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的城镇常住人口仅有1.72亿人，到2021年已经增长为9.14亿人，城镇化率也从17.9%上升为64.72%。虽然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4.72%，但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却只有46%，两者之间存在18%的差距。而正是这18%的差距，说明中国城镇化的质量并不高。
目前，中国城镇化发展已经进入到下半场。按照“十四五”规划的目标：到2025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稳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明显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明显缩小。
城市群承载人口和经济的能力明显增强，重点都市圈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建成。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有序疏解，大中城市功能品质进一步提升。
小城市发展活力不断增强，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城镇开发边界全面划定，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2950万亩以内。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是党中央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理念。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写道，“郡县治，天下无不治“。所以自古以来，我国就有着“郡县治，天下安”的说法。
县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同时也是农村人口走向城市的重要目标。而县城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目前我国1472个县、394个县级市的城区人口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近30%。
《意见》提出了许多支持政策，这将对城镇化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使得县城获得了高度关注，这将有利于县城进一步吸引投资，整合民间资本，加快我国的小城镇建设。
这种人口分布不平衡的格局，必然会导致大城市的社会环境承载力不堪重负，因此出现了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物价过高等一系列“大城市病”，客观上拉大了城乡差距，加剧了城市发展的失衡。
原因在于，我国县城人口始终处于“流而不留”的局面，由于县城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各方面条件与城市相比差距较大，居住环境并不理想。因此，许农民选择了工作在县城，生活在农村的生活方式，而且这一现象还十分普遍，以至于有超过2/3的务工农民常年往返于县城和农村之间。
当前我国县城发展面临着许多问题，与大中城市相比，产业竞争力较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以及社会治理水平较为滞后。同时，从全国整体情况来看，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不仅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南北发展不平衡，而且同一省内，不同县城之间的发展也不平衡。
如我国已经涌现出一大批独具特色、发展优质的县城，如江苏昆山人均GDP已经达到高收入经济体标准，山东海阳成为全国首个”零碳“供暖的城市，浙江义乌成为世界超市。
同时，目前我国仍有50个县GDP低于10亿，主要集中于西藏、青海、甘肃、陕西等省。其中山西石楼村最低，其农村居民年可支配收入仅为5430元。
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各地的具体情况，县城经济的发展需要坚持“一县一策”，精准补齐短板弱项，防止盲目重复建设。
实际上，位于“城尾乡头”的县城，在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一头连着城镇化，另一头连着乡村振兴，而这两个方面也正是当前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抓手。
县城是聚集资源要素、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也是连接城市、服务乡村的天然载体。从城乡协同发展的角度来看，县城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向上承接大中城市的辐射，向下则引领着乡村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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