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动物：

我们为何如此思考、如此选择？

一种新的世界观正在形成，虽然步伐缓慢，但方向确定无疑。

这里的“世界观”正是字面意义上的世界观。新达尔文主义理论像量子物理学或分子生物学一样，是一套科学理论与事实；与它们不同的是，新达尔文主义理论还是一种看待日常生活的方式。一旦真正理解这一理论（它比量子物理学和分子生物学更容易理解），人们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就会被完全颠覆。

新观念所涉及的问题涵盖从世俗到精神的各个领域，几乎涉及所有重要事物：浪漫、爱情和性（男人和/或女人真的天生适合一夫一妻制吗？什么样的环境会使他们更适合或更不适合一夫一妻制？），友谊和仇恨（办公室政治，乃至广义的政治，背后的进化逻辑是什么？），自私、自我牺牲和内疚（自然选择为什么给了我们强烈的内疚感，即所谓的良知？它真的指引“道德”行为吗？），社会地位和趋炎附势（等级制度是人类社会固有的吗？），男女在友谊与志向等方面的不同倾向（我们会受困于自己的性别吗？），种族主义、仇外心理与战争（为什么我们如此轻易地将一大群人排除在我们同情心之外？），欺骗、自欺和潜意识（理智上的诚实存在吗？），各种精神病理学（抑郁、神经质或偏执是“自然”的吗？如果答案是“是”，这会使它们更易于被人们接受吗？），兄弟姐妹之间爱恨交加的关系（为什么兄弟姐妹之间不能只有爱？），父母对子女造成心灵伤害的巨大能力（他们真正在乎谁的利益？），等等。

——《道德动物》VII

今天的达尔文主义人类学家在审视不同文化时，他们强调的是不同文化的深层一致性，而不是表层差异；他们关注的是在各种疯狂仪式和习俗的遮蔽下，那些反复出现的家庭、友谊、政治、求爱和道德结构的模式。他们相信人类的进化设计可以解释这些模式：为什么所有文化背景下的人都在意社会地位，而且通常比他们想的还要在乎；为什么所有文化背景下的人都爱聊八卦，而且八卦的事情还相同；为什么在所有文化中，男女两性在某些方面的基本倾向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世界各地的人都会有内疚感，而且产生内疚感的情境都差不多；为什么世界各地的人都有深厚的正义感，乃至在生活中都信奉“善有善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格言？

重新发现人性竟然需要这么长时间，在某种程度上这并不奇怪。人性无处不在，却又被我们视而不见。我们总是把生命的基本元素视为理所当然，包括感激、羞耻、悔恨、骄傲、荣誉、报复、同理心与爱等等；就像我们把呼吸空气、自由落体以及地球上的其他标准特征视为理所当然一样。但事情本不必然是这样。假想一下，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上述特征的星球上，或者生活在一个不同种族有不同情感模式的星球上，可事实上我们没有。达尔文主义人类学家越是仔细观察世界各地的人，就越是震撼于那张束缚着所有人的紧密而错综的人性之网，同时也越想了解那张网到底是如何编织成的。

——《道德动物》X

令人欣慰的好消息是，我们现在可以自信地说，利他主义、同情心、同理心、爱、良知和正义感——所有这些将社会凝聚在一起、且让我们人类自视甚高的东西——都拥有坚实的基因基础。而让人不安的坏消息是，尽管这些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全人类的“天赐恩典”，但它们并不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进化的，也无法可靠地服务于这一目标。恰恰相反，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道德情操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为了与自身利益保持一致而被随意打开关闭的，以及我们是如何自然而然地忽略这一开关切换的。根据新达尔文主义观点，人类拥有丰富的道德装备，但可悲的是，他们爱滥用道德装备，可叹的是，他们对这一滥用一无所知。

——《道德动物》XVI

进化心理学的一个主要的（也许是最主要的）目标是澄清这些因素，生成更好的人格发展理论。换句话说，进化心理学不仅能帮助我们看到人性的“旋钮”，还能让我们知道如何调整这些旋钮。它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为什么所有文化中的男人都被变换性伴侣所吸引，而且能说明是什么环境让一些男人比其他男人更为之着迷。它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为什么所有文化中的女人在性方面都更保守，而且能让我们了解一些女人是如何颠覆这种刻板印象的。

——《道德动物》P74

如果我们想知道一个人的性格是何时以及如何开始向特定方向发展的，如果我们想知道性格后来会多么难以改变，我们必须指望达尔文。我们还不知道答案，但我们知道答案会从哪儿来，而且这些知识能帮助我们提出更一针见血的问题。

——《道德动物》P78

研究发现，在每一种文化中，女人都比男人更看重潜在伴侣的财务前景。

这不意味着女人对富有男人有特定的进化偏好。大多数狩猎—采集社会几乎没有什么财富积累和私人财产，不过我们祖先的生存环境是否如此还存在争议。在过去几千年里，狩猎—采集者被从富饶的土地排挤到了边缘栖息地，因此，在这方面，他们可能不是我们祖先的典型代表。然而，如果在祖先生活环境中的男人确实都拥有差不多的财产（大家都不是很富裕），那么女人可能更关心男人的社会地位而不是他的财富；对于狩猎—采集者来说，地位常常能转化为权力，即资源分配时的影响力，比如一次大捕猎后如何分配猎物。而在现代社会中，财富、地位和权力总是携手并进，它们在普通女性眼中都是诱人的礼包。

抱负和勤奋也被许多女人看好，巴斯发现，这种模式在全球范围内也普遍存在。当然，即使在雄性亲代投资较低的物种中，雌性也可能会看重抱负和勤奋，把它们视为体现基因质量的指标。然而，一旦涉及雄性的投资意愿，情况就不一样了。在高雄性亲代投资的物种中，雌性可能会探寻雄性是否慷慨、可靠并愿意持久付出的迹象。众所周知，女人比男人更看重鲜花和其他表示爱意的东西。

——《道德动物》P50

女性对配偶的容貌要求较为有弹性，另一个原因也许是她还有其他事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需要担心。比如，配偶是否会用心抚养孩子？看到美女和丑男在一起，人们通常会认为这个男人很富有或很有地位。研究者实际上已经煞费苦心地证明人们会做出这样的推测，而且它通常是正确的。

——《道德动物》P55

一个有钱、地位高的男性通常有更大范围的高价值妻子可供选择，所以他倾向于选择漂亮又相对圣母的女人。特里弗斯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他问道，“女性是否有可能在青春期根据她们的资本来调整生育策略？”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女孩在早期收到了关于自己美貌的社会反馈，她会利用这一点，选择性保守策略，以便获得那些高地位男性的长期投资，后者也正企图寻找漂亮的圣母。

——《道德动物》P74

虽然现代女性可以理所当然地考量她自己独立获取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并以此作为自己婚姻决策的参考，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可以轻易地推翻那些在祖先环境中曾发挥重要作用的深层审美冲动。事实上，现代女性显然没有弃置它们。进化心理学家已经表明，无论女性自身收入或预期收入如何，她们在择偶时都会比男性更看重伴侣的经济前景。

——《道德动物》P99

自然选择不会预测到有一天人类会采用避孕措施，人们的激情只会导致空耗时间和精力但没有任何“结果”的性活动；自然选择也不会预测到X级录像带的问世，于是欲望充沛的男人通过看色情片打发休闲时间，而不去追求那些可以帮助他们传递基因的真实女人。

这并不是说“没结果”的性娱乐有任何错误。自然选择创造了我们，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奴隶般遵循它的奇怪安排。（更有可能的是，我们会忍不住埋怨它不该让我们背负那么荒谬的包袱。）关键在于，人类心智的设计目标是使人类的适应性和基因遗产最大化，这一说法并不准确。自然选择理论其实是说，人类心智的设计目标是在其进化环境中使适应性最大化。

——《道德动物》P24

能够沉思且具有自我意识的大脑将我们从进化指令中解放了出来，对于一个外行来说，这可能是看起来很自然的事。但对于一个进化生物学家来说，看起来很自然的事可能完全相反：人类大脑的进化并不会把我们隔绝于生存和繁衍的进化任务之外，而是让我们更有效更灵活地去执行任务。我们从一种雄性会强制绑架雌性的物种进化成一种雄性会说甜言蜜语的物种，而甜言蜜语同绑架遵循的是同样的逻辑，它们都是雄性操纵雌性以达成自身目的的手段，都服务于同一功能。

——《道德动物》P44

相比一夫一妻的情况，在允许一夫多妻的背景下，许多女人都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其中也包括不想和别人共享丈夫的女人。出于同样的原因，许多男人则可能吞下一夫多妻制的苦果。

总而言之，虽然制度化的一夫一妻制经常被视为平等主义和女性权益的重大胜利，但它对女性的影响其实并不是完全平等的。一夫多妻制有利于在女性群体中更多地分配男性的财富资源。对于活泼漂亮的女性来说，如果她们的丈夫是充满魅力、体格健壮的企业巨头，她们就容易明智地抨击一夫多妻制是对女性基本权利的践踏。但是，对于生活贫困的妻子或者没有丈夫、孩子但有希望享有二者的女性来说，她们完全有理由去质疑一夫一妻制到底保护了谁的权利。在弱势群体中，应该只有男性会支持一夫一妻制，因为这让他们有机会迎娶那些本可以向更高社会地位攀爬的女性。

因此，在男女两性中，没哪一方的全体成员会一致地坐到婚姻制度谈判桌的同一边，进而促成传统的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既不会给所有男人带来损失，也不会为所有女人带来福祉，在两个性别的阵营内部都天然存在着利益冲突。更可能的是，婚姻制度是幸运和倒霉男人之间达成的巨大历史妥协。对他们来说，一夫一妻制确实代表了一种真正的和解方案：最幸运的男人仍然能得到最理想的女人，但他们必须限制自己，每人只能占有一个。因此，一夫一妻制是男人之间分配异性资源的方式，这种解释与本章开始时阐述的事实具有一致性：通常正是男性完全掌握着政治权力，历史上也正是他们决定着大多数的重大政治交易。

当然这并不是说，男人曾经真的坐下来，敲定好一个女人配一个男人这样的解决方案。更确切地说，一夫多妻制趋向于消失是对平等主义价值观的回应—不是男女平等，而是男人之间的平等。也许用“平等主义价值观”这个词来描述有些太客气了。随着政治权力的分配更加均等，上层社会男性“囤积”女性的行为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对于精英统治阶层来说，没有什么比一群性饥渴、没孩子但还掌握一定政治力量的男人更让人焦虑的了。

——《道德动物》P90-91

考虑到人类的天性，一夫一妻制是男性政治权利平等的直接体现。基督教在政治和思想上都充当了推进一夫一妻制的工具，所以它通常将无权无势的穷人作为布道对象，或许这并不是巧合。

——《道德动物》P92

关于婚姻的达尔文主义分析使得我们更难在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之间进行选择。因为它表明，选择不是基于平等与不平等，而是基于男性间的平等与女性间的平等。这非常艰难。

我们可以想象几个支持男性平等（即一夫一妻制）的理由。一是避免激怒各种女性主义者，她们不相信一夫多妻制解放了受压迫的女性。二是，一夫一妻制至少是理论上唯一一种几乎可以为所有人提供配偶的制度。但最重要的理由是，让大量男人没有老婆、孩子，这不仅不公平，而且非常危险。

这种危险的根源是雄性间的性选择。长期以来，男人一直在争夺稀缺的性资源—女人。输掉这场竞赛的代价是如此之高（基因湮灭），以至于自然选择会驱使他们以特别凶猛的方式进行竞争。在所有文化中，男人都会比女人制造出更多的暴力行为，包括谋杀。（事实上，在整个动物世界中，雄性往往都是两性中更好斗的一方，除了像瓣蹼鹬这种雄性亲代投入很高以至于雌性平均繁殖数量大于雄性平均繁殖数量的物种。）即使暴力行为不是针对情敌，也常常会归结为同性竞争。鸡毛蒜皮的小事可能会升级，直到一个男人为了保全面子、赢得尊重而杀死另一个男人—在远古环境中，这种尊重可以提升地位，带来性回报。

幸运的是，男性的暴力倾向可以被环境因素所抑制。其中一种环境因素就是配偶。我们可以预测，没有女人的男人会以更凶残的方式展开竞争，事实也的确如此。在24岁至35岁这个年龄段，未婚男子谋杀其他男性的概率是已婚男子的3倍。毫无疑问，这个差异多少可以反映出已婚男子和未婚男子原本是哪种人，但马丁·戴利和马戈·威尔逊中肯地指出，这个差异的出现更有可能在于“婚姻的安抚作用”。

谋杀并不是“未被婚姻安抚”的男人唯一更有可能做的事情。为了获得吸引女性的资源，他们也更有可能带来其他风险，比如抢劫。他们更有可能实施强奸。更广泛地说，高风险的犯罪生活通常会导致吸毒和酗酒，这可能会进一步降低他们通过合法手段赚足钱来吸引女性的机会，从而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这种基于男性平均主义的解释可能是对一夫一妻制婚姻的最佳论证，相对女性间的不平等，男性间的不平等会为社会带来更严重的破坏，因为它会同时伤害到男人和女人。在一个一夫多妻制国家里，大量低收入男性没有配偶，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想生活在那样的地方。

——《道德动物》P92-94

持久的爱是一个人“下决定”才能完成的事。终生的彼此忠诚其实并不自然，甚至对女人来说也不是，对男人就更是如此。它需要我们用所谓的“意志”（缺乏更好的表达术语）去坚守。因此，达尔文把婚姻问题与婚姻配偶问题做了明显区分，这是很合适的做法。他最终坚定地下决心结婚并重视婚姻，对他来说，这与选择配偶是同样重要的事情。

这并不是说年轻人不能指望被爱情所俘获，毕竟达尔文在自己婚礼那天就很激动。但是，男人一时燃起的情爱之火是否能准确地衡量出他们对婚姻的忍耐力，那是另一个问题。这种热情迟早会消退，之后婚姻的存亡就取决于尊重、包容、单纯的情感和（尤其是现在的）决心。有了这些因素的协助，一种配得上“爱”这一标签的情感就可以持续下去，直到生命结束。但它与婚姻刚开始时的“爱”不同，是否前者才是更丰富、更深沉、更触及灵魂的爱？人们观点不一，但它确实更深刻感人。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婚姻从来不是天作之合。促使人们离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许多男人（也包括不少女人）相信他们的结婚对象是“错的人”，下次婚姻就能遇到“对的人”。

——《道德动物》P128

公平与互惠利他主义

非零和博弈

假定你是一只黑猩猩，你刚刚杀死一只猴子，并将其中一些肉分给了某个食物短缺的同伴。就算是给了5盎司吧，我们记为你损失了5分。现在，重要的是那只黑猩猩获得的其实超过了你的损失。毕竟他正处于食物短缺的非常时期，这些食物对他的基因繁殖起到的价值贡献非常高。事实上，如果他是个能思考自己处境的人类，且不得不签订一份有约束力的合同，那么他可能会理性地同意签合同，比方说在下周五发薪后马上偿还6盎司的肉，以便现在得到5盎司的肉。所以在这场交换中尽管你只失去了5分，他却得到了6分。

正是这种非对称性造成了这一博弈的非零和结果。一个玩家的得分不会被另一个玩家的失分所抵消。非零和博弈的本质特征是，通过合作或互惠，每个参与者都能达到更好的结果。9如果这只黑猩猩选在他有很多肉而你缺乏食物的时候回报你，那么他牺牲了5分，而你能得到6分。你们两个都从这次交易中获得了1分的净收益。一场网球或高尔夫球比赛最终只有一个获胜者，但囚徒困境这样的非零和博弈游戏则不同，通过合作两个参与者都能赢下游戏。如果原始人A和原始人B联手猎取到单独一个人无法猎杀的猎物，两个家庭都可以饱餐一顿；如果没有合作，两个家庭都无法享用到这一切。

劳动专业分工是非零和博弈的常见来源：你成为一个专业兽皮缝制者，给我提供衣服；我雕刻木材，给你提供矛。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之处在于，一个动物的过剩资源对另一个动物来说却是珍贵的稀缺品，上面关于黑猩猩的例子以及其他非零和案例莫不如是。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达尔文回想起一次与火地岛的印第安人交换物品的经历，他写道：“我们双方都因对方的做法而大笑、迷惑和目瞪口呆。我们对他们感到同情，因为他们用优质的鱼肉和螃蟹和我们交换破布；他们也是第一次发现，竟然有人会愚蠢到为了换顿好吃的而送出这么奢华的饰品。”

从许多如今的狩猎—采集社会的情况来看，劳动分工在祖先环境中并不显著。几乎可以肯定，最常用来交易的商品就是信息。知道哪里发现了大量的食物，或者哪里有人遇到了毒蛇，都可能是生死攸关的事情。而知道谁和谁睡在一起，谁对谁发怒，谁背叛了谁，这些类似的信息可以让人们了解到，为了性和其他重要生存资源该采取哪种社会策略。事实上，各种文化背景下的人都天生渴望听到与胜利、悲剧、财富、不幸、忠诚以及背叛等事情有关的流言蜚语，这些信息与能提高适应性的各类信息相匹配。八卦是朋友之间最常干的事情之一，甚至可能也是为什么友情会存在的原因之一。

与食物、长矛或兽皮不同，信息是可以共享的，而不需要真正“交出去”，这一事实使得信息交换具有标准的非零和性。当然，有时候信息只有储存起来才有价值，但通常情况并非如此。一位达尔文的传记作家写道，在达尔文和他的朋友约瑟夫·胡克进行科学讨论后，“他们都争着声称自己能从中受益……好处远远超过了他所应得的回报”。

非零和性本身不足以解释互惠利他主义的进化。即使在非零和博弈中，合作也不一定说得通。例如，在食物交换的例子中，虽然你靠互利行为可以获得1分，但如果你只接受别人的帮助而从不回馈，靠这种背叛行为就能获得6分。因此结论似乎是：如果你可以一辈子都利用别人，那就用尽所有手段去这么做吧，相比之下，合作的价值黯然失色。此外，如果你找不到可以利用的人，合作也依然不见得是最佳策略。如果周围的人总是试图利用你，那么相互利用才是你减少损失的最好办法。非零和性是否推动了互利主义的进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如果要通过囚徒困境来更好地解释互利主义出现的原因，它除了阐明非零和博弈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当然，对进化生物学家来说，对理论的检验始终是一个难题。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可以通过精心控制的实验来验证理论，这些实验的结果要么符合预期，要么不符合。有时进化生物学家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研究人员可以剥夺雌性负鼠的营养，观察它们是否会像实验预测的那样，更偏爱雌性后代。可生物学家不能像对负鼠那样在人身上做实验，他们也不能实施终极验证方式：倒带重演进化过程。

然而，事实上生物学家确实有越来越多的方法可以重演类似于进化的过程。当特里弗斯在1971年提出互惠利他主义理论时，计算机还是少数专家使用的古怪机器，那时家用电脑根本还不存在。虽然特里弗斯很好地运用了囚徒困境作为分析手段，但他并没有提到如何让囚徒困境变成一个动态过程—比如在计算机中创造出一个物种，它的成员会周期性面对这种困境，并可能因困境而存活或死亡，然后让自然选择发挥作用。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设计了一个这样的计算机世界并让其运转。不过他没有提到自然选择理论，那不是他起初的兴趣所在。阿克塞尔罗德邀请一些博弈论专家提交了许多重复囚徒困境下的不同行为的策略，并将这些策略编程化。当一个程序与另一个程序相遇时，会依据预设的行为策略来决定是否与其合作。他将搭载不同策略的程序混合在一起，计算机世界的竞争环境可以很好地反映人类和前人类在进化中的社会环境—一个相当小的社会，只有几十个会周期性互动的个体（程序）。每个程序都可以“记住”彼此以前相遇时是否合作过，并据此调整自己的行为。

在每个程序与其他程序进行了200次交锋之后，阿克塞尔罗德把它们的分数加起来，宣布获胜者。接着系统筛选出第一轮游戏中最适应的那些程序，根据得分情况决定了它们的比例，然后又进行了第二轮竞赛。于是博弈就这样一轮又一轮继续上演。如果互惠利他主义理论是正确的，你就应该期待互惠利他主义会从阿克塞尔罗德的电脑世界中进化出来，并逐渐在种群中占据主导地位。

最终结果确实是这样，互惠利他主义出现了。胜出者是由加拿大博弈论专家阿纳托尔·拉波波特［Anatol Rapoport，他曾写过一本名为《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的书］设计的“以牙还牙”程序。“以牙还牙”策略遵循的规则最为简单，它的计算机编码只有五行那么多，是所有提交程序中最短的。（这意味着，如果所有策略都是由计算机随机变异而不是被设计出来的，那么“以牙还牙”很可能会最先出现。）正如其名字所暗示的，“以牙还牙”程序在首次遇到其他程序时，它都会合作。此后，再次遇到其他程序时，它会效仿该程序在上次相遇时的做法。也就是以恶报恶，以礼还礼。

这个策略的优点就像这个策略本身一样简单。如果一个程序显示出合作的倾向，“以牙还牙”程序会立即与其建立友谊，双方都能享受合作的果实。如果一个程序表现出欺骗倾向，“以牙还牙”程序可以减少自身的损失，除非该程序改正自己的态度，否则不与其合作，这样可以避免上当受骗付出的高昂代价。所以“以牙还牙”程序不会像那些不加区分的合作程序一样，一再受到伤害。但是它的命运也不会像那些不合作的程序一样，永远只想利用其他程序，却因此陷入互相背叛的循环链条中。毕竟有很多程序，只要你选择合作，它们也会配合的。当然，“以牙还牙”策略通常意味着要放弃那种靠利用别人而获得的一次性巨大收益。但凡是倾向于盘剥他人的策略，无论是不停地背叛还是周期性“出其不意”地欺诈，都会随着博弈的重复而导致得不偿失的结果。其他程序不会再与它们友好相处，所以它们既无法再获得欺诈收益，也没法通过相互合作赚取适当好处。从长远来看，比起一直当老好人、一直想占便宜或者其他“自作聪明”的策略—它们有时复杂到让其他程序难以理解其行为模式，简单直接的“以牙还牙”策略才是最具有适应性的。

“以牙还牙”策略的感受

“以牙还牙”策略是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与普通人的日常处事态度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当然，作为一个程序或策略，它无法理解回报的价值，只是按照自己的模式有仇必报、有恩必还。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可能更像我们的小脑袋祖先南方古猿。

到底自然选择给南方古猿装载了怎样的情感，使并不聪明的他们能运用互惠利他主义这么智慧的策略？答案超越了达尔文所强调的简单而不加区分的“共情”。诚然，同情心在一开始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它能推动个体在实施“以牙还牙”策略前先摆出友好合作的姿态。但在那之后，它的作用会被有选择地削弱，并被其他情感所取代。“以牙还牙”策略可靠的回报行为源自感激和义务感的驱使。古猿对自私的古猿不再慷慨以待，也许是愤怒和厌恶发挥作用的结果。一旦自私鬼改过自新，其他古猿继续对他们表现出友好，则可能是宽恕使然—宽恕是橡皮擦，可以擦除那种突然出现却适得其反的敌意。这些情感在人类所有文化中都有所体现。

在现实生活中，合作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事情。你不会一遇见熟人就试图套取有用的信息，更常见的情况是，双方交换各种数据，每个人都提供一些可能有用的东西给对方，且贡献并不完全平衡。因此，人类的互惠利他规则可能并不像“以牙还牙”策略那样绝对非此即彼，如果这个人在许多情况下表现良好，你可能就会放松警惕，对他习惯性地施以善意，而并不会一直关注他的言行；只有当他冒出卑鄙恶行的苗头时，你才恢复警觉，并定期有意或无意地重新评估其信誉账户。相似地，如果这个人几个月来都表现得很吝啬，那最好直接将他从合作名单上除名。这种迅速有效地行动的模式源自情感冲动，它们分别是喜爱与信任（导向朋友这个概念），以及敌意和怀疑（导向敌人这个概念）。

友谊、喜爱、信任—这些东西早在人类发明合同或编制法律之前就将人类社会联系在一起了。即便在今天，这些力量依然是导致人类社会在规模和复杂性上远远超过蚁群的一个原因——尽管那些合作互惠的人之间亲缘关系通常接近于零。当你看着这友好又严厉的“以牙还牙”程序在计算机世界扩散时，其实你正在见证人类独有的精妙社会联系是如何从随机基因突变中产生的。

更令人瞩目的可能是，随机突变在没有群体选择的情况下也可能蓬勃发展。这是威廉斯在1966年的全部观点：对非亲属的利他主义，虽然是群体凝聚力的核心要素，但这种行为的诞生并不是为了“群体的利益”，更不用说为了“物种的利益”，它似乎是从简单的个体日常竞争中产生的。威廉斯在1966年写道：“从理论上讲，这一因素可以毫无限制地引发各种复杂多变的群体行为，这些行为的直接目标永远是为了其他某些人的福祉，且他们与利他者常常没有血缘关系。然而，从根本上来说，利他主义不是为了群体利益而产生的适应机制。它的发展扩散源于个体的生存差异，其设计基础是为了利他者自身基因的存续。”

从微观的自私中产生宏观的和谐，关键之处在于宏观与微观间的反馈。随着以牙还牙者数量的上升—也就是说，随着社会和谐程度的提高—每个以牙还牙者的生存优势也在上升。毕竟，一个以牙还牙者理想的邻居是另一个以牙还牙者，二者可以毫不费力地稳定下来，形成一段持久的友好关系。双方都可以从中获得丰硕成果，没有人因此受到伤害，也没有人需要对对方施以严厉的惩罚。因此，社会越和谐，每个以牙还牙者就越能顺利贯彻其处世哲学，而每个以牙还牙者越能充分展示自己策略的优势，社会就越和谐，以此循环往复。简单的合作关系实际上可以通过自然选择机制自我生成，不需要借助其他力量的推动。

社会凝聚力具有自我强化属性，约翰·梅纳德·史密斯是对这一观点开展现代研究的先驱，他也是将博弈论应用于进化研究的拓路者。我们已经看到他是如何使用“频率制约”的概念来展示蓝鳃太阳鱼中的两大类—“流浪汉”雄鱼和“正派”雄鱼—怎样均势共存（本书第3章）：如果“流浪汉”雄鱼相对于“正派”雄鱼的数量增加，那么“流浪汉”雄鱼的基因收益会降低，而它们的相对数量也会随之回归正常。“以牙还牙”策略也要服从频率制约原则，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动态反馈形成的才是积极的正向循环，而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以牙还牙者越多，施行这一策略的基因收益就越大。如果负向反馈会产生“进化稳定状态”，即不同策略间的平衡，那么正向反馈就会产生“进化稳定策略”，即一旦某种策略遍及整个族群，它可以完全不受其他小规模策略的侵扰，任何基因突变诱发的备选策略都不可能获得成功。阿克塞尔罗德在见证“以牙还牙”程序成为最终胜利者后分析了其占据优势的过程，他得出结论，这种策略正是进化稳定策略。

在博弈的早期，合作就已经开始自我强化了。即使只有一小部分人采取“以牙还牙”策略，而其他人都坚定不移地落实不合作精神，合作圈也会在种群中一代代扩大，而不合作的群体则没什么增长。即使一些不合作派突然同时出现在这一场景，他们也无法颠覆以牙还牙者的上升曲线。简单地说，有条件的合作比纯粹的自私更具有可感染性。1984年阿克塞尔罗德主编了《合作的进化》一书，汉密尔顿和阿克塞尔罗德在他们联合撰写的一章中表示：“社会进化的车轮上，装载了防止其逆向运转的装置。”

不幸的是，这个装置在最开始并不会起作用。如果只有一个以牙还牙者进入全是自私者组成的环境，他就注定要灭绝。坚定的不合作本身也是一种进化稳定策略，一旦这种策略遍及整个族群，对于基因突变引发的其他策略，它同样可以完全免疫，虽然突然涌入一小群合作基因确实会对其造成侵扰。

就此而言，阿克塞尔罗德其实使“以牙还牙”程序赢在了起跑线上。虽然这一程序起初并没有太多复制体同伴，但它的大多数邻居至少在一些情况下是愿意合作的，这样就可以让它充分展现出自身的良好价值。假定比赛开始时只有1个“以牙还牙”程序和另外49个坚定的自私程序，那么比赛结果会是这49个程序并列第一，而输家只有一个。无论阿克塞尔罗德电脑屏幕上的“以牙还牙”程序看起来多么势不可挡，但几百万年前互惠利他主义显然并不那么稳操胜券，在那时，我们的进化谱系中充斥着卑劣的自私性。

本文整理摘编自《道德动物：我们为何如此思考、如此选择？》，罗伯特·赖特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2.7

人人能读懂的进化心理学入门经典

《物种起源》《自私的基因》之后

再次撼动世界观的经典之作

《道德动物：我们为何如此思考、如此选择？》

The Moral Animal：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Everyday Life

作者：[美] 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

译者：殷融

ISBN: 978-7-5217-4363-0

出版时间：2022年7月

定价：88元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为什么许多文化背景下的女人在两性关系中都更保守？为什么许多文化背景下的人都看重社会地位？为什么世界各地的人都会有内疚感？为什么世界各地的人都信奉“善有善报”？我们是基因的牵线木偶吗？孕育更多的子女会让我们更深爱自己的配偶吗？

感激、羞耻、悔恨、骄傲、怨恨、荣誉感、同理心与爱……那张困缚着所有人的紧密而错综的人性之网，到底是如何编织成的？

《道德动物：我们为何如此思考、如此选择？》这本进化心理学经典之作，试图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解释我们的日常行为、思想和情感。作者以达尔文个人的人生经历为案例，探讨爱情、亲情、友情、道德感、负罪感、利他心、同情心、仇外心理、手足之争等等现象背后的进化逻辑。这本书将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基本的人性和道德准则，改变我们思考和感受生活的方式。一旦真正理解进化心理学，我们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将会被完全颠覆。一种新的世界观正在形成……

作者简介

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

普林斯顿大学进化心理学教授，2009年《外交政策》杂志评选的全球百位具影响力思想家之一。《大西洋月刊》《纽约客》《时代》等杂志的撰稿人，他关于科学、技术和哲学的文章，曾多次获美国国家期刊奖。

主要作品有《神的进化》（入围普利策奖）、《三个科学家和他们的神：在信息时代寻找意义》（入围全美书评人协会奖）、《道德动物》（《纽约时报》年度最佳图书）、《非零和时代：人类命运的逻辑》（《财富》杂志评选的“75本智慧之书”之一）、《洞见》（2020年度读者“十大影响力好书”之一）。

译者简价：

殷融，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潍坊学院副教授，中国理论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科普作家，影迷，科幻小说发烧友。

主要研究方向为进化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发表论文七十余篇，科普著作《从猿性到人性：生命史上最完美的剧本》入选2021年国家文津图书奖推荐作品。

热爱科普写作，喜欢活泼、幽默又带点吐槽的表达，追求“严谨与通俗，兼具科学性与趣味性”的写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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