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一家地名中的民族历史印记|女真语|民族|满语|维吾尔语|蒙古语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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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一个由56个兄弟民族组成的共同体，在960万平方千米的广袤大地上，也有不少兄弟民族创造的地名。与汉民族创造的地名一样，这些非汉语来源的地名同样承载着丰厚的历史积淀，成为留存至今的宝贵文化财富。

望文不得生义

在中国地图上，所有的地名都用国家通用文字——汉字来记录。源自少数民族语言的地名，也已用约定俗成的汉字完成了对译。由于汉字的“掩盖”，一些地名的原语痕迹变得隐蔽深沉、漫漶难辨，从字面上很难看出原本的含义。比如云南有个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光看“德宏”这个地名，很容易联想到“道德宏大”之类含义，但这是个误会。“德宏”并非来源汉语，而是傣族同胞对当地的称呼。在傣语里，江河的下游叫作“德”，怒江称为“宏”。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德宏”的意思就是“怒江下游的地方”。无独有偶，云南还有个因为盛产上等茶叶知名度很高的“普洱”市。当地人口超过一半是哈尼族、彝族等少数民族。有种说法就认为，“普洱”是个来自哈尼语的地名。因为在哈尼语里，“普”为寨，“洱”为水湾，连在一起的“普洱”就是“冰湾寨”的意思。

比起“德宏”与“普洱”，“呼图壁”这个地名看上去显然显得独特一些，更加没法“望文生义”（显然不会是什么“墙壁”）。此地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所辖的一个县。这地方虽然建县时间不长（1918年从昌吉县析置），但早在清代就已设有乌鲁木齐巡检所。乾隆年间的才子纪晓岚（1724—1805）曾经获罪发配新疆三年，因此他也知道呼图壁，还在（阅微草堂笔记》里记载了一个商人在此夜行遇鬼的故事。按照纪晓岚在书里的说法，“呼图译言鬼，呼图壁译言有鬼也”。有鬼的地方闹鬼，自然再正常不过。

既然纪大烟袋已经明确提到了“译言”，呼图壁自然就不会是一个汉语地名了。新疆是个多民族地区，除了使用汉语的汉族与回族之外，人口比较多的民族还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但呼图壁并非来自维吾尔语或者哈萨克语，而是锡伯语（与满语关系极近）在锡伯语里，“呼图”是“鬼”，“壁”的意思是“有”，合在一起正是“有鬼的地方”，与纪晓岚的说法一致。

其实，锡伯人的故乡在东北，为什么远在万里之外的呼图壁会是一个锡伯语地名呢？这与清代历史上的一段往事有关。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军平定大小和卓之乱，统一天山南北。新疆地域广阔，清军兵力颇有不敷边防之虞；因此需要增兵守边。而锡伯人当时“未甚弃旧习，狩猎为生”，因此精于“骑射”，战斗力很强。清廷正是看中了这一点。1764年，乾隆帝决定从驻扎在东北的锡伯兵之内，“拣其精壮能牧者一千名，酌派官员，携眷遣往”新疆驻防。东北到新疆距离遥远，这些锡伯人一走就是一年。当他们走到乌鲁木齐西面远处荒郊野外驻扎时，恰好刮起旋风，坟地里的小动物闹出声音，搞得锡伯营的官兵及家属一晚上睡不着觉。气急之下，他们认为此地不得久留，乃是“鬼（呼图）有（壁）”的地方。后来锡伯人继续向西前行，“呼图壁”这个地名却一直流传了下来。

这些戍边的锡伯人最后到的地方，是察布查尔。现在这里是全国唯一一个锡伯自治县。不过，在清廷决策里，原本也考虑过将锡伯营驻扎在与之不远的另一个地方，也就是今天新疆的塔城（与察布查尔同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塔城”这个地名，听上去“汉”味十足。它是不是如同济南的别称（泉城）一样是以当地某座宝塔得名的呢？其实并非如此。“塔城”是个“省称”，其完整叫法是“塔尔巴哈台”。这是一个蒙古语词汇，意思是“旱獭”。这种动物是松鼠的近亲，个头比老鼠大二三倍，喜欢生活在山地草原。从地形上看，塔城之南为巴尔鲁克山，北为塔尔巴哈台山，东为额敏山，西为巴克图山。按照清代《钦定西域同文志》里的说法，就是因为当地山峦连绵，山中旱獭多，“其地多獭，故名”。

塔城是新疆的西北门户，也是伊宁和乌鲁木齐两大重镇的屏藩，位置十分险要。因此，乾隆年间，清廷先是设置了“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又以当地田地膏腴，水源充足，筑起一座“绥靖城”，移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驻此。因此“绥靖城”后来也被叫作“塔尔巴哈台城”。这个名字太长，读写都不方便，所以也简称“塔城”。民国以后，塔城进一步成了正式名称，彻底取代了原有的“塔尔巴哈台”。

值得一提的是，类似的“省称”在边疆地区的地名里并不算罕见。比如我国仅有的一个与省同名的城市，吉林省吉林市，其名字的来源与某一片森“林”就没有关系，而是来自满语。历史上的满族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康熙十二年（1673），当时的宁古塔副都统奉旨在松花江畔筑城。城名在满语里叫作“吉林乌拉”。这是个合成词，“吉林（girin）”意为“沿着”，“乌拉（ula）”指的是“大江”，因此“吉林乌拉”就是“沿江”的意思。后来人们也嫌这个名称太长，只截取前半部分。于是“通称吉林”“从汉之讹，省文也”。到了今天，“吉林”的原义倒是早已湮没无闻。

浓郁的民族风

相比之下，另外的一些源自少数民族语言的地名，即使写成了汉字，仍旧体现出了浓郁的民族风格，可以让人一望即知。在这方面，藏区的地名尤其典型。

藏语把“水”称为“曲”，也用来指“江、河”。所以藏语地名中称呼长江为“直曲”，意为“母耗牛河”，这是用来形容长江源头如同母耗牛鼻孔中流出的两股泉水。顺便说一句，上古时期的华夏人也称河流为“水”（江水、河水、汉水、淮水）。这无疑体现了汉藏兄弟民族之间悠久而又紧密的历史联系。如今西藏自治区的那曲市（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地级市）就因流经境内的那曲（怒江上游）而得名。在藏语里，“那”是“黑”的意思，“那曲”有黑色河流之意。类似的还有甘肃的玛曲县——黄河、碌曲县——洮水、舟曲县白龙江。

圣象天门，位于西藏那曲班戈县境内，与念青唐古拉雪山、纳木错湖构成鬼斧神工的高原奇幻景观。作为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地级市，那曲因流经境内的那曲（怒江上游）而得名。在藏语里，“那”是“黑”的意思，“那曲”即黑色河流。

藏区地名里另一个具有特色的名称是“隅（地方）”。今天的西藏东南沿喜马拉雅山麓一带，从西往东称为“门隅”“珞隅”。“门”在藏语中指“低热多树的河谷”，“珞”在藏文中有一种意思为“南方”。因此也就有了“低热多树的河谷地方（门隅）”与“南方地方（珞隅）”这样的地名。

与其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西南边陲。在同属壮侗语族的壮、傣、布依等民族语言里，“水田”往往被叫作“那”。所以在这些民族聚居的地方，有许多冠以“那”字的地名，“那波”即“有泉的田”；“那板”为“村寨的田”；“那隆”则是“大块的田”的意思······虽然其中大多数都是世代相传的村镇地名，但也有一个县名，这就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那坡县（属百色市）。“那坡”在壮语里的意思，就是“肥沃的水田”。

由于汉字读音的关系，有些地名里，“那”也写作“纳”。云南的“西双版纳”就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傣语里的“西双版纳”，直译过来就是“十二千稻田”的意思。明朝中期，当地的傣族首领将辖地合并成为12个“版纳（千田，一个征收赋役的单位）”，是为景洪、勐遮、勐混、勐海、景洛、勐腊、勐很、勐拉、勐捧、勐乌、景董与勐龙。这里面频繁出现的词头“勐”也是个傣族特色地名用词。它在傣语原来指“坝子（山间盆地）”，后来引申为“城镇、地方”之义。如今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尚下辖勐海、勐腊两县。“勐海”指的是“英雄居住的地方”，而“勐腊”的意思则是“献茶之地”。

而在北方的内蒙古，一个富有蒙古族特色的地名则是“浩特”。在历史上，蒙古族原本是个典型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居无定处，按季节迁徙。从明朝后期开始，漠南一些地方的蒙古族开始经营农业，随之转入定居生活。这样一来，蒙古包开始固定，后来又开始建筑土木结构的房舍。房子一多也就出现了“浩特”，即众多人口居住的“城镇”。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内，锡林浩特（锡林郭勒盟首府）在蒙古语里意思是“高原之城”，同属锡林郭勒盟的二连浩特是“海市蜃楼之城”的意思。兴安盟的首府乌兰浩特是“红色之城”，而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的意思，则与之相对，意为“青色之城”（因城区北依大青山而得名）。

呼和浩特景观图，由近至远为宝尔汗佛塔、观音寺和大召寺，再远方为大青山。在蒙古语里，“浩特”指众多人口居住的城镇，而呼和浩特的意思则是“青色之城”，正是因城区北依大青山而得名。

相比其他的“浩特”，呼和浩特这座“青城”的形成颇为特殊——它是明蒙友好的直接见证。隆庆五年（1571），明廷册封鞑靼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为“顺义王”，在长城沿线先后开放了数十处马市、民市、月市。魁靶部落“以金银、牛马、皮张、马尾”，交换各镇商贩的“段绢、布匹、锅釜等”日用生活品。俺答汗为此号令部众，“我虏地新生孩子长成大汉，马驹长成大马，永不犯中国（指明朝）”（《三云筹俎考·封贡考》）。此后60多年里，土默特部一直与明廷友好通使往来。一时间，“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双方共享“和平红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572年，俺答汗下令筑起了“库库和屯（即呼和浩特）”城，从此土默特部从草原游牧过渡到了定居生活。

随着互市的开展，许多喀尔喀（漠北蒙古）乃至瓦剌（漠西蒙古）的领主也派遣大批商队以漠南各地领主的名义到马市、民市、月市进行贸易。1618年，出使明朝的俄国使节佩特林在长城的一个关口就亲眼见到，“城门口熙熙攘攘，约有三千人；阿勒坦汗（指喀尔喀和托辉特部首领硕垒乌巴什）的人将货物运到这里来交易。他们也赶着马来关口同中国人做生意。”坐拥地主之利的土默特方面当然舍不得错过商机，他们或者按市场马价抽分贸易税，或者将自己由市场上交换来的剩余物资高价出售，从中取利。俺答汗廷所在的“库库和屯”，也因此迅速成为漠南蒙古手工业及商业中心。不过，“呼和浩特”这一地名的正式出现，则是晚近的事情了。民国时期，这里被称为“归绥市”。日伪窃据时期，则改作“厚和特别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当地才正式定名呼和浩特，并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

文化的“活化石”

在非汉语来源的地名里，还有一种情况，即当地居民的族群构成虽已变化，但原有地名被新迁入的居民所接受和承袭，继续沿用下来，从而形成地名语言和后来居民族属背离的现象。从这个角度而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地名由于具有强烈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因而能够比较完整地保留命名时所反映的文化内涵，堪称文化史上的“活化石”。

位于“天涯海角”的海南岛上就有这样的例子。如今海南岛上的主要少数民族是黎族。黎语把水田称作“什（ta）”所以如今带有“什”字的海南村镇地名极多，比如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就有个什玲镇。有趣的是，同是“水田”之义，海南岛上也有一些“那”字头的典型壮语地名，譬如儋州市政府驻地就是“那大镇”。然而，今天海南岛上的壮族人口所占比例极小，在儋州市通行的儋州话甚至接近粤方言。对此的一个合理解释或许是，原先海南岛上的这些地方先有壮族居住，后来壮族搬离，黎族和其他民族陆续迁入，但最早的壮语地名却被后来者延续了下来。

类似的情况在新疆似乎显得更为突出。作为一个多民族地区，新疆有不少地名可以辨认出汉语之外的来源。比如，在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里，“克拉”是“黑”的意思，“玛依”指的是“油”，合在一起的“克拉玛依”就是“黑色的油”。此名与如今当地的“石油城”地位堪称浑然天成。而吐鲁番市下辖托克逊的县名，据说也是来自维吾尔语的“九十”一词。相传最初此地只有九十户人家，故而得名。更有趣的是，阿克苏地区与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在南疆毗邻而居。在维吾尔语（和柯尔克孜语）里，“阿克”是“白”，“克孜勒”是“红”，而“苏”是“水”的意思，因此这两个新疆的地名，就可以分别理解成“白水”和“红水”了。

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在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里，“克拉”是“黑”的意思，“玛依”指的是“油”，合在一起的“克拉玛依”就是“黑色的油”。此名与如今当地的“石油城”地位堪称浑然天成。

另一方面，就像前面提到的塔城（塔尔巴哈台）一样，新疆还有一些地名来自蒙古语。比如，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州名，就来自蒙古语的“银灰色的草原”。相传有“湖怪”出没的喀纳斯湖地处阿勒泰地区的布尔津县，其湖名县名也都源于蒙古语。“喀纳斯”在蒙古语里有“美丽富饶、神秘莫测”的含义，而蒙古语里的“布尔津”指的是“放牧公骆驼的人”。

甚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乌鲁木齐，其地名来源的一种流传比较广的说法也与蒙古语有关。陶葆廉（1862—1938）在《辛卯侍行记》里就说：“乌鲁木齐，蒙语，谓捕鹿围场，或云枢纽之处，或云宽大牧地。”纪晓岚曾在《乌鲁木齐杂诗》中（写于1769—1770年）写道：“山珍入馔只寻常，处处深林是猎场。”由此可见，直到那时，“乌鲁木齐”的自然环境与蒙古语的“宽大牧地”或“捕鹿围场”的含义还是相符的。

实际上，如今蒙古族人口在新疆总人口的比例里并不高（1%左右），新疆为什么会有这些蒙古语地名呢？这与历史上的民族迁徙、融合脱不开关系。大略而言，从1209年成吉思汗收降畏吾儿部算起，北疆地区就被纳入了蒙古汗国版图。即便在蒙古汗国分裂、瓦解后，瓦剌势力也长期控制着天山北路。准噶尔部（漠西蒙古的一支）崛起后，也以伊犁河谷一带为统治中心。今天的伊宁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府）在准噶尔部统治时期叫作“固尔扎”。它在蒙古语里的意思就是“盘羊”。此外，横亘在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的中国第二大盆地也被称作准噶尔盆地，而“准噶尔”本身也是一个蒙古语词语，意为“左手，左翼”。

相比蒙古族，今天新疆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迁入北疆地区则是较晚的事情了。17世纪晚期，准噶尔部出兵跨过天山，攻灭叶儿羌汗国，将南疆广大地区纳入统治，并强迫南疆各地务农的民众前往伊犁河谷开垦土地，种地纳租。这些人在蒙古语里被叫作“塔兰奇”，意思就是“耕地人”“种麦子的人”。清军平定准噶尔部与大小和卓之乱后，结束了新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为了促进新疆经济的发展，清廷非常重视农牧业生产，开展各种形式的屯田。1758年，清定边将军成衮扎布从吐鲁番等地调维吾尔族官兵前往乌鲁木齐屯田。1760年，阿克苏办事大臣阿桂（1717—1797）调任伊犁将军时又带去了阿克苏的维吾尔百姓三百户，安置在伊犁河北岸一带，开渠屯田。到1768年，在伊犁地区屯田的维吾尔百姓已经超过6300户。民间传说为八千户，即所谓“伊犁八干”。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在北疆的维吾尔族人口逐渐超过了蒙古族，但当地早先用蒙古语命名地名早已相沿成习。换言之，北疆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受到蒙古民族的影响，理所当然地在地名上留下了蒙古语的烙印。

“雅化”的历程

另一方面，由于各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都与汉语有着相当的差异，因此用汉字记录的民族语言地名基本上就是记其音而已。汉字的数量多达几万个，近似发音可选用的汉字自然很多。因此，有些汉字虽能完成“记录发音”的任务，本身的字面意思却不是很理想，于是就需要进行“雅化”。

具体而言，又有两种做法，其一是改音译为意译。“黑龙江”的名称由来就是如此。在满语里，黑龙江被称为“萨哈连乌拉”，也就是“黑（萨哈连）”“江（乌拉）”的意思。汉语里本来也有“黑水”的说法，但先取意译，再加上一个“龙”字，遂成“黑龙江”，可谓是神来之笔。

而更多的时候，是改用发音接近，又寓意美好的汉字。台湾省的地名里就有这样的情况。位于台湾岛东北部的宜兰县原本是高山族聚居区，其地名早时写成“噶玛兰”或“蛤仔难”。这些名称都是清季开发台湾的汉人从生活在当地的噶玛兰人（Kebalan，高山族的一支）的名称音译而来，据说是“平原的人类”的意思。嘉庆十七年（1812），福建省台湾府便据此增设“噶玛兰厅”。只不过，无论“噶玛兰”还是“蛤仔难”都显得难读难记，故而到1875年，清廷便改噶玛兰厅为“宜兰县”。其中的“宜兰”两个汉字就是根据闽南方言的发音从“噶玛兰”雅化而来，与字义其实并无关系。

宜兰平原，位于台湾省东北部宜兰县境内。宜兰原是高山族聚居区，其地名早时写成“噶玛兰”，由清季开发台湾的汉人从生活在当地的噶玛兰人名称音译而来，有“平原的人类”之意。后来清廷根据闽南方言的发音将“噶玛兰”雅化为“宜兰”，改噶玛兰厅为“宜兰县”。

另一个台湾省地名高雄市的“雅化”则显得非常特殊。高雄原先写作“打狗”，是根据当地高山族对“竹林”的称呼（takau）通过闽南方言音译而来。日本帝国主义在1895年强占台湾之后，厌鄙“打狗”两字的字面意义不佳，于是以在日语里发音相同的汉字“高雄（训读音：，takao）”取而代之。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京都神护寺的“山号”也正是“高雄山”。由于发音与出处都来自日本，在中国的城市名称里，日占时期的“高雄（Takao）”，可以说是最具有殖民色彩的一个。二战结束台湾光复之后，国民党当局对一部分岛内地名进行了去殖民化，比如将日本人取的“新高山（因其比日本最高峰富士山还高）”改回原本的“玉山”。但可能是由于“打狗”两字终究不雅，“高雄”获得保留，但改回了汉语发音（现英语名称为“Kaohsiung”）。因此，如今的“高雄”地名，所体现的也只是汉字本身“高大健壮”之类的美好寓意了。

“雅化”的另一个手段，就是让原本看上去无意义的音译地名变得“有意义”。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康定市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古代藏族先民将康定称为“打折多”，也就是“打曲（雅拉河）”和“折曲（折多河）”汇合处的意思。早先的“打折多”只是一块默默无闻的藏民游牧夏季草场，宋朝以前几乎无人居住。只是到了川藏之间的茶马互市兴起之后，“打折多”成为南路边茶进藏的第一站，“凡藏番入贡及市茶者，皆取道焉”，于是“各业皆因茶而兴”。“打折多”也因此逐渐引起朝廷的关注，明代初期的汉文文献（《明实录》）中开始出现“打煎炉”的记载，这显然就是对藏语地名“打折多”的音讹附会。到了雍正年间，清廷又在此地实行改土归流，革除土司统治，设立“打箭炉”厅，“移雅州府同知治此，属雅州府”。

“打煎炉”是什么时候变成“打箭炉”的呢？清康熙十九年（1680）刑部奏疏中有“打箭炉地方”的记载，说明至迟到此时已经改“煎”为“箭”。虽然《明史》里已经有了“打箭炉”的相关记载，但这部《二十四史》的收官之作要到乾隆四年（1739）张廷玉最后定稿，进呈刊刻才算完成。因此明代是不是已经出现了“打箭炉”这个地名，着实是要打个问号的。

“打箭炉”之于“打煎炉”，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经过“雅化”后的汉字含义看起来就显得有意义多了——以至于可以“望文生义”出一个“造箭之场所”来。于是，清末成书的《打箭炉厅志》就说本地“相传汉武侯南征遣将郭达，安炉造箭之地”。这就把“打箭炉”的起源上溯到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南征孟获这一著名历史事件了。其实，孔明“五月渡泸”乃是取道宜宾渡大渡河南下，怎会选择一个既不在进军线上，又不是南征后方的荒野空谷“安炉打箭”呢？谁知这个无稽的说法传来传去，最后却连紫禁城里的康熙皇帝都被忽悠了，他在《圣祖仁皇帝御制泸定桥碑记》里写道：“打箭炉未详所始，蜀人传汉诸葛武乡侯亮铸军器于此，故名。”既然是“九五之尊”钦定了诸葛亮“安炉打箭”的真实性，此后清代文献自然也就相沿成习，越传越盛了。

这个“打箭炉厅”，在清末升格为“康定府”。“康定”之名由此而始，沿用至今。“康”即指康区，“定”者意为该区平定、安定。但“打箭炉”这个“雅化”地名的残迹仍旧延续到了今天。康定市政府所在地至今仍被称为“炉城街道”。炉者，“打箭炉”也。

扑朔迷离的悬案

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地名都能找到明确出处的。比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北海市明明坐落在南海之滨，何“北”之有？所以有人就从壮语里去研究，认为其中的“北”字是粤方言对壮语“口（pak）”的对译，因此“北海”之义应为“海之出入口”。但也有研究者指出，北海半岛的最南端是冠头岭。以冠头岭为中心形成了南北对称的海域名，即南湾、北湾。因此，北海之“北”是以冠头岭为基准点的，是古代“北湾”的延续，北海村则因地濒此海域而得名，后来形成市埠后仍用此名。不同的说法各有各的道理，孰是孰非未有定论。

这样的情形并非孤例。内蒙古包头市历史悠久。战国建云中郡九原县，秦置九原部，汉置五原郡。相比之下，“包头”这个地名出现得很晚。清代康熙年间这里形成村落，取名包头村。1809年改为包头镇，同治九年（1870）筑起包头城。进入民国之后又在1926年升为包头县。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内蒙古自治区辖市。“包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说法不少。大略言之，一说源自蒙古语“包克图”，意为“有鹿的地方”。但也有人认为，包头是个汉语词，来源于汉语的“泊头”。19世纪初期的包头紧靠黄河的水运码头，故而得名。另外也有意见主张，包头得名于附近一条小河名——博托河。在各种意见中，第一种说法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当代历史学家翦伯赞在《内蒙访古》一文里就有“包头也是蒙语的音译，意思是有鹿的地方”的说法。1982年12月21日，包头市政府也宣布，根据约定俗成的原则，决定包头地名源于“包克图”的谐音，即“有鹿的地方”。如此“约定俗成”的处理，也算是个好办法。

三鹿腾飞雕塑，是包头的地标性建筑。“包头”这个地名出现得很晚。清康熙年间这里形成村落，取名包头村,1926年升为包头县。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内蒙古自治区辖市。普遍认为，包头源自蒙古语“包克图”，意为“有鹿的地方”。

相比之下，黑龙江省会哈尔滨的名称来源，就显得更加扑朔迷离了。说起来，这座“冰城”的历史甚短。直到19世纪末期，哈尔滨仍旧只是松花江畔的一个小渔村，区区几十户零落的人家，举目四望一片荒野。坐落在如今香坊区的“田家烧锅”，算是当年哈尔滨唯一的“大工业”了。以此为中心的最“繁华”的居民点，也不过22户人家。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期。通过不平等条件攫取到在中国东北修筑东清铁路（后名中东路、中长路）的沙皇俄国将铁路的管理中心选在了哈尔滨。敏锐的俄国人意识到，哈尔滨的地理位置正处于中东铁路的中心地带，同时也是东北北部平原的中心，具备成为大都市的交通条件。1898年6月9日（俄历5月28日），东清铁路建设局副总工程师依格纳齐乌斯率领建设人员到达此地，幵始了最初的建设工程。后来，这天就被当成了现代哈尔滨诞生的日子——距今不过120多年。

然而，差不多从哈尔滨城市形成幵始，关于其名称来源的争议就几乎没有停歇。由于是俄国人选中了这里，于是就有了“哈尔滨”来源于俄语“大坟墓”的说法。据说，1928年俄文版《商工指南》一书里第一次写道，“哈尔滨这几个中国字的大致含义是安乐的坟墓”。但这显然是无稽之谈，且不论俄语里并没有“X a p 6 и н（哈尔滨）”这样的词汇，即便就感情习惯上讲，以坟墓这样不祥的名称，为野心营殖的地方命名，也是殊乖事理的。因此，就连俄国人自己在1923年编印的《东省铁路沿革史》（俄文）里也提到，“这个新兴的城市保留了满洲的传统名称哈尔滨，它无疑是满语的单词，词义在很古远的某个时候便被人们遗忘了。”

从逻辑上看，这比“俄语说”合理得多。满族是黑龙江省的世居民族，同省的另一座大城市齐齐哈尔就得名自满语（或达斡尔语）的“边境”“边城”之义。如此说来，“哈尔滨”在满语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民国时期代理过黑龙江省省长的萨荫图在《哈尔滨一带全图》提出：“谨按哈尔滨命名之义，一古昔晒网之乡也”。这就是说，“哈尔滨”在满语里有“晒网场”的意思。

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出现了不一样的说法。有人认为，哈尔滨乃是得名自满语里的“扁（岛）”，又有人提出是蒙古语“平地”或“江边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更有学者注意到了与满语有亲缘关系的一种“死语言”——金代的女真语（这是因为金代的第一个首都上京会宁府就坐落在哈尔滨阿城区）。具体而言，又有两种说法，其一是“阿勒锦”说，这个词在女真语里的意思是“光荣或荣誉”。其二是“天鹅”说。按这种说法，明代成书的《女真译语》里有“哈儿温”一词，即“天鹅”的女真语发音。这种将地名“哈尔滨”与女真语“哈儿（尔）温”联系起来的说法出现虽晚，影响却很大。目前，哈尔滨市政府就采纳了这种说法，在官方网站上写道，“‘哈尔滨’源于女真语‘哈尔温’，意为‘天鹅’”。其实，无论名称出处究竟是哪一种，只有一点是确凿无异的，“哈尔滨”这一地名如同其他地名一样，已然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宝藏的一部分了。

2019年9月28日，哈尔滨市松北区，一只15米高的不锈钢天鹅安家太阳岛，它在太阳湖边颔首振翅，吸引一众游客驻足观看、拍照。官方认划“哈尔滨”源于女真语“哈尔温”，即天鹅，因此在哈尔滨经常可见天鹅雕像。

作者：郭晔旻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2022年第11期

选稿：耿曈

编辑：邹怡思

校对：李春燕

审定：吴雪菲

责编：刘言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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