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时期，有这么一位饱经争议的干部，他是留苏的高材生，文化理论水准非常高超，很得导师的赏识。但他的实践能力有所欠缺，在主持党内军政工作期间，执行了错误的路线，致使人民武装遭受到严重损失，让革命陷入到低潮中，他的名字大家都很熟悉，叫博古。

博古本姓秦，生在江南，少年时，他在苏州某工业学校读书，1925年东进上海求学，同年加入党组织。1926年，他被选送到苏联留学，因为勤奋刻苦，精于学业，很得导师的青睐。1930年他回国后，在共青团中央任高干。1931年，王明突然找到博古，称周总理即将去中央苏区工作，而自己则要北上苏联出差，临时中央不能群龙无首，因此希望博古担起责任，全权主理国内革命工作。

此时的博古方才24岁，太过于年轻，领导经验严重不足，只能机械地执行王明留下来的错误的“左”的路线，致使大量干部遭受错误处分，严重阻碍了革命的进程。1933年，由于国民党在上海地区持续对我方施压，临时中央无法继续在上海立足，只得转移到中央苏区办公。

没过多久，博古提议成立中央局，自任书记，统筹一切军政要务。而毛爷爷则受到排挤，被遣送到福建某医院养病。然而，这位来自苏联的青年才俊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对带兵打仗一窍不通，他只好将曾在苏联军校进修过的国际友人李德调过来辅佐自己。

当年初秋，国府调动约百万人的大部队进犯湘赣苏区，红军在李德的指挥下抛弃运动战打法，与敌人进行硬碰硬的阵地战，结果遭遇重大伤亡，接连丢城失地，战略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眼看就要被消灭了。危急关头，中央局决定向西转移，以避敌锋芒。途中，博古居然还要求官兵们带着各种沉重的机器一起走，大大拖慢了行军速度，部队行至湘江的时候，迎头撞上了大批以逸待劳的敌人。红军只能被迫接战，以期能在国民党军的防线上撕开一个缺口，逃出生天。

此役可谓惨烈，红军伤亡过半，牺牲者的遗体漂满了江面，江水被染成了骇人的血红色。面对此情此景，博古不禁潸然泪下，他深感自责与不安，于是掏出手枪来抵住太阳穴，想要自尽谢错。这时，聂荣臻拦住了他，聂总表示，死亡是一种逃避，毫无意义，既然肩挑着指挥革命的重担，就要勇敢面对一切，不然与“投降派”有何异。

博古这才打消了向死之心，但他的志气却消弭得一干二净，从此不再自信，言行举止变得犹豫不定。他意识到自己不适合领导之位，便开始将权力慢慢移交回给毛爷爷。当年12月召开的临时工作会议上，李德建议回师湘地，北上与友军会合，然后再集中力量与国民党军抗争。毛爷爷则力主西进川贵，在广大的秦巴山区中与敌人斡旋。就在两人相持不下的时候，博古表达了对毛爷爷的支持，此事件标志着毛爷爷重新回到领导岗位，革命由此返归正轨。

红军到达陕北之后，他被调到组织部门工作，对巩固延安苏区做出了重要贡献。张、杨在西安扣押蒋介石的时候，他跟着周总理一起前往赶往关中与多方进行交涉，最终促成了统一战线建立，暂时缓和了国内矛盾，将所有枪杆子都调集起来一致对外。1941年，博古被调到宣传部门工作，在国民党阴谋破坏全民抗战，再次挑起国共争端的时候，他以笔为武器，猛烈批评国府，在舆论上给予对方强大的压力，迫使蒋介石收起异心，继续全力抗日。

1946年，他乘坐飞机时遭遇空难，壮烈牺牲，时年39岁。他与妻子一共育有3个子女，其中成就比较高的是三子秦铁与二女儿秦新华，前者曾在军校就读，毕业后在某船舶公司工作，历任大副、船长，曾参加过多次远洋航行。秦新华早年在卫生部工作，她的丈夫是李铁映，曾任副国级高官。

博古是有一定组织、文宣才能的，用对了地方会发挥大作用，但让他做革命的领导人，实在不妥。他太年轻，相关斗争经验太少，而且战略眼光不足，缺乏对敌我态势的清晰认知，指导起斗争来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差点酿成大祸。好在最后他主动交出了权力，止住了革命的颓势，让星星之火重新燃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