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多是文科巨星。
儒、法、道的学说，唐诗宋词元曲，书法绘画和篆刻，甚至因爱情、正气、思乡而存于历史的人物，都属于文科。
我们也有理科的辉煌，勾股定理、农用工具改造、圆周率等，但这些并没有成为历史书上的重点。
细想原因，大概在相对稳定的农业社会中，工具更新的频次要求不高，社会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如何确定更加稳固长久的秩序，也就是思想统治上。
因而有了战国百家争鸣的思想大解放，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了无为而治，有了程朱理学，有了王阳明心学。
人们的晋升通道也只有文武两路，武者冲锋陷阵，而且只有乱世的价值，盛世反而被质疑拥兵自重，文者便成了大多数人进入朝堂的唯一路径
在有书编著的《典籍里的中国》系列中，“文人圣贤”集中了诸子百家、思想名家、艺术名家、唐宋八大家和著名诗词作者，总共五个方面的历史人物，可以说是大半本的中国史。
从孔子的仁，探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孟子的仁政，上升到可执行的统治思想，这是儒家的一大进步。
人与人的关系是普遍的关系，但却不是最佳的上与下的关系，虽然把社稷的稳固寄托在一个能施行仁政的明君身上并不是最佳选择，但这已经是当时能做的最好结果。
《孟子》中有一个故事，齐宣王看到有人牵着一头发抖的牛，便问牵牛人要去干什么，对方回答说：“要杀了它来祭祀。”
齐宣王于心不忍，就说：“放了这头牛吧，我不忍心看它发抖。”
那人问：“那是不祭祀了吗？”
齐宣王说：“祭祀是大事，不能取消，找只羊来代替吧。”
故事里孟子认为这是君王的仁爱之道，齐宣王能将牛换成羊，是因为他见到了牛而没有见到羊，看到活着便不忍让它死去，这是君子所为。
在孟子看来，恻隐之心是仁爱之道的开端，也是人性本善的体现。但是能见牛之发抖而不想羊的害怕，用一物死换一物生，这是真的良善吗？
在思想的起步阶段，总是会有很多以后看起来bug满满的地方，但能够意识到并且形成系统化的思想体系，确实是中国思想和文化的一大进步。
在《文人圣贤》一册中，很多人物可以作为单独的个体来研究。
比如连考三次不中的韩愈，后来成了唐宋八大家之首，一篇《师说》传颂千古。磨难与才华，磨不掉的是文人气骨，孤身闯营，出使镇州，解决朝廷的困境。
比如宋朝皇族后裔赵孟頫，诗画出名却在元朝被“请”上朝堂，以其身份被两边不容，尴尬的处在朝堂与故乡之间游荡。
比如大家传颂“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大家知道貌美李夫人，却不知精通音律的李延年。
比如《凤求凰》和《白头吟》的主角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他们的爱情与悲欢成为勇敢追爱、白首相伴的或正或反的教材。
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足迹，但当他们一起出现，他们代表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文人团体，以思想为武器树立社会秩序，以文字为刀剑划出社会的锋芒，以自身为傲骨写下铮铮誓言。
他们不是圣贤，却在追求成为圣贤的路上，成就了各色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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