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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于晨

编辑 / 笨小孩

2015年，历史学师范生于晨本科毕业后，只身前往上海闯荡。摸爬滚打3年，在换了几份专业不对口的工作后，于晨从“魔都”撤离，回到老家安徽，在一所私立学校谋到了历史学科的教职。

好的生源被资历老的教师抢走，副科教师存在感低且收入微薄，这是于晨这样的年轻教师普遍面临的发展瓶颈。

毕业三年后当老师

2015年从安徽师范大学毕业后，我去了“魔都”上海，辗转换了几份工作后，仍是铩羽而归。于是在毕业三年后，我回到了老家。

2018年，媒体反复强调要“提高教师工资待遇”，可基层教师的薪酬并无明显增长。因此很多人揣测，政策由文件到落实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彼时疫情还未爆发，各行业的发展势头仍旧强劲，公立学校教师的吸引力并不强大。综合来说，考编还相对容易。

安徽各类教师招聘考试，在每年7、8月份就陆续结束了，9月份再想作为老师，去学校谋求教职其实有些难度。说不清是年少轻狂，还是因为嫌弃在编教师工资低，我并没安心准备来年的考编，而是在9月份直接去了私立学校应聘。初来时，高一年级新生已经在军训了。估计学校实在太缺老师，我只考了笔试，未经面试就成了一名新任教师，怎么想都很草率。

我虽毕业于师范大学的师范专业，也在校实习过，可多年未从事相关工作，教学经验几乎为零。所以，没有任何缓冲就走上讲台，还是给了我很大压力。好在第一学期我只教2个班的历史，总体来说没那么忙碌。强制坐班的要求，也能让我充分利用在办公室的时间琢磨教案和教材，构思如何上好一堂课。

刚开始在讲课风格上，我总是习惯性地以研究历史的学术性思维模式去讲解历史课本，应试性能太差，教学成绩自然不理想。从课堂氛围来说，我对学情把握也不够到位，偶尔会出现冷场的状况，为此我一度很紧张。真正走上了三尺讲台，才发觉自己专业学得有多差，好在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学习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有付出就会有收获。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方面的不足，我在努力地弥补，也很快适应了作为教师的生活。这些年也在不断反思、进步，一本本获奖证书也是对过往成绩的证明。

并不安静的办公室

有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有些就是剪不断理还乱，至今仍旧让人困扰。比如，校园里的人际关系可能是比企业简单地多，即便如此也够让人焦头烂额的。

进入学校的头两年，办公室氛围还比较好，领导也正常。但是随着一些老资历教师的膨胀和非师范生的加入，办公室里也硝烟弥漫。我一向坚守中立态度，不偏袒也不加入任何一方，看似自在潇洒，实则不受任何一方待见。好在我教学能力不是特别突出，因此不会遭各方记恨，顶多偶尔被挖苦几句罢了！一群顶着“教书育人”大帽子的人，究竟是怎样为人师表的！

作为教师，尤其是寄宿学校的教师，除了关注学生成绩，还要投入极大精力去弥补家庭教育的缺失。然而相当一部分老师却自以为是，严于律人、宽裕待己，控制欲极强，连对同事的尊重都不会。

比如某些女教师讨论婚姻问题时，更是说出了“女教师的低配是男教师，男教师的高配是女教师”这番话。能说出这句话的人，多少心理有些问题。学校让这批人关注呵护学生的心理健康，谁又能保证教师的心理健康呢？

硝烟笼罩下的办公室，风气也逐渐败坏。最典型的表现是一些教师经常在办公室明目张胆打游戏，甚至和学生联机一起玩，以致有家长投诉到了学校。面对这种情况，校领导每次开会都会反复强调不准在上班时间打游戏，可收效甚微。

校领导可能觉得老师们“敬酒不吃，吃罚酒”，于是改变策略，通过增加工作量的方式，让老师没时间打游戏。具体来说，就是无差别地实行题海战术，让学生不停写作业，老师忙不迭改作业，不给你留一点闲暇时间。这种工作状态，让人很压抑，也让人没时间和精力去准备编制或研究生考试，何况后来学校还命令禁止上班期间备考。之后，学校就在令人迷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来越卷。

学校生源有两类，一类是中考达到普高录取线，成绩还不错的学生，一类是没考上高中，通过其他途径入学的。总体来说，生源很差，甚至用“纨绔子弟”来形容一批学生，也是合适的。

在和老师的相处中，很多学生说话、做事完全没有分寸，更不懂得所谓的礼貌。比如天热时，学生喜欢扎堆到办公室边吹空调边和老师唠嗑，还美名其曰“请教问题”。这种奇怪的风气，完全是校领导助长的，他们希望借机用学生监督老师，让老师没时间做“与学校无关”的事。学生不安心在教室学习，老师在办公室不仅没法办公，还得哄着一帮“花朵”。这种做法除了内耗，别无成效。

要上课，也要接送校车

当老师并不清闲。校方连老师下班后的时间也要压榨。

老师假期和学生同步，我不喜欢寻亲访友，假期时间大多是在学校公租房里打发的，经常刷B站，却很少看书。兴许是看我太闲了，学校随后就给我另派了接送校车的工作。每次司机在接送完学生后，就把我丢在郊区，让我独自坐公交回住处。

看上面描述，有没有觉得我惨兮兮？其实，即使当时面临的境况很糟糕，我却和很多应届生一样，有着莫名的优越感。我深知自己优越感的来源，是比其他教师拥有更扎实的专业知识。不过，这些却被同行视为考试不考的“野史”。

私立学校没有13薪，一年只发10个月工资，每月到手三千多，班主任额外有不足千元的津贴。我当了班主任后，工资涨幅不大，工作量却翻了几倍。早上6点多就需要带学生开晨会和跑操，其他的规定也效仿明星学校“衡水中学”。

寄宿制学校，可以让家长从照顾孩子的压力中解脱出来，让他们安心打拼事业。学校收钱，代替他们扮演“父母”的角色，从这个角度来说，家长是学校的衣食父母。为了让更多家长把孩子送来，校领导们把压力转嫁给基层教师，恨不得让班主任一天24小时守在学生身边。

因此，很多人承受不住班主任的压力纷纷辞职，在此背景下，班主任的津贴也翻了一番。私立学校的班主任，是兼顾不了家庭的，这只是一碗青春饭。卷进体制内，才是一个老师应有的归宿。

【不谈钱就是耍流氓】

高中三个年级，共有2000多名学生，平均一个年级好几个班。少数正规途径考上高中的学生，加上一批成绩排名稍微靠前的，都会提前被资历深的老师或者领导提前收归麾下，年轻老师只能带缴纳高额“入场费”的“差生”。

人数众多的差生一年几万的学杂费，是学校收入和老师薪酬的主要来源。资质差的学生，学起来费劲，买了入场门票，理应有一个好待遇。这批学生培养较难，对应的师资也该有更高报酬。实际上，在唯分数论的背景下，学校压根不愿花费精力去培养“差班”学生，这也是所有私立学校，甚至公立学校的现状。

高考是风向标和指挥棒，教师的收入也和高考成绩直接挂钩。每年的高考奖金，会由对应班级搭班老师共享。由于文科录取率本身就低，再加上政史地小科目老师实在卑微，分到手的奖金比不了理科老师，也比不了共同奋战的主科老师，每一届到手的奖金大概只有主科老师的六成左右。新课改后，历史老师的处境也许会好一些，但仍旧不够乐观。

文科高考录取率近年持续走低，在此背景下学校开始大力培育艺体特长生，光明正大走高考捷径。对学生来说，多了一个拿文凭的途径，但求学的金钱成本也会增加。对于普通任课教师来说，参与瓜分高考奖这块蛋糕的人也更多了，特长部的老师要拿高考奖的最大头。

校内生源分布不均衡以及奖金分红模式的畸形，让很多老师不满，因此师资队伍的流动性特别大。就我这几年接触到的老师而言，离职的主要原因不是累、也不是学生差，而是付出和回报完全不成正比。

学生初中基础很差，高中三年又无心学习，自然高考成绩也不理想。对应的任课教师在他们身上付出的心血更多，经济报酬最少，无疑会打击教师积极性。呕心沥血浇灌的幼苗，三年后长成小树的很少，高考取得好成绩的更是少之又少。2021年，我带的第一届学生迎来了高考，全班47人，只有15个考过本科线。作为班主任，我带的新一届学生也已经高二了，2024年的结果仍是未知数。

但凡有选择的老师，都会寻求考编，而不是在私立学校耗着。目前来说，非师范生因为专业不对口，考编无望，只能一直待在私立中学的笼子里，所以成了学校师资的中坚力量。他们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就算了，还难有职业成就感，有时与学生单纯的知识交流反而是逃离苟且现实的窗口。

想当初工作刚步入正轨时，我还是无比热爱这所学校的。即便要早起晚睡起，陪学生上早、晚自习，收入也不高，却乐在其中。我甚至觉得食堂的伙食都比别处的香甜，经常赞不绝口。

四年多过去了，疫情使得各行各业发展都不景气，体制内旱涝保收的工作成了众人眼中的香饽饽。教师待遇的提高，双减政策的落实，使得教师编制考试的竞争压力猛增。

回想这四年，犹如转目一瞬，心里不禁有点感慨。

（文中于晨是化名；图片来源网络，侵权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