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4日，湖南长沙宣告和平解放，整个湖南形势一片大好，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抵抗势力不断瓦解投降。

8月9日，毛主席的故乡湘潭也迎来了和平解放，湘潭各界组织了数千人的欢迎队伍，会同湘潭学生代表组成秧歌队宣传队，高举毛泽东巨幅画像欢迎。

在老百姓的欢迎下，解放军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驻湘潭市区。

这里的群众十分激动，不仅是因为革命胜利了，更是因为他们这里走出了一个毛主席。

在欢呼的人群中，湘潭县良湖乡广福村有一个叫郭仕逵的农民尤其兴奋，虽然他不是毛主席的亲戚，但是他却救过毛主席的命。

中国自古就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说法，而这种报恩文化在湘潭更甚，人们也都知道毛泽东是一个极其注重故旧之情的人，对于那些曾经帮助、接济或者救过他的人从来都不会忘记。

郭仕逵当时就在想，凭借自己曾经救过毛主席这一点，以毛主席现在掌握的权力，随便给自己安排个工作，那自己这辈子也是吃穿不愁了。

实际上，这时候有很多毛主席的故旧都开始给他写信，反映家庭生活困难的情况，请求得到毛主席的帮助。

这些人里面，有毛主席的亲戚，也有同学，还有曾经一块战斗过的革命先驱之后代，毛主席接到信后，都会想方设法地给予帮助。

想到这里，郭仕逵也按耐不住了，经过两个多月的酝酿，郭仕逵在1949年10月5日写完一封信给毛主席寄了出去。

从形式上来说，这封信并没有什么创意，基本和大多数乡亲信中写的内容一样，先是回忆过去的交往，然后再讲述自己现在生活的困难，最后再提出两点要求，第一个想要毛主席帮他安排一份工作，第二个想要去北京看望毛主席，见见世面。

对这些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农民来说，咱湘潭好不容易出了一位人物，自然要去沾点光，这样想来也是人之常情。

相比于其他乡亲们来说，郭仕逵作为毛主席的救命恩人，自然更有理由提出这样的要求，谁也不会说什么。

信寄出去后，郭仕逵就在家等待毛主席的回信，等待毛主席邀请他去北京，因为1949年9月毛主席的堂弟毛泽连已经去过北京，郭仕逵认为下一个去北京的一定是他。

郭仕逵就这样在家里等着，等到毛泽连在北京待了几个月，已经回到湖南后，他也没有接到毛主席的回信。

渐渐地，郭仕逵开始担心了起来，是自己的信没有成功地寄送到毛主席那里？不可能！当时湘潭乡亲们给毛主席写信都是这个地址，而别人在写信不久都已经收到了毛主席的回信。

唯独自己等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想到这里，郭仕逵意识到毛主席没有回信的原因只能是把他给忘了，所以才没有回信。

也许在心底的某一刻，郭仕逵对毛主席产生了深深的失望，难道就因为自己不姓毛，没有跟毛主席沾亲带故，所以毛主席就把自己的救命之恩给忘了吗？

郭仕逵仔细回忆了那段历史，他的确是救过毛主席的啊，不管什么时候想起来也是记忆犹新的，因为过程太过于了凶险了。

那是在1925年时，毛泽东因为生病向组织请假回家治病，2月6日回到了韶山，其实毛泽东回韶山养病是托词，真正的目的是在湖南一带发动农民运动。

那个时候，正值群众反帝反封建情绪最高涨的时候，毛泽东遂趁热打铁，成立雪耻会以及中共韶山党支部，借助群众力量组织斗争。

在毛泽东的带领下，韶山农民运动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团结境地，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当劳苦大众拧成一股绳的时候，那些剥削穷苦人的地主老财们就开始颤抖了。

毛泽东在韶山领导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引起了地主豪绅的恐慌和仇视，这些人把毛泽东看作眼中钉、肉中刺，迫切地想要除之而后快。

为了撵走毛泽东，打压农民运动，这些地主乡绅就把毛泽东组织农民运动的事，经过添油加醋上报给了湖南军阀、湘军总司令赵恒惕，赵恒惕早就听说过毛泽东，知道这个年轻后辈的厉害。

早在几年前，毛泽东还在读书时代，就在湖南组织了“驱张运动”，也就是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

在1919年9月，毛泽东通过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各校学生总罢课，12月以新民学会为骨干的“湖南驱张请愿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等地争取各界支持，1920年6月，张敬尧不堪全国的压力，最终退出湖南。

赵恒惕一看地主们的报告，自己现在要不把毛泽东抓了，下一个在湖南站不住脚的就是他赵某人了。

于是赵恒惕多次密令自己的弟弟，当时在湘潭县担任县长的赵恒哲派人前去抓捕毛泽东，但是由于韶山人们的保护，每次抓捕计划都落空了，而且湘潭那么大，想要抓捕一个人实在是太难了。

1925年8月的一天，赵恒惕给赵恒哲下了死命令，务必要湘潭县团防局逮捕毛泽东，如果毛泽东胆敢逃窜，可以就地处决。

消息传到湘潭县政府，那些地主老财的代表们个个磨刀霍霍，只有除掉毛泽东，他们在乡下的土地才能够保得住。

然而在县政府内却也有同情革命的开明人士，他们也深知大官僚大地主终究会把这个国家拖垮，他们也在观望农民运动到底能不能取得成功。

其中一个叫郭鹿宾的议员，他也是韶山人，当时在湘潭县政府工作，平时负责收发消息的工作，他对于毛泽东发动的农民运动十分佩服，也是湘潭县政府中第一个知道赵恒惕要抓捕毛泽东消息的人。

这一刻他十分着急，他必须要通知毛泽东做好准备，避免农民运动被扼杀在摇篮中，可是如何才能通知毛泽东安全撤离呢？这是一个问题。

因为他并不知道毛泽东在哪里，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他。于是郭鹿宾就将消息告知给了担任过省学联干事的刘天民，因为他知道刘天民是信得过的人。

刘天民曾经是地主家的童养媳，经过毛泽东的帮助才脱离苦海，后来又进入学校学习，与杨开慧成了好友，此后一直秘密从事革命运动，所以她一定知道毛泽东现在正在哪里。

当郭鹿宾把消息传递给刘天民时，刘天民当即与郭鹿宾商议如何把这个消息传递到毛泽东那里，可是谁去送信却是一个问题，郭鹿宾岁数大了，腿脚不利索，刘天民一介女流，连夜到韶山乡下太过于危险。

在挑选送信人选方面发了愁，除了他们二人之外，送信的人必须有两个硬性的标准，一方面是必须有人品方面的保证，绝对不能是那种拿了信就去到团防局告密的；另一方面是必须得是一个腿脚灵活，又熟悉韶山路况的人，因为这个送信务必要在团防局到达韶山之前，把信送到。

要在短时间内找到这样一个符合标准的人，谈何容易，郭鹿宾和刘天民十分焦急。

说来也巧，正在两个人盘算的时候，郭鹿宾的侄儿郭仕逵从韶山来他家里做客。

很明显，郭仕逵作为农民，常年种地，走山路肯定是适合的，另一方面他经常走湘潭县到韶山乡下的路，对路况也很熟悉，由他去送信，绝对是最适合的人选。

但是这次送信非常凶险，那可是掉脑袋的活，要知道这可是在1925年，湖南还是北洋政府当道，给共产党通风报信，抓到之后哪里还有命活。

郭鹿宾与刘天民再三询问郭仕逵怕不怕死，郭仕逵也是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还入了党，见郭鹿宾与刘天民不放心，当即表示，就是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得把这封信顺利送达。

听了郭仕逵坚定的表态，郭鹿宾立即取出纸和笔，写了一封信，交给郭仕逵。

心细的刘天民想到，如果遇到盘查，信可能就暴露了，为了安全起见，她就用针线把信缝到郭仕逵胸前口袋里，这样即使被盘查也不一定能发现异常。

一切准备就绪后，郭仕逵立即告别郭鹿宾与刘天民，向韶山返程，在路上，郭仕逵担心与团防局的人撞个正着，因此不敢走大路全是挑的小路。

小路虽然抄了近道，但是路况不好，走起来十分不容易，但是郭仕逵不敢耽搁，一路小跑也不敢停歇，生怕被团防局的人抢先赶到韶山。

郭仕奎连续走了一夜，到第二天上午才赶到韶山，直到见到毛泽东，将缝在胸口几乎已经湿透的信交给他后，直接累趴在地上，连话都说不出了。

毛泽东正在召开地下党员会议，看了郭仕逵带来的信，只见信上写道：

润之兄:
军阀赵恒惕得土豪成胥生的密报，今日已电示县团防总局，派快兵前来捉拿你，望接信后火速转移……

毛泽东看过信后，早已预料到反动派不会善罢甘休，在得到消息后，反而更显得从容不迫，风趣地跟大家说：“原来是成八胡子（团防局局长成胥生的绰号）办得好事！”

于是开始组织到会的地下党员撤离，最后与郭仕逵一块离开了会场，回到韶山交待了工作事宜后，都要把郭仕逵急死了，毛泽东才在几位农民的护送下离开韶山冲。

在毛泽东离开后不久，湘潭县团防局的人就气势汹涌地赶来了，结果却发现毛泽东早就没有了影子。

在撤离途中，郭仕逵远远地看到敌人赶到会场，心中倒抽了一凉气，若是再晚个几分，恐怕就碰上敌人了，对于毛泽东在危险来临时临危不惧的样子十分佩服。

其实当时毛泽东也很庆幸自己能够脱险，他十分感谢郭鹿宾写的这封信，以及冒着生命危险送信的郭仕逵。

毛泽东在革命时期，不止一次遇到过危险，都是在群众的掩护下顺利脱险的，尽管帮助他的人很多，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忘记。

那么，毛主席为何迟迟不给郭仕逵回信呢？

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客观原因是当时毛主席已经出国，并没有在国内，期间书信都是由秘书整理，一直到毛主席回国，才开始处理家乡来信。

主观原因则是有着深层次的考量，毛主席也是有着自己的苦衷，那就是从韶山脱险之后，毛主席就再也没了郭鹿宾与郭仕逵的消息，并且再也没有见过面，一别已经20多年。

虽然他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况，但是他却并不清楚郭仕逵后来的事情（郭仕逵应该是入过党，后来又迫于时势退了出来），对于那些后来投靠国民党，亦或者对人民有“血债”的人，即使帮过毛主席，他也会划清界限的。

因为郭鹿宾毕竟是国民政府部门的议员，虽然帮了自己，但是背景还是有些复杂，虽然没有权威资料显示毛主席调查过郭仕逵，但这是毛主席一贯的谨慎做派。

比如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接到曾经老班长朱其升的信，态度就是极为谨慎的，一方面朱其升给了毛泽东从军时期太多的帮助，两个人是有着战友情的。

另一方面他很担心朱其升后来成了反动派，所以在回信的同时，也派人去调查了朱其升的背景，当确定朱其升一直在农村务农，背景是清白时，才邀请朱其升到北京来。

个人恩情很重要，但是立场和原则更重要！

毛主席应该是确信郭仕逵后来没有背叛革命，一直在农村务农之后，才于1950年3月14日给郭仕逵回信，这距离郭仕逵给毛主席写信已经过去5个多月。

接到毛主席从北京的来信，郭仕逵激动万分，高兴地说：“毛主席没有忘记我们啊！”

然而打开信封的一刹那，郭仕逵刚被捂热乎的心又凉了，在信中毛主席写道：

仕逵先生:
去年十月五日来信收到，迟复为歉。先生处境困难，深为系念。工作问题，仍以就近设法等候机会为宜，不宜远出省外，徒劳往返。
顺问近安
毛泽东
一九五O年三月十四日

也就是说，毛主席不仅拒绝了郭仕逵寻找工作的请求，也不允许他到北京去，让他等一等。

可是郭仕逵哪里能够等得了，他就是一个老实农民，为人有点憨厚，要不然当初也不会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去给毛主席送信。

现在他的家里是真的有苦难，因为家里人口众多，自己没有工作，实在太过于贫困，于是就在收到毛主席回信的两个月后跟邻居借了20元作为路费，登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想要寻求毛主席的帮助。

拿着毛主席的亲笔信，经过千辛万苦最终到达了北京，由于毛主席工作太忙，就先把郭仕逵安排到宾馆休息去了，几天之后，毛主席才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招待他。

两个人见面后，寒暄了一阵，然后毛主席便询问了郭仕逵的家庭情况，郭仕逵也没有含糊，就讲了自己丢了工作，一直在家里务农，由于家里人口众多，实在是快要揭不开锅了，就连这次来北京的路费都是跟邻居借的。

毛主席听了之后为这位老朋友的诉苦后，也感觉到过意不去，后来又问到郭仕逵叔叔郭鹿宾的情况。

郭仕逵说：“我叔叔在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地下活动，1938年他到了延安。从延安回来后，从事革命斗争，受到国民党的追捕，不久去了加拿大。”

毛泽东听了，不免叹息地说：“郭鹿宾这样的同志，可惜了，要是还在国内的话，我一定请他到北京来做客！”

两个人聊得挺投机，让毛主席没有想到的是，郭仕逵在这个时候又提及了自己工作的问题，希望毛主席能帮忙介绍一下，这就有点尴尬了，要说这个郭仕逵也真是有点憨憨。

但是毛主席还是明确拒绝了，表示不能为任何人滥用公权走后门，并且一种言辞的对郭仕逵说：“你救过我，我很感谢你，但是我们之间的私情。安排工作，那是人民政府的事情，属于公事，得公事公办。我不能拿国家的权力来徇私情。”

公是公，私是私，让郭仕逵也明白了毛主席的良苦用心，突然感觉自己这次来北京太过于冲动了，怎么能为自己的这点私心来打扰主席呢！

毛主席并没有生气，他也知道郭仕逵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本身并没有恶意，只不过觉悟有点低而已，这也是人之常情的事情。

两个人又在一起吃过了饭，毛主席告诉郭仕逵，既然都来北京了，就先别走了，于是郭仕逵在北京待了一个多月。

作为一个老农民很多年没出过门，在北京待的时间久了，也怀念家乡，于是就跟毛主席请辞。

毛主席在他离京的时候，送给他一件军大衣，以及一些特产，并且拿出300元接济一下他的生活。

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按照当时的物价，300元能买3000斤大米，够郭仕逵一家吃几年的了。

但是郭仕逵担心主席“挪用公款”，拿了公家的钱，不想拿这个钱，毛主席笑着告诉他，这是他私人稿费所得，不是公家的钱，放心花吧！

郭仕逵这才踏实地收下了，高高兴兴的回湖南去了。

1953年初，郭仕逵又给毛主席写信，表达了想要去北京的想法，毛主席回信答应，这一次到了北京，郭仕逵再没提工作的事。

但是又提了一个让毛主席为难的请求，因为郭仕逵住的村子是韶山良湖乡广福村，在郭仕逵上北京的时候，村里的群众认为“广福”这个名字不好听，想要趁着这次郭仕逵到北京，让他请求毛主席答应将“广福村”改成“见东村”。

毛主席问道：“为什么要这样改呢？”

郭仕逵憨憨的解释说：“见东是见了主席的意思，我代表广福村人民到北京见到了您，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幸福，而是大家的幸福，我们广福的乡亲们都会感到幸福。”

毛主席听了郭仕逵的解释摇摇头说:“这个提法不妥，我只是共产党中的一员，是为人民服务的。”

郭仕逵一听，这又是要拒绝啊！面露难色，面对这个救命恩人，毛主席话锋一转说道：“不过， 你们要改村名那是你们的自由，我也不能勉强。”

听了这个话，郭仕逵才放下心来，在北京待了几天就打道回府了。

回到家乡，郭仕逵兴高采烈地向当地干部汇报了在北京见到毛主席的场景，并且转达毛主席不反对将广福村改为“见东村”的意见。

乡亲们很高兴，很快就将广福村改名为见东村，后来又改成建东村，表示要努力建好自己的家乡，来报答主席的关怀。

不久之后，郭仕逵还曾写信给毛主席，汇报家乡生产和村民生活情况，毛主席得知郭仕逵家尚未摆脱困难时，又给他家寄来了300元钱。

据说，毛主席曾嘱咐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每年给他寄一次钱，以接济他家生活，晚年的郭仕逵过得还算温饱。

1959年郭仕逵去世，穷苦了一辈子，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0年一直有毛主席的惦记，在村里面也是“面”上人。

如今湘潭县云湖桥镇建东村永久组荒塘圫山坡上，还能看到郭仕逵的坟墓，在黑色的石碑上，他的生平格外扎眼。

根据他生前事迹，他的后人在碑文上写着：

“先父系湖南湘潭县云湖桥镇建东村人。生于一八九九年，享年六十岁。生前是正直的农民，追求进步思想。曾于一九二五年七月，得知军阀派兵去韶山抓捕毛泽东的消息后，从湘潭抄近路赶往韶山冲，告知毛泽东，毛泽东连夜撤离，转危为安……”

郭仕逵当然称不上革命英烈那样的称号，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有自己的一点小私心，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想要凭借与毛主席的私人关系为自己谋利。

然而也不能对他过多的苛责，这只能算是普通农民最朴素的价值观，当得知毛泽东陷入困难之际，不顾个人安危也要去送信，这也是值得夸赞的。

到北京后，再次受到毛主席的教导，他已幡然醒悟自己的错误，此后再也没有因个人问题而向毛主席提出请求。

人都是普通的，需要成长的，从毛主席与救命恩人郭仕逵之间的交往我们更能感受到毛主席在处理私人关系中的那种微妙，既要遵守“公事公办”的原则，又要尽自己所能给予一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