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五授衔时，哪些开国将领没当过红军|东北军|少将

大家都知道，1955年，我军首次对全体有军职的军队干部进行授衔。其中：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7名，中将177名，，少将806名（以上均含1956年和1958年补授）。评衔时，除了考虑战功外，还得考虑资历等因素，因此，绝大部分开国将帅都有当过红军的经历。

当然，也有少部分开国将军，由于种种因素，没有红军资历。

笔者将这批人分成四类，和读者分享自己的看法。

第一类大将都很熟悉了，就是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起义的国军将领，这批人不仅没有红军资历，而且部分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跟红军交手过，可谓不打不相识。

上将中，没当过红军的国军起义将领有——陈明仁、陶峙岳、董其武、吕正操四人，其中陈明仁、陶峙岳两人曾和红军交手过，陶峙岳曾率国军第八师参与对中央苏区历次围剿。董其武在土地革命时期早早投奔傅作义部，从参谋升到第35军218旅旅长。吕正操早年一直在东北军工作，从少帅副官一路升到东北军116师647团团长。

中将中，没当过红军的国军起义将领为曾泽生和万毅。

曾泽生，大家都很熟悉了，是少有的同时具有云南讲武堂和黄埔军校毕业生资格的将领。黄埔毕业回滇后分配到卢汉麾下，从卢汉卫队长升到60军军长。

万毅，原东北军111师333旅旅长，早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东北讲武堂，西安事变前夕秘密加入我党，1942年率333旅一部三千多人投奔滨海根据地。

少将中没当过红军的国军起义将领就多了。

抗战时期起义的国军将领有陈锐霆、沙克、赵承金、于权坤、赵东寰、管松涛等人。其中沙克、赵承金、于权坤、赵东寰是协助吕正操率部在小樵镇起义的干将。陈锐霆是中央军142师425团团长，于1941年4月起义，后来成为华野特种兵纵队司令员。管松涛则跟随万毅的111师起义参加八路军，其实他在1931年就已经入党，党龄比万毅还长。

解放战争时期起义的国军将领有：原国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重庆舰舰长邓兆祥、国军第七师师长张世珍、湖南省第六行政督察区专员兼宝永警备司令部司令魏镇等四人。其中最后官位最高的是邓兆祥，连任3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这在开国少将中也是非常罕见的。

第二类特殊一些，就是长期从事兵运和地下工作，到抗战时才归队。这批人因为缺乏红军资历，因此尽管党龄不算短，但在授衔时评低了一些，除了乌兰夫外全都是少将。

这些人有：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乌兰夫，四野参谋处长、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军委炮兵参谋长贾陶、军委工兵参谋长唐哲明，大连海军学校副校长张学思，海军快艇学校政委朱军，南京军事学院政治部副主任林浩，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等人。

乌兰夫不说了，抗战前长期在内蒙古从事地下工作。解方、贾陶、张学思出身于东北军。唐哲明、朱军出身杨虎城陕军。林浩则是1933年入党的老资格山东地下党成员，抗战前是山东省委宣传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陈沂则是1931入党的老党员，长期在左翼文化圈从事地下工作。

尽管解方担任过志愿军参谋长，在四野时是刘亚楼的得力助手，但由于缺乏红军资历，经过慎重考量，也只能以准兵团级（十五兵团参谋长）成为少将，是开国少将之首。林浩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和许世友上将搭了7年班子，可惜也是受限于资历，只定为少将军衔。陈沂和解方一样，都是准兵团级少将。

比较有趣的是，唐哲明、解方都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少数毕业于外国军事院校的开国将军。

第三类是抗战后期参加八路军的知识青年，俗称“三八式”干部，这批干部具有文化程度高、作风勇猛、军政双优的特点，但受限于资历，均为少将军衔。

据统计，有七名少将是抗战后入伍的知识分子，分别是：景晓村、李震、殷希彭、梅嘉生、高存信、李曼村、傅继泽。

其中，殷希彭学术地位最高，获得过日本庆应大学病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被河北医科大学聘为教授，1938年参加八路军，建国后任第一军医大学校长。

景晓村、李曼村是渤海（清河）根据地的创始人，两人在抗战爆发后组建游击队，开辟了渤海（清河）根据地，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都未沦陷，堪称山东八路最稳固的后方。

梅嘉生是江苏丹阳人，早年毕业于上海知名的教会学校——华厦大学附中，后投考南京陆军学校装甲兵专业。抗战爆发后回到家乡，组建了抗日游击队，陈老总、粟大将率部进入茅山，梅嘉生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掌握的队伍交给了新四军，跟随粟大将南征北战。

高存信毕业于黄埔十期炮科，毕业后分配到东北军炮六旅担任排长。抗战爆发后，由于对连战连败的国军深感失望，遂投奔延安。李震原来是清华大学学生，抗战爆发后受我党感召加入牺盟会。傅继泽毕业于名校——保定同仁中学，八路军挺进晋察冀，傅继泽抛弃了在保定铁路局稳定的工作，参加八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