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报道，山东临沂的杨女士因房产问题到民政部门开具婚姻证明，意外发现自己名下有三个结婚证。为了自证清白，女子曾到当地民政部门和法院请求撤销被假冒的婚姻登记，民政部门以撤销登记于法无据不予办理，而法院则是以超过诉讼时效，裁定驳回起诉。2020年8月19日，女子向当地检察机关申请监督。在查明事实后，检察机关给民政局发去检察建议，建议依法对该婚姻登记证宣布无效。同年9月21日，民政局撤销杨女士被假冒的婚姻登记，杨女士的问题得以实质性解决。

这个新闻看得人五味杂陈，明明是别人犯错，纠错却如此艰难。从某个角度上讲，杨女士是幸运的，她的案件年代久远，囿于法定期限的限制，很难通过行政诉讼寻求救济。如果不是得到检察机关的助力，她可能还在维权的死循环里打转。但她的幸运中，又带了些许沉重和荒诞的意味。

网友一方面为检察机关的责任心点赞，一方面很是不解：明明是民政部门审核出错，把关不严，导致杨女士身份被冒用，权利严重受损。但问题曝光时，他们却以“无法撤销”为由堂而皇之地置身事外。其最后撤销的事实证明，所谓的“于法无据”只是一句借口。与其等到检察院发来建议后“痛定思痛”，为何一开始不能主动纠正错误，让当事人少跑腿少受罪呢？

杨女士的情况并非个例。过去也发生过多起女子“被结婚”，苦于无法撤销结婚登记的新闻。2019年，来自河南驻马店的尚女士，发现自己名下有5次登记结婚记录，“结婚对象”来自多个省份。在请求撤销登记时，也是难于登天。虽然尚女士中间也走了行政诉讼，但有两个地方的民政局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调查材料，直接撤销了尚女士的婚姻登记信息。

可见，被冒名办理的结婚登记，虽然不是民法典规定的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但这并不代表，对于这一明显不当的行政行为，只能通过法律判决或检察机关来纠错。或许从登机机关的角度看，婚姻登记行为作为一种严肃的行政行为，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撤销或者宣布无效。但要看到，结婚登记需要男女双方到场，“被冒名结婚情形”，显然不符合婚姻缔结的基本形式要求，更谈不上是否符合本人的真实意愿，相当于一种无效行政行为。既然是无效，在当事人提出撤销登记的时候，民政部门理应纠错，拒不撤销，才是行政不作为。

更何况，这种假冒身份登记结婚的情况，不仅影响到当事人的名誉和切身利益，也往往暗藏着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被结婚”发生于全国婚姻登记信息未联网的时代，那时拐卖妇女的情况时有发生。在一些农村地区，有人为了规避“买老婆”的违法行为，常用虚假身份信息登记结婚。比如南方周末特稿《被拐六年》中，14岁女孩小丫被拐骗到河北的小村庄，她被非法囚禁、被强奸、被迫怀孕，男方家里还给她搞来一张结婚证。在备受关注的丰县事件中，官方证实，当地民政部门未严格审核申请人的信息，为“小花梅”违规办理了结婚登记。

在这次杨女士“被结婚”的案件中，检察机关走访调查发现，她的身份是被一名没有户籍的女子郭某冒用，用来和孙某结婚。因为帮助办理冒用身份信息一事的人已去世，郭某二十年前已与孙某分手，不知去向，很难查明责任，调查才告一段落。郭某为何需要假身份结婚，不得而知，但不排除，在其他类似的案件中，有被拐的女子正等着被发现和解救，“被结婚”信息冒出水面，为她们重获自由提供了一线生机。

有鉴于此，民政部门面对被冒用身份结婚的情形，更不能冷眼旁观，一推了之，在回应“被结婚”当事人撤销登记的诉求时，也要搞清楚，到底是谁冒用了她的信息，为何登记时会通过工作人员的审查，这里面是否存在违规行为。

这不仅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更是一种行政义务。去年，国务院发布《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其中提出，其中提出婚姻登记工作人员发现疑似拐卖妇女情形的，应当及时报告和制止。今年3月份，公安部决定自3月1日起至12月31日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婚姻登记部门作为预防和打击拐卖妇女犯罪的重要环节，在配合公安机关打拐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然，民政部门拒绝撤销的理由之一是，多条结婚登记可能涉嫌重婚罪，婚姻登记机关没有执法调查的权限，因此不能贸然撤销登记。这个理由并非毫无道理，但这更要求我们民政部门能够主动作为。既然如今的婚姻登记系统可以查询到个人名下多条婚姻登记信息，民政部门完全可以积极主动与法院、检察院以及公安机关合作，梳理系统内重复登记的名单，对于涉嫌重婚罪以及存在拐卖妇女的线索，由公安机关查明，对于被冒名顶替的，要联系受害者，及时撤销登记，其中涉及的行政违规行为要及时查清，不要等到受害者找上门了，还毫无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