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燃影视季#影视《色戒》主人公梁朝伟饰演的易老师是汉奸，女主角汤唯饰演的王佳芝是爱国青年。 这两种身份的人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中是非常类型化、标签化、符号化的人物，说到卖国贼，说到爱国青年，人们可以想象他们的样子，通常人们也想象不到他们还有其他什么样子。 李安导演作品《色戒》是现代社会着眼于打破对人的标签化、类型化、符号化的思维定势。《色戒》通过描写抗日时代人们感情与理性的冲突，也可以说反映了一种时代精神。 这是要求展示人性，反对将人符号化。

王佳芝和易老师都是符号化的角色

选择张爱玲《色戒》的故事表达这样的理念，李安一定是从一开始就打算把自己放在风口浪尖上。 张爱玲作为一位备受争议的作家，主要原因是她曾经“自爱”卖国贼，《色戒》投下的阴影、投射的是她这段“丑恶的历史”。《色戒》故意让“爱国志士”和“卖国贼”零距离接触，以此来表达政治生活下的私人空间，在李安看来，问题的尖锐性必须提高到极端，才能引起人们的深刻反思

《色戒》选择“颜色”作为激活“爱国志士”和“汉奸”符号下人性的管道，对中国人来说无疑是最尖锐、最刺激的。 李安显然知道中国文化的要地。

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想与人斗争，斗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直到今天，在相当多的中国人中间，“颜色”仍然是最容易刺激人们反应的话题。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女性的贞操关系到家族血统的纯洁，保持血统的纯洁是孝道的核心。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至孝的中国人要把嫡系子孙绵绵地供奉给先人“香烟”，不能“无子无祖”。 李安让女性爱国志士为汉奸牺牲贞操，牵动了许多中国人最敏感的神经。 假设李安写了一个男人爱国志士，引诱了一个卖国贼，那么满足了我们的道德快感就可以理解了，争论的热烈程度也可能会大大降低。

在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中，“汉奸”这个名称是最排斥人性的标志。 在我们看来，一个人成了汉奸，国民不仅可以杀，而且不是“人”。 日本侵略者是“鬼子”，当然不是“人”，但背叛自己的民族，帮助日本鬼子屠杀自己的同胞，是比“鬼子”更不“人”的行为。 到目前为止，这恐怕是很多中国人的看法和信念。《色戒》的王佳芝一开始也是这么看的。

但事实上，王佳芝作为“爱国志士”，在符号化程度上也不亚于“汉奸”易老师。 她不仅投身抗日事业，而且选择了非常危险的道路。 特别是在需要把身体献给抗日事业的时候，她几乎没有犹豫。 可以说，在中国人更加重视女性贞操的文化背景下，王佳芝为了抗日不惜彻底牺牲人的尊严，将她彻底符号化为爱国志士。

然而，当“爱国志士”和“汉奸”这两个符号在人与血肉之躯相遇时，王佳芝却发现，符号有与人抵触和对立的一面。 她说。 “他不仅潜入我的身体，而且像毒蛇一样潜入我的心，而且会越来越深。 ”也许并不是王佳芝爱上了易老师，只是这个“人”并不是想象中的符号汉奸，这让王佳芝十分痛苦。 王佳芝的痛苦正是她“人”的反应，是看到“汉奸”与“人”的对立面，“爱国志士”与“人”激烈冲突的表现和结果。 所以，王佳芝希望战友们能及时冲进来，用枪砸碎他的头，把他的血和脑浆盖在她的脸上，让她摆脱痛苦，完成爱国志士的使命，同时也不能结束她作为“象征”的生活。

《色戒》的叙事以王佳芝为主线，王佳芝的视角不仅反衬了易先生与“汉奸”符号不合的地方，梁朝伟的精彩表演也说明“汉奸”并非没有“人”的固有性当问到王佳芝是否把她变成妓女时，她说：“我比你更了解如何变成妓女。” 他说，不能再演戏了，他们心中充满了恐惧，却还要继续唱“粗暴”。 这些都体现了他的两面性。 杀害爱国志士，善待女性，既体现了编辑对一个人正常人性与“非人”行为冲突带来痛苦的同情，也体现了编辑对其屈服于非人欲望的否定。

《色戒》要求宽容

李安和汤唯、梁朝伟、王力宏等表现出的这种痛苦，是让观众反思。 在宏大的历史故事中，爱国者和敌人是两个战线分明的大阵营，人们看到的是整体的“人”，而看到历史细节的“人”却不太容易，但现实生活中的人毕竟是具体的。 大多数人不是社会人，不是国家、民族、党派的人，但我不能不承认我们是自然的人。《色戒》给人们的启示是，追求政治“正确”是人们一种自然而纯粹的热情，这种热情容易使人进入符号化的误区，陷入政治不容忍的陷阱，“粗暴”。

毫无疑问，在王佳芝从准备暗杀汉奸到解放之前，她这样做很容易被认为“政治上不正确”，但在李安看来，这样的“正确”值得思考。 看到《色戒》的倾向，抗日是毫无疑问的，“中国不能死！ ”就是说。 这句话是戏里的一句台词，让人觉得很震撼，但也不是不能因为个人感情而放弃抗日。 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关键时刻，如果王佳芝离开了祖国，比如去了英国，这就是她要去的地方。 在政治上她是不正确的。 虽然有时会从社会人的角度谴责她，但人们也可能从自然人性的角度去理解和宽容她。 但是，当她上抗日战争的战场，枪口正好对着敌人，却突然放下枪，让敌人逃跑的时候，我们能宽容她吗？

反过来说，实际上，卖国贼也不是一切都多么邪恶和不留情。 熟悉现代历史的人可能都知道，抗日战争胜利后，共产党的队伍有很小一部分进入东北，很快发展成为百万大军。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汉奸武装的改编，这支军队赢得了重要的辽沈战役。 反抗日将领张发奎也曾经讲过一个令人痛心的故事：一个17岁的汉奸交代了他所知道的汉奸组织，他说：“敌人总是用大汉奸收买小汉奸，有的可得100块、200块、10块或者50块，好像包工式的，然后由他们分钱给小汉奸，虽则他是为了3块钱去做汉奸的，但也有12、13岁做汉奸的女孩子，只能得到5角或1块。”对这样的“汉奸”也必欲杀之而后快吗？

当然，其实对汉奸的政治宽容还是浅层次的，更重要的应当是对“人”的宽容。中国人的人生观、道德观是以社会为本位的，道德调整社会成员行为的目的是让个人服从建立社会秩序的需要，而不是要给个人以自由；只有从内心真正认同道德，并且自觉以这样的道德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才能够获得新的层次上的自由。而问题还在于，人们很难做到任何时候都自觉遵守道德规范，因而常常会表面上认同道德，实际上则是伪君子、是真小人。而在发展市场经济、更加需要强调人们的个性发展的今天，允许人们在处理个人欲望和社会秩序的关系问题时作出更多的自由选择，具有十分突出的正当性，人们更需要强调的并不是控制人欲的必要性。

《色戒》的编导肯定很清楚，许多人认为对汉奸、对人欲的某些表现是不能宽容的，但他们显然对此持有异议。《色戒》告诉人们，政治正确和政治宽容不应当是对立的，而应该是相容的；选择抗日是正确的人性，但宽容人性的弱点，也应当是正确的政治。不仅对待历史乃至现实都需要这样的政治，对电影《色戒》本身也是如此。如果人们还是不能宽容《色戒》，则正好证明《色戒》是必要的。

《色戒》还有更一般的含义

在李安看来，人性和社会道德、政治的关系与人的情感与理智的关系是一致的，也是和艺术创作中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一样的。2007年12月25日，李安在北京电影学院与学子交流，谈及对《色戒》的看法，他说，刚开始改编剧本的两三年时间里，时时挣扎于张爱玲设计的色相之中，要用女人的性心理学去反映这样一种时代与情绪，更是相当困难，“最珍贵的经验是拍床戏，它是终极的表演，而通过表演去追朔的真相，比人生更真实。”李安还说：“学电影就是色相、感情，戒是用理智的眼光去了解。电影是下地狱，不是上天堂。把灯关上，在黑暗的盒子里观看影像，陷入色相与情感，只有用理智的眼光去看去了解才不会把自己毁灭，那就是‘戒’。”艺术是用来表达感情、色相的，没有色是万万不能的，对大多数人来说，“色”是人生基本的面相。但艺术家如何选择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实际上他们必须心中有戒，以此作为艺术和人生的平衡点。没有色，人就不能成其为人，但没有戒，人也会在荒腔走板中失去人的本质，也不能成其为人，更不能实现人的价值。（配图来自网络侵权即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