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央成立了林彪专案组,组长是周总理,日常工作由纪登奎、汪东兴负责。中央指定吴德和吴忠参加了专案组的工作。

9月14日,周总理打电话来,要求把整理出来的主要材料送给他。

过了一两天,吴德和公安部商量,先把对出来的几件重要材料报送周总理。一共报送了五件:第一件是林彪的手令;第二件是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信;第三件是“小舰队”的名单;第四件是南下飞机的号码、人员安排表;第五件是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写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刘兴元传达毛主席南巡时和他们的谈话,顾同舟还在信上表忠心,说他在继续观察情况,后来知道这封信是顾同舟派他的老婆送给林立果的。

《“571工程”纪要》是在以后的几天才发现的,它不在直升机上。林立果他们走时很慌张,《纪要》被丢在空军学院的据点里了,是公务员在打扫房子时捡起来的。林彪叛逃后,李德生动员空军学院人员揭发情况,这个公务员就把写有《“571工程”纪要》的本子上交了。

《“571工程”纪要》刚交上来时,纪登奎和吴德都看了,纪登奎认为《纪要》的很多内容是骂毛主席的,不能印发。后来是毛主席指示印发政治局的。毛主席看了《纪要》后,他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

吴德他们把五件材料报送周总理后,政治局开了一次会议,黄永胜、吴法宪等人都参加了,也通知吴德列席了。他去时,就看见周总理拿着几份东西在看。然后,周总理拿出林彪给黄永胜的那封信让黄永胜看。黄永胜看完后很紧张,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没有说他是否看见过这封信。

周总理又拿出一个名单给吴法宪看。这时,吴法宪也紧张了,手直哆嗦,他看完后说这些人都是空军的。这张信纸的下角上写了一个江字,吴法宪说这个名单的字迹是江腾蛟写的,他认识。周总理拿着名单很仔细地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问,问他们的职务、家庭住址等情况。当时,吴德想总理为什么要给他们看这些材料呢,他担心这样会出问题。事实上,周总理走着很稳妥的步骤和做着很及时的调查,把重要情况都立即掌握起来,他们逃不出周总理的掌心。

以后,这些“小舰队”的人都被抓起来了。大概有一个人没抓,他是人民日报社鲁瑛的弟弟,叫鲁珉。林立果他们商量让他驾驶飞机去炸桥,然后轰炸毛主席的专列。鲁珉接到“小舰队”的命令后,让他当医生的老婆用盐水把他的眼睛擦红肿了,进了医院,以此来应付林立果等人。

9月16日,周总理告诉吴德说,蒙古人民共和国向我们提出了抗议,抗议我们的武装飞机进入他们的国境。这架飞机已在蒙古境内坠毁。

周总理指示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向蒙古方面道歉,说明是中国民航飞机误入蒙古境内的,要求把死亡人员的尸体运回来。蒙古方面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人坐的飞机坠毁了,由于我们已经道歉了,也没有再多为难我们,但他们不同意把尸体运回中国,提议就地安葬。周总理考虑,苏联当时还不知道林彪叛逃的情况,怕因运回尸体问题同蒙古发生争执会提醒苏联,就同意了蒙方的建议。尸体埋葬前,中国大使馆派人到现场察看和进行了拍照。尸体都烧焦了,认不出面目了。照片很快送回国内。周总理还让吴德他们到人民大会堂去看过,叶群还能看得出来,她有长头发,林立果在腰上插着两枝手枪也能看出来。

使馆的同志回来后说,飞机的翅膀在飞机降落时,折断了一个,以后飞机冲出了一千多米,机身因此破裂、着火。人可能是被猛烈的冲击甩出来的。草地上一片狼藉。

开始,苏联没有发觉。后来听说苏联怀疑到有问题,就把死尸挖出来锯下头骨弄回苏联。林彪曾在苏联治过病,从他口腔的牙齿可以判明是否是林彪。当时,好像还甩出来一个空军什么人的证件。这样,苏联鉴定出死者就是林彪。传说勃列日涅夫连说:可惜呀,可惜!

有人怀疑飞机是被打下来的。不是。我们没有打,蒙古方面也没有打。

周总理说,如果林彪不摔下来,可能要到苏联发表广播讲话。

林彪叛逃后,空气很紧张,还要保密。那时,街上贴有如“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大标语,大家提出清除一下,都不让动。

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央等待黄永胜等人悔过自新,向党作出认真交代,但黄永胜他们什么都不坦白,他们住在西山,烧毁文件,搞串联,统一谈问题的口径。

这些是九一三事件发生当天及最初一段时间的情况,关于其后的智捉“四大金刚”,吴德也有生动的回忆。

他说,9月23日的晚上,周总理通知让他到人民大会堂,是什么厅他记不住了。进去时,他看见汪东兴、杨德中在那里,汪东兴和杨德中都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人是军权在握,再不动他们很危险,这个事应该处理。他们正说着,周总理来了,汪东兴向周总理讲了要处理黄永胜等人的意见。杨德中说黄永胜在烧材料。周总理说,让他们先等一等,说完他就同汪东兴一块出去了。

过了不长时间,半个多小时的光景,周总理回来了。周总理告诉他们,毛主席已经批准了,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逮捕起来。

他们研究了怎么逮捕黄永胜这些人的办法。周总理对吴德说,第二天早上李先念同志要去越南访问,周总理去送,邱会作也去送,让他也去,从机场回来时,对邱会作说有毛主席的指示要传达,这样就可以先抓邱会作。

周总理说,另外再通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来人民大会堂开会,会议是听毛主席的指示的传达,黄永胜等人来后,先跟他们谈话,然后再逮捕。

周总理让吴德回去同吴忠商量,由卫戍区落实逮捕、押送、关押地点等问题。

他们对卫戍区是这样布置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来后,周总理和叶剑英、纪登奎先与他们谈话,然后把他们带走。黄、吴、李分别由卫戍区的司令员、副司令员、副政委陪同,关押地点安排在卫戍区的第三师。

布置好卫戍区的准备工作后,吴德到人民大会堂汇报,周总理、叶剑英、纪登奎在场。他记得是在东大厅的小房子里边,他们四个人坐在一张方桌旁。

第二天早上,他们在飞机场送李先念同志时,周总理镇定自然,谈笑风生。吴德是很紧张的,心里老觉得绷着。邱会作从机场回来后,周总理、叶剑英和纪登奎跟他先谈话,然后有人把他带走了。

通知黄永胜等人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后,他们过了半小时的时间都没来,周总理、叶剑英、纪登奎和吴德坐在那里焦急地等着。叶剑英问卫戍区有没有部队在黄永胜等人住地附近。

吴德打电话问了吴忠,然后向叶剑英报告说,有一个团在附近。

叶剑英说,如果他们不来,或者抵抗,就用硬办法把他们逮捕。

又过了一段时间,黄永胜等人来了。周总理、叶剑英、纪登奎到福建厅去与他们谈话,宣布决定,周总理让吴德和吴忠等候在东大厅,招呼卫戍区的人。

周总理与他们的谈话谈了很久,吴德听到黄永胜在嚷嚷,说他们冤枉等等。

大家又等了很久,怕出意外,吴德让吴忠到会场上看一看情况,吴忠进去后又等了一段时间,他们才出来。黄永胜是第一个出来的,吴法宪好像是第二个,他们依次被带走了。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被带走后,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了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会议,会议由周总理、叶剑英主持。

周总理让吴德参加这个会议,吴德对周总理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秘书、警卫、司机怎么处理。当时,把这些人的枪、公文包都缴了,他们坐的汽车也都搜查了。

周总理说,卫戍区找一个地方,农场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把他们弄到那里去办学习班,让他们学习、揭发,不要让他们太紧张了,黄、吴、李、邱有问题,并不等于他们有问题。

吴德对周总理说,这个问题过去没考虑到,现在需要布置一下,他得去卫戍区一趟。

吴忠等卫戍区的负责人陪着黄永胜等人走了,卫戍区只留下邹副政委在,吴德向他作了布置。黄永胜等人的秘书、警卫、司机被拉到团河附近的一个农场去了,邹副政委亲自到农场去安排的,这个农场有一个连的部队。

这个问题解决后,时间已经很晚了。周总理通知让吴德回人民大会堂。他回到人民大会堂后,周总理交代让他守在电话机旁,了解黄永胜等人是否已押送到关押地点、到达后怎样安置等情况。当时,卫戍区从师里、团里专门调了一些干部去看管他们。

不久,这些人顺利到达关押地点的情况先后报告上来,吴德都立即报告了周总理,让他放下心。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

而到了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逝世,9月1日《人民日报》刊出的《华国锋同志生平》中说:“九一三事件中,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他参与处理林彪集团问题的工作。”

这时的“林彪反革命集团”已悄然变为“林彪集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