时，不等父亲把红薯捣成泥，我们先抢着吃上一顿，直到肚子填不下为止。

红薯捣成泥状之后，再加上剁成泥状的麦芽搅均匀，加上水过滤出糖水，倒进锅里开始熬。这下时间可更长，至少要遨一天一夜才算成功。

糖熬好了，暂时用缸装着，等把糯米蒸好晒干之后炒成爆米花再制作糖片。

制作糖片时，取些的糖放在锅中加适量的水，待糖受热完全融化了，再倒入爆米花，搅拌均匀，取出红薯来倒入洗干净了的脚盆里，上面盖一块塑料布，用脚踩实。

我父亲脱下鞋子光着脚在脚盆里踩实爆米花的情形很滑稽，只见他张开双臂摇呀晃的，像是跳舞，又像是猴子表演把戏，逗得我们都要快活地笑上一番。

爆米花踩结实了，再将脚盆往八仙桌上一扣，一个大大的脚盆状的糖块便出来了。

接下来便是用菜刀切，先把那一大块爆米花糖切成长条，再切成小片，这道工序也就算完了。

糖片一般要制作三四锅才够，所以并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完成。制作好的糖片用瓦罐装，罐口用塑料布封住，不会回潮。

制作糖片一家大小齐上阵，但煎油豆腐母亲不允许我们小孩子在灶边转，怕我们不懂事，乱说话，特别是“豆渣”两个字，她最怕我们一不留神说出口。

那时候农村人都信这个迷信，油豆腐煎不起来，在锅里爆开，费多了油什么的，都觉得是小孩子乱说话造成的。而且，油豆腐没全部煎好时不准偷吃，谁偷吃了就要挨嘴巴。

过年的东西是神圣的，母亲的话就是圣旨，我们兄妹几个没谁敢犯忌。

不过，我家的油豆腐总比不上舅舅家的好吃，偏硬。我们一夸舅舅的手艺好，母亲便不服气地说：“你们舅舅家是用猪油煎的，我们是用菜子油煎的，哪能比呢？”

请神进门小孩子也要避开，更不能乱说话，乱说话可不是挨栗凿子那么简单，可能还会让家里来年的收成不好，因此格外谨慎。

也不知天上有没有神，但我喜欢偷着看母亲请神。每次都是这样的，母亲先是将一大盆插了双筷子的煮熟了的全鸡、猪肉端到大门口，烧上三支香，放一挂鞭炮，朝天拜三拜，嘴里唧里咕噜一通，也就完了。财神，灶神到底有没有进门，怕是谁也不清楚的。

贴年画也是件很有趣的事，先是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旧的年画揭下，再贴上新的。揭下的旧年画我舍不得扔掉，背面可以当草稿纸用，或者用来包新书。

那时的年画主要是武打的年画，如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穆桂英挂帅、霍元甲、少林寺之类。

贴春联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年三十前必须贴好。我家的春联没有请人写，是我父亲写的，只是他喜欢拖，非拖到最后一天才写。对此，我母亲很是不悦，经常催他写。

父亲写春联，我们贴春联，“金鸡报喜”，贴在鸡笼上；“水草长生”，贴在牛栏的墙上；“血财兴旺”，贴在猪圈上；“孩童言语，百无禁忌。”，贴在客厅的屏风上……

过年无论如何不准说脏话，所以，顽劣惯了的我时刻得提醒自己，说话千万不要带脏字。特别是大年初一，一定要记着不能动剪刀、扫地、打井水、睡懒觉……

过年时的很多事情一时半会说不完。

那时不知父母难，不觉间，我也成了为人之父，才真正体会到了“年难过，年难过，年年难过年年过”的道理。

在那赤贫的年代，父母把我们兄弟姐妹五个拉扯大有多么不容易，父母过年时的笑容里藏了多少心酸，寄托了多少期盼，我现在懂了。

儿时的年才是真正的年，年味浓浓。现在的年，我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