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老残游记》
在人人都崇尚清廉大老爷的过去，刘鹗为什么一反常态，不但不赞许清官，反而恶评尤盛？这都是因为本文的主角，一身清廉的毓贤。
毓贤，内务府汉军正黄旗人，捐监生出身。和清末的大多数官员不一样的是，毓贤为官非常清廉。从他出仕为官到最后因罪被斩的二十多年中，从未贪没一两银子，一心只想着报效朝廷。
注：“捐监生”指通过纳粮报捐入国子监为监生，获取功名以及出仕为官的资格。
也正是因为毓贤不同流合污，他的仕途并不通畅。光绪十五年，已在山东摸爬滚打十来年的毓贤，才获取署理（暂代）曹州知府一职。年近半百的毓贤，觉得时不我待，想要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尽快建功立业。
因此毓贤瞄准了一个升迁的捷径 -- “治盗”，也开启了他残忍的人生。
毓贤上任后，不分良莠轻重大量捕杀有“盗匪”嫌疑的人。为了让嫌犯尽快招供认罪，毓贤对他们滥用酷刑。诸如打杖条、轧杠子、跑铁链子、跪铁蒺藜、站铁鏊、站木笼等等。
在曹州任上毓贤曾创下三个月处死两千多人的纪录，他也因此被冠以“屠伯”的称号。不过鲜血也让他获得了“善治盗”的名声，并帮他染红了顶戴。
光绪二十一年毓贤升任山东兖沂曹济道，二十二年补山东按察使，奉命镇压曹县、单县大刀会起义。之前练就的残忍手段为他换来了更大的成绩，光绪二十五年被授山东巡抚。
在此期间毓贤也感受到了全新的威胁 – 洋人和教会。毓贤和大部分满清士大夫一样，并没有意识到满清自身的腐朽和落后，视洋人为带来灾祸的妖孽，觉得应当将他们全部消灭或者驱逐出去。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教会传教范围的增大，新兴的教会势力和地方民众间的矛盾日益增多，山东境内各种民间集社也纷纷组织民众对抗教会。义和拳是其中发展最快，同时也是最为激进的一个，常攻击教会和地方府衙。
注：因为基督教的观念（反对偶像崇拜、天主之下众生平等）与当时社会伦理冲突严重，民众大多视教民为背叛传统和祖宗的叛逆，非常仇视。
朝廷担心山东有民变的可能，传令毓贤予以镇压。对于义和拳，毓贤并没有什么好感。但是义和拳和教会的冲突，让毓贤又觉得“民心可用”。几年“治盗”的经历，让毓贤有了借义和拳为朝廷灭洋的决心、狠心以及权力。
因此毓贤没有像以往对付“盗匪”那样赶尽杀绝，而是采取了“惩首解从”的政策。将头目、不好控制的镇压，其余的收编为己所用。攻击地方府衙的就是“不好控制”、“不听话”，只对抗教会的则是可收编的对象。
由于毓贤的政策，山东地区的拳民不但没有被打压下去，反而发展得更快，而且与教会的冲突也愈发激烈。朝廷怕激起教案，引发列强武力干涉，遂将毓贤革职以袁世凯代之。
此时朝廷刚刚经历戊戌变法，虽然慈禧为首的后党将光绪软禁于瀛台，掌握了朝廷大权。但是列强并不买账，各国公使明确表示支持光绪。慈禧废黜光绪另立新帝的计划，也正是因为列强的压力而取消。
这让本就仇视洋人的朝廷权贵们更加敌视洋人，他们只是苦于没有对付洋人的力量。
同时朝廷因之前镇压太平天国向地方督抚释放了大量权力，聚集在慈禧周围的满族权贵们也希望收回这些权柄。但是手上实力不足，自然无法撼动有钱、有兵的各督抚。
毓贤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时机，借觐见慈禧的机会详细说明了他的策略，并恳请招抚义和拳，收为朝廷所用。最终慈禧被打动，采纳了毓贤的建议。朝廷发出上谕，改拳为“团”。刚被解职的毓贤也因有功于朝廷，被升任为山西巡抚。
注：团指团练，即朝廷许可并接受朝廷管辖的地方武装。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十九日，自觉已经准备充分的清廷向列强发出通牒，限他们在一日内撤离京师，否则后果自负。第二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清军章京恩海枪杀，同日清军和拳民开始围攻东交民巷。二十一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向十一国发布了宣战诏书，局势开始变得岌岌可危。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清廷强硬的态度开始动摇。加上东南督抚联名拒奉《宣战诏书》（李鸿章称之为“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并上疏朝廷要求议和。清廷遂暂停了对东交民巷的围攻，并与各国公使开始书信来往。此时联军因兵力不足等原因也不愿意北上，局势一度出现了缓和的契机。
不过远在山西的毓贤，却比朝廷有着更大的抱负 -- 消灭教会和洋人。为了方便自己挥舞屠刀，他故意曲解并篡改了朝廷的谕旨。
7月1日清廷向各督抚发布谕旨称：
现在朝廷招抚义和团民，各以忠义相勉，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因念教民亦食毛践土之伦，岂真甘心异类，自取诸夷。果能革面洗心，不妨网开一面，著各省督抚通饬各地方官，通行晓谕，教民中有能悔悟前非，到官自首者，均准予以自新，不必追其既往。前谕知民间凡有教民之处，准其报明该地方官，听候妥定章程，分别办理。现在中外既已开衅，各国教士应一律驱遣回国，免致勾留生事，仍于沿途设法保护为要。
而毓贤以奉旨为名发布的通告是：
由地方官查明境内教堂几处，洋人几名，立即按名驱遣回国，毋任逗留生事，倘不遵通饬留住不去，设被义和团杀害，咎由自取，悔莫能追。至从教民人，皆系朝廷赤子，但能悔悟，诚心出教，即予自新，决不究其既往；倘仍听信洋人，勾结聚众滋事，即属甘心异类，应即立正典刑，断难宽贷。
谕旨要求将传教士驱逐出境但沿途要设法保护，毓贤则是去掉了“沿途设法保护为要”，加上了“倘不遵通饬留住不去，设被义和团杀害，咎由自取”。这样被杀都可以被冠以自己不走，咎由自取。
对于教民，谕旨要求给予他们悔过自新的机会，毓贤将悔过自新定义为“诚心出教”。更重要的是他加上谕旨没有地“立正典刑，断难宽贷”，也就是说教民不叛教，立杀！
虽然封疆大吏们在不违背朝廷原则的基础上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但是毓贤这种刻意升级的做法，明显是违背朝廷不主动扩大矛盾的本意的。如果朝廷最终胜了，还好说；败了，就不光是他自己的麻烦了。
准备好屠刀后，毓贤以保护传教士安全为借口，将太原地区的传教士及家属骗入太原城猪头巷客馆并全部监禁起来。
7月9日，毓贤在巡抚衙门西辕门一次性处死大小男女洋人46名和教民17名（含11名儿童）。出于对教会的仇视，毓贤本人也亲自参与了杀戮并剖心示众。7月14日，又遣巡捕执令箭一次性处死教民41人。
（Ernest Pond Atwater与Jennie Pond Atwater夫妇的孩子，前排两位7月9日死于太原，另外两个8月15日于汾州被杀）
在毓贤的煽动下，山西境内掀起了灭“洋”狂潮。事后统计山西全省杀害传教士及亲属191人（整个庚子国变洋人一共被杀231人）、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1万多人，焚毁教堂、医院225所，烧拆房屋两万余间。
毓贤的行为让列强和清廷之间本就紧张的关系再无缓和的余地，可以说是导致“庚子国变”的最后一根稻草。
后八国联军甚至准备进军山西进行报复，因扩大战争的意愿不统一加上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劝阻才作罢。但在《辛丑条约》中特别规定山西除每年承担116万两白银的庚子赔款，还需要额外支付263万两白银赔偿山西教会的生命财产损失。
注：李提摩太后游说诸国指出问题的根源是民智未开，在他的劝说下各国同意每年五万两、十年为期，从赔款中拿出五十万两白银在太原创建一所大学堂（山西大学前身），“专为开导晋人知识、教导有用之学”。
1900年9月26日“罪首”毓贤被清廷革职并发配新疆。1901年2月13日，朝廷下令加重对“首祸诸臣”之惩处。诏书在甘肃追上了前往新疆的毓贤，22日毓贤被斩于兰州。这既是罪有应得，也是为朝廷出最后一把力 – 背锅。
现在再回看刘鹗的话就能明白他为什么怒斥这种清官“小则杀人，大则误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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