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振伟

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0月3日公布，瑞典科学家、进化遗传学权威斯万特·佩博“在已灭绝的人类基因组和人类进化方面的发现”而获奖。据报道，佩博从小就表现出对考古研究的兴趣，十三岁那年到埃及旅游，第一次接触木乃伊，萌生了研究木乃伊的想法。佩博在大学最初学习科学史、埃及考古学、俄语等课程，两年后转向医学，之后又读了一个分子遗传学的博士学位。

看到佩博的简历，不得不对其专业的跨越之大佩服不已。这位进化遗传学的权威，大学最初学的是文科，后来进入医学，进而遗传学。而事实上，201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约翰·格登，也有过“从文科向生物学的跨越”，因为他大学开始时学的是古典文学专业。

每年国庆期间，关注诺贝尔奖的国人，总是无比纠结。一方面关注人类文明发展的现代人，怎么会枉顾诺贝尔奖的颁发？另一方面，已经在很多方面走上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在诺贝尔奖的表现上，确实与其国际地位不相符。俗话说，知耻而后勇，知道差距奋起直追，总比假装无视掩耳盗铃要好。要认清最大的现实，就是我们固然在国际最顶尖期刊上频频发论文彰显研究成就，然而在基础科学研究上，还是有差距。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在培养未来顶尖人才上，重启对大学专业的认知？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人才培养，越来越注重跨学科、交叉性。佩博和格登，都是文理兼修。大学时都有过文科专业学习经历。固然说文科专业未必是其兴趣所在，但对其后来从事生物学研究可谓“打开了另一扇窗”。搞科学研究，有时候研究方向的选择，比研究水平有多高明，反而更加重要。这让人想起，近年来浙江大学等国内以工科著称的顶尖名校，开始花气力振兴文科建设，要培养未来顶尖人才，带有想象力的专业配置组合，是必答题。

大学本科教育，专业是培养人才的基础，但专业之间不可有不可打破的围墙。如果佩博不能转专业，难道要重新复读再选自己感兴趣的医学？近年来，国内大多高校，转专业上对学生越来越开明，然而大多还是，学生未必因为兴趣转专业，而是选择从被录取的分数较低的冷门专业，转到入学分数较高的热门专业，实现“曲线救国”，有的还“奔着‘钱’途去”。转专业“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目的，未必能广泛实现。反而成了“好就业专业资源的重新分配”。如何让真正有兴趣、有潜力的学生，通过转专业，走上科研康庄大道，才是值得研究的难题。

诺贝尔奖多是对基础研究的奖赏，然而国内基础学科被考生冷视，也是心照不宣的事实。国家固然有强基计划，大学里理学、材料、化学、生物学等基础学科想留住学生也不容易。有些甚至有“天坑专业”之称。家长们也要风物长宜放眼量，多尊重孩子们的兴趣，基础学科专业，未必就有多“坑”，搞得好，将来前途不可限量。高校也要大力扶持关系基础研究的专业，想办法消解“所谓冷门专业没前途”的陋见，让基础学科专业强起来、香起来，没准几十年后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就隐藏在这些专业的学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