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以往的认识中，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无所作为的朝代。
宋朝确实不如之前的唐帝国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也不如之后的元朝有广袤的版图，但宋朝是一个经济实力空前强大的时代。
宋朝的这一点与中国古代的一些强盛王朝相比，确实与众不同。
宋史专家漆侠提出我国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两个马鞍形”模式：
即在秦汉时期达到第一个高峰，魏晋以下低落，隋唐有所恢复和回升，到宋代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从而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峰。
从以下描述可以窥探出宋朝经济的繁荣程度：
- 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个增加到40个；宋朝“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32万贯。
连北宋名臣欧阳修都说：“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
对于宋朝经济繁荣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宋朝无力扩大国家疆域的面积，转而注重维持国内的和平与稳定
1.1 宋朝统治者注重控制实际有效的国土
宋朝由于兵力虚弱，国家的领土不仅没有扩张，反而萎缩，宋朝的历任统治者到南宋更是偏安东南一隅。
因此，宋朝的统治者更注重的是控制实际有效的国土以及能够产生出的经济效益。
宋朝版图、疆域虽然不及前朝的汉、唐广阔，但是土地最肥沃，气候条件最好的地区始终处于朝廷的直接管辖之下。
在农耕经济时代，受地理气候等诸多条件的影响，各地区的贫富差异很大。
宋朝恰恰是牢牢控制住了那些土地肥沃，气候条件好的地区，这些地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肯定占有很大的优势。
例如江南地区，是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有“苏湖熟，天下足”的美称。
宋朝利用有限的疆域，却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实现了经济的巨大繁荣。
1.2 面对少数民族的侵扰，宋朝尽力维持边境的稳定
宋朝一直以来都受到辽、西夏、金等强悍的少数民族的骚扰，维持边境的稳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
北宋面临的强敌是大辽，辽的骚扰严重破坏了北方经济的发展。
最终，宋辽双方签订了看似窝囊的《澶渊之盟》，辽人从此不来骚扰宋境，宋朝用金钱换来了平安。
《澶渊之盟》看似是宋人的耻辱，“岁币”被很多人看成是宋朝人民的沉重负担，事实并非如此。
宋朝每年给辽人的“岁币”绢20万，银10万，而当时宋朝每年的岁入是过亿两。
宋辽战争每年的军费是五千万两，显然，战争的成本更高，“岁币”对宋的财政收入并不算什么负担。
而且，自《澶渊之盟》以后，宋辽边境开始设立“榷场”，互通有无。
宋朝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将大量“质优价廉” 的产品（如丝绸、瓷器、茶叶及手工艺品等），输往贫穷的辽国，商人获得了巨额利润，朝廷更是增加了税收。
1.3 封建社会要维持经济稳定发展，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缓和阶级矛盾、防范各种起义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起义的王朝之一。
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百姓生活的舒适安稳。
对于突如其来的灾害或战乱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宋朝还有一个应急措施，就是大量募兵。
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
宋军官兵一般都待遇优厚，以往激化阶级矛盾的招兵，在宋朝成了释放阶级矛盾的途径，这也正是宋朝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
安定的社会环境为经济的持久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宋朝才能在国家疆域锐减、屡受侵扰的形势下，实现经济的发展。
宋朝不仅成功地为国家的经济建设赢得了长久的和平环境，而且注重实际有效控制区域的治理。
二：宋朝采取了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田制不立”“不抑兼并”
自古以来，封建统治者大多抑制土地兼并，维护小农经济，以确保赋税征收，维护统治，但宋朝的情况却发生了变化。
以宋神宗熙宁十年为例，北宋税赋总收入为7070万贯，其中农业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
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产业已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
宋朝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由于对农民的剥削，而是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在封建社会实在是绝无仅有。
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由于大量独立的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基础，宋朝才能够突破常规，不抑制土地兼并。
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
而事实上恰恰相反，这种违反经济规律的政策一方面使中国陷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能自拔，另一方面又无法阻止土地因天灾人祸而集中的趋势。
于是，中国封建社会一再地爆发起义，在这周期性的更迭中，中华文明一次次被毁灭、再重建。
而宋朝却成功跳出这一历史的循环：
—方面“不抑兼并”，使得土地经合法向地主手里集中，促进了土地的集约化经营，催生大量剩余劳动力。
一方面鼓励工商业发展，实现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了工商业和城市经济的繁荣。
三：宋朝采取了保护商业发展的政策，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从商鞅变法实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开始，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统治者一贯奉行的基本国策，历朝历代统治者便加大了对商人的抑制和打击。
然而，与中国古代史上大多数封建王朝不同，宋朝却一反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不仅 没有抑制工商业发展，反而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
为此，宋代统治者自立国之初，便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商业发展的措施，“一切弛放，任令通商”，使其在尽可能广泛的范围内自由发展。
其主要内容有：首先，严禁非法滞留和搜查商人。其次，保护商人利益，严禁官吏对商贾横征暴敛。
另外，还制定了征商税则，清除了宋朝建立前各地为商品流通设置的种种障碍，扩大了商品在全国的流通范围。
这些政策，维护了市场的公平竞争，保护了商人尤其是中小商人的利益，有利于创造一个公平交易的社会环境，使宋朝商业空前繁荣。
宋朝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商税收入成为朝廷的主要财源，海外贸易税收甚至成为南宋国库重要财源。
四：宋朝时期，科技与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
4.1 宋朝时期，科技得到巨大发展
宋朝可谓是中国有史以来科学技术最强盛的朝代，也是最重视科技的朝代。
宋朝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也是中国为世界贡献最大的时期。
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典型代表就是四大发明.
而这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发明 ( 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火药 ) 肇兴于宋朝，并开始得到大规模实际的运用。
指南针在北宋已普遍使用于航海。沈括《梦溪笔谈》记载了罗盘仪构造的基本原理.南宋时的海船已普遍装上精确的罗盘针来导航.
这些商船频繁远航于阿拉伯、印度、东南亚、日本、半岛以至东非等广大地区，使宋朝的航海业遥遥领先于整个世界。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梦溪笔谈》记载了北宋平民毕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极大地提高了印刷业的效率。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宋代印刷出版业空前繁荣，极大地加速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推动了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飞速发展，其影响之深远难以估量。
火药的发明虽然在中唐已有记载，但其广泛使用却在宋代。灭南唐时，宋军已开始使用火炮、火箭。
在世界兵器史上，火药和火器的使用同样是划时代的事件.
而且“对仁义的宋人来说，火药和火器的采用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 ( 恩格斯语 ) ”。
4.2 宋朝农业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产量得到大大提高
生产工具方面：唐代出现的曲辕犁到宋代有了更为广泛的使用，且有了部分改进。踏犁、秧马、水车、弯锄、铁耙等新型农具的大量运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
水利建设方面：北宋时期修复旧渠。
宋神宗时期，在王安石变法中的农田水利法的刺激下，各路官员积极筹划水利建设.
全国掀起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农业水利大发展保障了农业的稳定发展。
江南地区逐渐形成了稳定的稻麦轮作的一年两熟制，有些地方形成一年三熟制，极大地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
北宋时宋真宗从占城引进耐旱、早熟的稻种，提高亩产量。
从单位面积产量看，宋代一般亩产量为二石，这在唐代则是高产量.
宋代两浙路亩产量达五、六石或六、七石，则为唐代亩产量的两三倍、战国时代的四五倍以上。
这个亩产量同明清时代这一地区亩产量相比，也相去无几。
4.3 手工业方面，生产技术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诸如煤炭采掘业巨大的规模，炼钢工艺中百炼钢的推广，冶铜工艺中胆铜法的发明.
纺织工艺中脚踏纺车的推广和轴架整经法的使用，造船工艺中水密舱的发明，造纸业中竹茎等硬纤维软化技术的成熟。
两宋时期是我国古代史上成就最大、进展最讯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个技术进步时期，不仅超过汉唐盛世，而且为此后的明清所不及。
由于宋朝统治者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政治经济政策，另外，宋朝科技、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使得宋朝经济空前繁荣，大大超过前代，颠覆了以往的“弱宋”形象。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人民生活最富裕的朝代。
无怪乎，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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