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团队-志归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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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早先在西晋都督制度的文章《唐朝藩镇之乱，西晋就提前上演？这个制度才是八王之乱最大幕后黑手！》中讲过，西晋在统一中国之后，依然继承了曹魏时期地方刺史可同时兼职军镇都督的制度，这一制度导致了八王之乱的悲剧，作为唯一的胜利者，司马越以宗室诸侯远亲的身份，掌握了朝廷主导权，但迫于自己远亲身份的尴尬局面，司马越只能拥立晋怀帝司马炽为天子，在幕后主政，但由于东海王本人及其手下幕僚系统性的低能，本来身为傀儡的司马炽和这位废物王爷及其党羽展开了五年的党政。就在这五年，北方汉赵政权快速发展，攻城略地。出身奴隶的石勒率领大军转战南北，从黄河到长江肆意驰骋。随着朝臣伏诛，禁军军官集团瓦解，司马越最终独霸朝堂。可此时，本就百业凋敝的西晋王朝已经四分五裂，值此社稷板荡之际，东海王司马越不仅没有尽到大臣的职责，反倒是以讨伐石勒抵御汉赵大军为幌子，带着所有党羽和精锐部队，挟持朝臣企图逃亡到徐州，甚至是江东地区，将中原河北之地拱手让人。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自己如意算盘打的山响时，还有一个人已经磨刀霍霍的等着他了！
弃国逃跑
在之前《五胡乱华本不会发生，八王之乱的胜利者，如何打烂手里的好牌》讲到，虽然司马越保住了自己的大权，但是东海王系的军政水平丝毫未见提高。永嘉四年开始，汉赵政权大军多路出击，尤其是以石勒的军事行动规模最大，自永嘉四年春天开始，汉赵镇东大将军石勒渡过黄河，与王弥军团会合，横扫徐州，豫州，兖州，杀死了兖州刺史袁孚。青州乱军首领曹嶷的兵锋直达琅琊，严重威胁到了司马越的大后方。
面对各地割据势力的轮番进攻，东海王方面难以招架，面对国破山河碎的局面，东海王清楚的意识到，要想保全自己的权势，身处洛阳的朝廷必然不保，不如早点将自己的势力迁徙到江南地区偏安一隅，当时的名士王衍和王敦王导都出身琅琊王氏，琅琊王氏与东海王司马越的关系由来已久，司马睿偕王导渡江至建邺。
晋室政治中心自此逐渐南移江左。但这种南移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同行的王导和司马越的盟友王衍同出自琅玡王氏。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东海王司马越的势力。司马睿和南渡士人到达江东后，并没有努力支持洛阳朝廷的平叛工作，而是很快就将精力放在建设南方上，紧接着，琅玡王氏的诸多成员也快速南下，在王导的辅佐下，司马睿快速建立起了以建业为中心的第二政权。
面对司马睿的壮大，东海王本身也并不加以阻拦，而建业政权也并不独立于洛阳，反倒是陆陆续续有北方的官员经过司马越的任命前往南方任职，这就说明，司马越早就有了将江南地区作为第二政治中心的想法，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波衣冠南渡的开始。
国家危亡不思进取，东海王集团低下的军政能力注定了北方和中原地区必然不保，西晋王朝的威望早已经在北方百姓的心中丧失殆尽。在《资治通鉴》中曾提到，汉赵大将石勒王弥在征战的过程中，很多的老百姓不仅不抵抗，反倒会杀死晋朝在当地的长官，向他们投降，或者成为流民的格局地区。
例如：（石勒）复北济河，攻冀州诸郡，民从之者九万馀口……冯翊严嶷、京兆侯脱各聚众攻城镇，杀令长以应之，未几，众至四五万，自号大将军、领司、雍二州牧，称籓于汉。——《资治通鉴·晋纪九》
如此种种不胜枚举，这些例子充分说明西晋王朝在北方和中原地区已经成为人人喊打的反动政权，对于能力低下的东海王集团来说，想要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收拾局面是不可能的。
此时，在中原和北方地区，归晋朝中央管辖的军队只有首都的禁卫军和苟晞在兖州的地方军。对于东海王来说，早点逃到江南地区是最后的选择，但面对遍布中原的流民和神出鬼没的起义军，逃亡之路必然危险重重，因此，东海王司马越穿着军装，叩见皇帝，以讨伐石勒为名，率领京城的四万禁军精锐离开洛阳。
原文：以胡寇益盛，内不自安，乃戎服入见，请讨石勒，且镇集兗、豫。……对曰：“臣出，幸而破贼，则国威可振，犹愈于坐待困穷也。”十一月，甲戌，越帅甲士四万向许昌，用太尉衍为军司，朝贤素望，悉为佐吏，名将劲卒，咸入其府。于是宫省无复守卫，荒馑日甚，殿内死人交横；———《资治通鉴·晋纪九》
此时，汉赵国主刘聪正率领军队在洛阳西部向西晋首都发动进攻，而离开洛阳的司马越立刻率领军队向东南方向逃跑，留下了王衍和自己的家眷，自己带着四万精锐禁军前往许昌为后续撤退到江南的计划探路。
除此之外，司马越还将剩余的保卫洛阳的精锐部队和物资全部放到了王衍府中，这就导致京城洛阳粮草告竭，皇宫之中都是饿殍遍地。东海王留在洛阳的手下将领何论趁着局势大乱，居然冲进了皇宫，玷污了皇家公主。此时的晋怀帝意识到自己已经被东海王当作弃子抛弃了，盛怒之下便照命驻扎在青州的苟晞讨伐司马越。
我们之前说过，东海王集团的军政水平十分低下，苟晞作为司马越的仇家，是当时晋朝所剩不多的能战之将。当得知苟晞要讨伐自己后，被乱局折腾的疲惫不堪的司马越在惊惧之中，于永嘉五年三月丙子日（三月十三日）死了。
司马越此行的目的本来是为南逃的计划开路，留守在洛阳的王衍和司马越的家属没有想到，身为前锋的大王居然在途中就死了，东海王集团同样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身为东海王集团二号人物的王衍以楚王司马玮之子司马范为名义主帅。
带着洛阳城中剩余的朝廷班底和东海王留守在洛阳的属僚家眷，以及最后的禁军离开了首都洛阳，企图带着司马越的棺椁回归东海国。此时西晋方面，洛阳首都基本成为空城，由此拉开了宁平城之战的序幕。
石勒北上
宁平城之战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知名度并不高，这场大战中，东海王司马越一系在中原的势力连同西晋王朝的精锐禁军十余万人全军覆没。这是一场极为惨烈的战役，但在史书上，这场战役，只有寥寥数语：夏，四月，石勒帅轻骑追太傅越之丧，及于苦县宁平城，大败晋兵，纵骑围而射之，将士十馀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执太尉衍、襄阳王范、任城王济、武陵庄王澹、西河王喜、梁怀王禧、齐王超、吏部尚书刘望、廷尉诸葛铨、豫州刺史刘乔、太傅长史庚铨等。——《资治通鉴·晋纪九》
石勒追及于苦县宁平城，将军钱端出兵距勒，战死，军溃。勒命焚越柩曰：“此人 乱天下，吾为天下报之，故烧其骨以告天地。”于是数十万众，勒以骑围而射之， 相践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王弥弟璋焚其余众，并食之。天下归罪于越。帝 发诏贬越为县王。——《晋书·列传二十九》
短短的几行字只告诉我们：“石勒追击东海王司马越的奔丧队伍，在苦县宁平城，依靠骑兵包围晋军，乱箭齐发，晋军全军覆没。”这段文字远不足以反映一场灭国战役的全景，特别是石勒只依靠区区轻骑兵就全歼了十万晋朝精锐，要知道，公元279年，马隆只依靠3500人的精锐部队就平定了凉州秃发树机能的叛乱。
而宁平之战的晋朝军队都是从禁卫军中抽调过来的，这支队伍也是经历过八王之乱的考验，可谓是百战之兵。如此轻而易举的被全歼实在难以理解，因此要想了解事情的全局还要从史书的前后内容中找答案。
永嘉四年初，就在东海王集团策划向南方逃跑的同时，石勒带领军队摆脱了汉赵的直接控制，在中原地区四处游击，到了永嘉五年初，石勒错误的发动了南进攻势，长江地区的湿热气候和物资短缺，导致军中瘟疫横行士卒相食，史载：“石勒谋保据江、汉，参军都尉张宾以为不可。会军中饥疫，死者太半，乃渡沔，寇江夏，癸酉，拔之。”
无奈之下，石勒不得不从长江地区向北机动，在豫州地界立足。但此时，号称要讨伐他的司马越也带领数万大军抵达了豫州许昌，横亘在石勒面前的是东海王司马越的四万军队。而这也是石勒和司马越之间唯一的一次正面交锋。面对数万西晋精锐，石勒不敢发起进攻，而司马越同样不敢贸然行动，双方就此展开对峙。
由于司马越此行的目的名为讨伐石勒，实为逃跑。面对这只流动作战的“匪军”，司马越居然不敢主动发动攻击。许昌重镇作为洛阳的东南门户，恰似西晋朝廷的咽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而司马越却放弃了对许昌的直接控制，反倒是退守许昌以东的项县，留下少数部队镇守，将国都洛阳东南之咽喉重镇作为和石勒的缓冲区，这实在是愚蠢透顶。而身处绝境的石勒可管不了这么多，为了获得补给，永嘉五年二月，绝境求生的石勒攻克了豫州新蔡国，将司马越的侄子新蔡王司马确杀死，继而攻破了重镇豫州许昌，史载：“二月，石勒攻新蔡，杀新蔡庄王确于南顿；进拔许昌，杀平东将军王康。”。
此时，东海王司马越还没有死，但慑于石勒的威名，这支四万多人的西晋精锐只能在项县婴城自守。随着晋怀帝命令苟晞讨伐司马越的诏书传遍天下，东海王司马越在震怖当中一命呜呼。
宁平城之战
听闻司马越已死的消息后，东海王的副手王衍秘不发丧，仅率领驻扎在洛阳的最后一支队伍仓皇逃离，前往豫州和司马越的余部会和。最终在苦县落脚。
苦县的地理位置要比项县更靠北，而此时司马越的余部在项县和驻军新蔡、许昌的石勒对峙。当时的局势，石勒虽然攻克了许昌、新蔡，但实力依然弱于司马越的余部的四万宿卫禁军。从常理上来讲，如果这四万晋军精锐和石勒直接发生冲突，西晋军队纵然无法击败石勒，但也绝对不至于吃亏。
因此，当石勒得知，王衍带领另一支大军从洛阳赶来时，应该是感到恐惧的才对。毕竟两支军队加在一起规模超过了十万，而石勒的军队在经历了物资短缺和多次鏖战后战力大大折损，加之豫州地区经过饥荒、蝗灾和流民的轮流蹂躏后百业凋敝，石勒想要招揽新兵获得补给都很困难。
因此，当王衍大军赶来时，石勒可谓是面临泰山压顶之势，如果两支军队前后夹击，或是在项城会合后，对石勒发动全线进攻，这支以胡汉流民为主，深入中原的孤军必然面临灭顶之灾。
然而，历史的发展却出人意料。宁平城之战发生地点宁平城是一个在苦县境内的小城，据记载宁平城本为“汉县，属淮阳国。后汉属陈国。晋省县而城犹存《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河南五》。”地理位置在司马越和石勒对峙的项县东北部。
如果王衍此行是来和司马越所部会合，主动讨伐石勒的话，那么这支军队应该主动向西南方的项县靠拢，和石勒发生战斗也应该叫做“项县之战”或“新蔡之战”。但是，司马越此时已死，他本人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向江东逃跑做准备。因此，这支军队并无斗志。
因此，可以推测当司马越死后，这支队伍生怕走漏消息招来石勒的攻击，只能秘不发丧，直到王衍的军队到达后，石勒都不知道晋朝在中原的实际统治者已经死亡。直到司马越的余部带着东海王棺椁主动向王衍的队伍靠拢的那一刻，很可能让石勒察觉出了异常。
此时的战场局势是晋朝大军占据绝对性的优势，而石勒经历了长期游击和物资短缺后，陷入了绝对的劣势。而此时占据优势的晋军不仅没有准备向石勒发动进攻，反倒是让东海王的军队向北转移，主动和王衍会合，这显然和石勒的所在地方向相反。此外，豫州地区一马平川，不存在诱敌深入的地理条件。
这就意味着，东海王余部向着东北转移不构成诱敌深入，伏击石勒的条件。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出结论，晋军的反常规操作让石勒意识到，是这两支军队一定出了大问题，他们此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和自己决战。
此时的石勒粮草几乎耗尽，西晋军队的反常举动给了他绝地求生的机会。面对规模庞大而又怯弱的西晋军队，石勒果断决定率领轻骑兵迅速突袭这支移动中的军队。面对奇袭，王衍派遣将军钱端出战。
但是，我们在《五胡乱华本不会发生，八王之乱的胜利者，如何打烂手里的好牌》提到过，司马越为了打击晋怀帝在禁卫军中的势力，将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中层军官全部开除。自永嘉三年开始，汉赵政权轮番向洛阳发动攻击，首都的禁军没有时间进行休整，司马越推翻了晋惠帝控制的军队体系，却没有时间重建一套新的禁军领导班底。中层军官的缺失，必然导致指挥混乱，王衍派遣的将军钱端在史书中名不见经传，很有可能是东海王集团的一个平庸的军事幕僚。
在与石勒交锋的瞬间，钱端就死于乱军之中。而主帅王衍更不具备军事领导能力，本就是处在混乱状态下的晋军，在混乱之中只能得到更为混乱的命令。纵观宁平城战场，能够给他们提供保护的只有这座已经废弃的小城的城墙。
这就有了士兵、王公大臣和他们的家眷蜂拥而入，自相践踏，面对石勒的轻骑兵突袭，这支规模达到十余万的禁卫军，却毫无还手之力，只会一味的涌向宁平城，最终形成了一个以宁平城为中心的“死亡漩涡”。而石勒方面“纵骑围而射之，将士十馀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这只包含了西晋全部政治班底，外加十万禁军的庞大队伍全军覆没。
宁平城之战后，西晋王朝在中原和北方地区再无主力。包括东海王一系的重要官员尽数被杀，东海王司马越本人也被石勒挫骨扬灰以谢天下。
而先前留在洛阳奸污了公主的何伦，听闻前线全军覆没的消息后，带着东海王的剩余家眷和宗室48个诸侯王狼狈出逃，在途中亦被石勒歼灭，东海王家眷包括世子在内，连同48个诸侯王尽数被石勒处死，司马越王妃裴氏被卖为奴隶。
随后，汉赵国主刘聪派遣大将呼延晏和石勒，王弥会和王耀当攻克洛阳，西晋王朝灭亡。
为什么一支人数多达十万人的军队会如此迅速地被人消灭呢，主要原因有三条。
首先，在过去几年的政治斗争中，司马越强行解散了禁卫军的中层军官，破坏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禁军指挥体系，其中一部分中层军官更是直接投奔汉赵政权，当了带路党。在豫州，即使石勒的军队疲惫不堪，粮草匮乏，这支缺乏指挥体系的队伍。根本不敢对石勒发动攻击。只能在逃跑的过程中威慑一下各地的流民，保证东海王的队伍不会被轻易抢劫。最终被石勒抓住了破绽。
第二，为了争权，司马越杀死了大量朝廷中忠诚于晋怀帝的官员。我们之前提过西晋王朝的地方政治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色，司马越的政治班底主要是琅琊王氏，虽然名义上控制了天下大权，但是对河南中原，河北地区的控制力度较弱。
司马越短视的杀死了大量朝臣，导致西晋王朝失去了地方的控制权，而东海王集团也无法控制豫州，冀州，荆州的大片地区。这些地区最终被流民首领所控制。各地的百姓也不再认同这个王朝，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石勒的军队虽然从河北转战到长江，又从长江转进到豫州。一路上与死神共舞，但却可以吸纳各地的流民作为补充。而东海王的这支队伍虽大，但这支军队只是一支孤军，从洛阳到徐州一千多公里的道路，处处都在面临流民武装的威胁。
第三，战术问题，根据文献的记载，宁平城之战爆发时，钱端战败后，王衍等人没有再进行第二次抵抗，很有可能是向宁平城逃窜，希望通过城墙保住自己。但西晋时期，宁平取消了汉代设立的县级行政编制，只剩下一座荒废的城池，年久失修，这座县的规模很小，根本无法容纳十几万军队和王公大臣。最终导致自相践踏，被石勒包围。
这场战役中。石勒方面投入的队伍不会很多，在此之前，石勒曾经想要在江汉地区割据，最终因为瘟疫和饥荒的缘故，“死伤大半，人相食”，战后更是靠十万王公大臣和士兵的尸体（焚其余众，并食之）获得了极其难得的食物补给。他所能率领的队伍充其量不过两三万，至于这场战斗的主力轻骑兵，可能连一万人都不到。但由于西晋方面连连失误，使得石勒以一场近似屠杀的方式全歼了这支西晋的军队，也摧毁了西晋王朝几乎全部的政治领导班底，终结了西晋的国运。
参考文献：
[1] 田余庆.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独特政治格局解读[J].领导科学,2015(34)
[2]《资治通鉴·晋纪九》
[3]《晋书·列传二十九》
[4]陈苏镇.司马越与永嘉之乱[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01):119-125.
[5]《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河南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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