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陈毅将军，四川人，新中国十大元帅之一，曾任新中国上海市首任市长。陈毅是位高级知识分子，早期在成都甲种工业学校读书，之后又赴法国勤工俭学。

从法国回到中国之后，陈毅就陆续加入青年团、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建国后，陈毅被授予元帅军衔，1971年，被查出患上了肠癌，1972年在北京病逝。

毛泽东突然决定要来参加陈毅追悼会

陈毅病逝3天后，也就是1972年1月10日，在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原计划这场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办公室主办，其它相关部门协助，规格参照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天佑（上将军衔）。

这样的规格属于正常范围，邀请的人数大概在500人左右，很多人都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次追悼会。其实很多人都想参加这次追悼会的，就比如宋庆龄，但她申请了几次都被拒绝了。中央和领导人们不希望弄得阵仗太大，风气和影响不好。

还有一个多小时追悼会就要开始的时候，毛泽东突然决定要来追悼会，情况就变得特殊起来。宋庆龄想着今天是陈毅追悼会的日子，心中正难过自己不能到场，就突然接到周总理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得知了毛主席要来参加追悼会，她也可以来了。

1月10号这一天，毛泽东像往常一样，吃过早饭后，上午看了一上午文件。中午吃过饭，躺在床上午休，翻来覆去却怎么也睡不着，他心中一直惦记着陈毅追悼会的事情，他们一起共事多年，感情颇为深厚。

躺着睡不着，毛泽东索性坐了起来，决定去书房看一会书。到了书房拿起书，依旧怎么也看不进去，在沙发上坐了好一会，一页书都没有翻。

一边陪同的秘书张玉凤早就发现主席今天有些心不在意，但她不敢随便打扰主席，只能随时关注主席的动向。又过了一会，毛泽东开口说话了：“现在什么时间了？”

张玉凤看了看手上的手表回答：“现在是一点半。”

成毅的追悼会定在下午三点开始，仅剩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了，中南海距离八宝山公墓有一段距离，时间差不多刚刚好。毛泽东马上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这短短的一句话让张玉凤一愣，她知道追悼会的时间，也知道追悼会的安排，原计划主席是不会参见这次追悼会的，这怎么突然就改变了主意呢。

不过张玉凤作为主席的秘书，工作能力、适应能力、协调能力都很强，反应过来后，立马去做准备工作。她先是通知了警卫队，让人去给主席准备参加追悼会的衣物。警卫队得到消息之后，又将消息上报给中央警卫局和周总理办公室，很快主席要参加陈毅追悼会的消息就传开。

这时候，出行需要的车辆和警卫人员也迅速安排妥当。毛泽东为了赶时间，睡衣都没换，直接在睡衣外面套上常穿的中山装，又在外面穿了一件米白色大衣，就匆匆忙忙地出门坐车出发。

毛泽东的速度快，收到消息的周恩来速度更快，他的车几乎是和毛泽东的车同时驶出中南海的。不同的是，周总理的车速要更快一些，他必须先一步到八宝山，提前重新安排和协调追悼会的进行。

实际上，周总理接到消息的时候，也穿着睡衣准备午睡。接到消息之后，周总理先是指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通知：之前提出要参加追悼会的，都可以去参加。接着用电话遥控追悼会调整规模和布置。

然后周总理也没换睡衣，抱着需要换的衣服上了汽车，在去八宝山的路上换好了衣服。到达八宝山之后，周总理检查和布置了追悼会的各项事宜，然后带着大家迎接毛主席的到来。

两点半左右，毛主席的汽车抵达八宝山，主席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走下车，一路走进灵堂。毛主席最先看到的就是正中间大大的陈毅遗像，思绪一下回到40多年前。

1928年，毛泽东和陈毅还都是30岁上下的小伙子，毛泽东领导发动秋收起义，南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成毅则是和朱德发动了湖南暴动，听说井冈山的情况之后，主动联系毛泽东。最后两支队伍成功会师，两个年轻的革命者也逐渐熟悉起来，走上同一条道路。

毛泽东和陈毅的友情，就是在红军早期建设时发展起来的，他们共同走过来一段非常艰难的岁月。一起经历过生死的友谊，不是短短几句话能够描述的。

1971年陈毅查出肠癌，毛泽东得知后就很痛心，共产党队伍中不少同志都是因为肠癌去世的。而且肠癌发展到一定阶段非常疼，不怎么能吃东西，更多依靠输营养液提供人体所需能量。

即使如此，被病痛折磨的陈毅还记得毛泽东的生日，他去世前十天，也就是1971年12月26日，刚好是毛泽东的生日。党内领导人们大多是不过寿的，毛泽东作为表率更是如此。但这一天，陈毅请求医院院长准许他今天吃一碗长寿面，算是给主席庆祝生日了。

陈毅去世之后，毛泽东非常悲痛，他一直是想去参加陈毅追悼会的。当时党内一直宣传移风易俗，要简化丧葬繁琐的礼仪和规格，党内众多领导人的追悼会都是简易办理的。

所以毛泽东一直抑制自己想去参加追悼会的想法，但在陈毅追悼会开始前的一个多小时，还是没能控制住想送老朋友、老战友一程的想法，赶到了八宝山。

一副挽联引出另一个故事

看到灵堂中放大的陈毅照片后，毛泽东心中百感交集，脑海中宛如放黄灯片一般。等回过神来，他的目光才向照片两边看去。照片两边摆放了许多花圈，几乎挤满了整个灵堂，非常壮观。

之后就有工作人员上来，扶着毛泽东去另一边的第三休息室。走着走着毛泽东停下了脚步，他被角落里的一个花圈吸引了注意力。花圈两边是一副挽联，挽联的内容有些长，但书法写得极好，毛泽东看得很真切：

仗剑丛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新世界，遍树红旗。

毛泽东不由自主的读起来挽联上的内容，中间还不停点头，很是欣赏和赞许。整副挽联既有悲痛亦有气势，贴切的概括了陈毅一生的经历，是极好的作品。

毛泽东读完挽联，看到落款是张伯驹，便开口夸赞道：“好，张伯驹先生的挽联写得很好！”接着毛泽东又有些好奇，便问身边的人：“陈毅和张伯驹很熟吗？”

毛泽东知道张伯驹，张伯驹曾是社会上有名的贵公子，他的父亲是清末户部官员张振芳，清朝覆灭之后，跟着袁世凯做过一段时间事。所以张伯驹幼时家境极好，但他没染上富二代的一些不良爱好，反而是个才子，琴棋书画方面很有造诣。

张振芳去世之后，张伯驹对官场不感兴趣，而是投身到金融界和文化界，利用父亲留下的财富，搞出一些成绩。不过听说这个人不爱财，但极其热爱收藏和鉴赏文物。

国内战乱的一段时间内，张伯驹在保护中华古董文物等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新中国建立之后，张伯驹还主动向国建捐献了一批国宝级文物，毛泽东也是因此知道这个人的。

1956年，张伯驹感觉自己年纪大了，担心自己去世后，收藏的几件文物会遗失，和夫人商量之后，一共捐了八件国宝级文物给国家。这八件国宝级文物都是字画类的，毛泽东一向喜欢这些，刚好关注到了这件事。

中国政府一向投桃报李，见张伯驹夫妇捐了这些字画，因此想奖励他们20万元，不过张伯驹夫妇两个并没接受这笔钱。他说了一句话很有文化人的精神：“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但毛泽东并不知道陈毅认识张伯驹，他还有些好奇这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因此他直接问了出来。从这副挽联来看，陈毅和张伯驹应该也认识已久，而且关系亲密，不然这挽联也写不出这样的情真意切。

一边的人还真有了解这段往事的，立马出来和毛泽东简单讲了两人之间的故事。

事情还要从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说起，前面的介绍也说过，别看陈毅是十大元帅，是个拿枪杆子，实际他还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和毛泽东一样，擅长写诗词，作品还不少。现在市面上，还能买到《陈毅诗词选集》。

1949年10月1日建国后，张伯驹有段时间刚好待在上海，他读过几首陈毅的诗词，一直很仰慕陈毅的才情。有一天，张伯驹就跑到市政府求见陈毅，希望能够共同探讨诗词，可惜遇上陈毅去南京公干，没能相见。

两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相见，是在1957年的盛夏，北京北海举办明清书画作品展览，陈毅听说展览上会展出不少名家真迹，正巧自己有空，就跑去看展。

看展的时候，了解到这次展览是由张伯驹牵头，各相关单位共同承办的，展览上不少古画都是张伯驹捐献的。陈毅一下子就对张伯驹这个人产生了好奇，很想见见他，一起聊一聊。

陈毅是个雷厉风行的性格，很快就将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没几天就将张伯驹请到了家中。两人没聊几句，便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从国家文物一路聊到诗词歌赋。时间过得很快，两人一个不舍得走，一个直言挽留，结果又拿出围棋对弈起来。

明明是初次相见，但陈毅和张伯驹却如多年老友一般，下棋聊天极为畅快。多年以后，张伯驹还清晰地记着这一天的景象，并将感受写进了一篇文章：

1957年夏，始相晤于北京，坐接春风，陈帅如冬日可爱，平易近人，言谈爽快直接，全出于诚。

陈毅和张伯驹相交，见面的时候并不多，陈毅日常公务繁忙，空闲时间并不多，两人更多是书信来往。有句老话叫“距离产生美”，陈毅和张伯驹大概就是如此。

这次见面后不久，张伯驹遭遇人身变故，失去了工作，经济拮据，情况非常不好。张伯驹心中苦闷，想找人倾诉，他第一个就想到了陈毅，想给陈毅写信，又担心给陈毅添麻烦，写信的事就搁置了。

其实根本不用张伯驹写信，陈毅已经听说张伯驹的遭遇，他也想帮助张伯驹解决问题，但一直没有很好的机会。1960年，这个机会就来了，陈毅的好朋友吉林省省委书记于毅夫来北京开会，两人相见聊了聊最近的生活和工作。

陈毅灵光一现，也许可以让张伯驹去东北工作一段时间，就开口问于毅夫：“我的好朋友张伯驹遇到一些困难，吉林那边有合适他的工作吗？”

于毅夫是知道张伯驹这个人的，文学艺术方面很有造诣，安排个工作应该不是难事，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了陈毅。不过安排工作这种事情，不是一拍脑袋瓜子就能决定的，还是要经过调查和商议，才能最终定下。

于毅夫回到吉林之后，叫来省宣传部部长宋振庭商议，后来对张伯驹夫妇进行摸底调查之后，就决定让两人到吉林工作，从事文化事业方面的工作。

赋闲在家的张伯驹突然接到吉林省文化局的电报，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决定写一封信和老朋友陈毅辞行，信的内容是：

五七年一见，觉公如冬日可亲，至今耿耿难忘，现受聘将去吉林，拟趋谒辞行。

陈毅接到信之后，也非常高兴，抽了一天空，派车接张伯驹夫妇到家中一叙。张伯驹对即将去吉林工作信心满满，并说能给祖国建设做贡献很幸福。陈毅见张伯驹状态这么好，鼓励他道：“相信你们会做出好成绩。”

很快张伯驹就和夫人一起到吉林工作，在吉林博物馆从事文物鉴定的工作。可惜这份工作也并不长久，那个年代吃饭都是个问题，又有多少人愿意去搞文化事业呢。没几年，几经辗转，张伯驹夫妇再次回到北京，工作依旧没有着落，更无法在北京落户，生活很艰难。

这时候陈毅身体已经有了些问题，尽管知道张伯驹处境艰难，但分不出时间和精力去关照老友了。不过两人隔一段时间还是会联系一下，张伯驹也很关心陈毅的身体情况，但一直没能有机会去医院探望。

张伯驹还想着，等陈毅身体养好了，两人也许还有机会见面。张伯驹没能等来陈毅身体康复，反而等来陈毅病逝的消息。陈毅的夫人张茜知道两人之间的友谊，因此陈毅病逝后，她派人告知了张伯驹这一消息。

张伯驹收到消息之后，大为悲痛，要知道陈毅比他还小三岁呢，却早一步离开人世。他的身份注定不能不去参加追悼会，他只能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老友的哀思，便写了这副挽联，托人交给张茜。

张茜见了挽联，明白是张伯驹的心意，于是就放到了追悼会的花圈两侧。没想到毛主席来参加了追悼会，更没想到这副挽联会得到主席的关注。

毛泽东听身边的人讲了陈毅和张伯驹相交的故事，颇为感动，又问：“张伯驹呢？张伯驹在哪？”毛主席是想和张伯驹聊两句，哪里能想到张伯驹不能来追悼会呢。

张伯驹早期经济条件是很好的，不过他的万贯家财大多用来保护文物了。比如他捐给国家的那幅展子虔的《春游图》，当时古董贩子要卖到国外，是他卖了自家的一处豪宅凑够钱才买回来的。

而且张伯驹乐善好施，特别愿意为文化事业撒钱，后来又遇到人生和工作变故，才变得穷困潦倒起来。毛泽东了解到这些，心中有些难受，他想着应该帮助一下这位热爱文化事业的老人。

于是毛泽东对身后的周总理说：“张伯驹先生是个人才，总理给他安排个工作吧。”

周总理点头答应。

追悼会的事情就告于段落了，张伯驹的事情却有了下文。张伯驹没能去陈毅的追悼会，却在报纸上看到了毛主席去参加追悼会的消息，他很为陈毅开心。

张伯驹却没想到，陈毅追悼会结束后的第11天，也就是1972年1月21日，他收到了中央文史研究馆的聘书，成为中央文史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几天后，张伯驹又收到了陈毅夫人张茜送来的礼物，陈毅生前最爱的一幅围棋。

看着眼前玉质的棋子和木质的棋盘，张伯驹又忍不住忆起往日的时光落了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