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背景下，我国主要靠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刺激需求增长。“十四大”明确表示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规模，加大对外贸易投资力度，而这也推动了出口贸易高速发展。
为了能够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我国建立了包括房地产、传统制造业等在内的协同投资经济发展体系。需求侧理论由于同政府经济发展需求高度吻合，因此成为了政府干预经济和宏观调控的重要理论基础。
但过度依赖需求侧拉动经济的增长，也会产生经济增长乏力、环境持续恶化、金融系统性风险加剧等一系列问题。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应坚持协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因此，对我国的需求管理提出了以下几点诉求：
一、有效促进投资，释放新的需求对于消费、出口、投资的作用的过分强调，反而会抑制供给侧作用的发挥，从而造成经济发展失衡。
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投资是我国刺激需求侧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是随着投资规模的递增，以及其在需求侧占比的提高，则会引发“投资依赖症”问题，由此出现“经济泡沫”现象，一旦出现突发性事件，那么则会加剧市场经济风险，破坏经济系统的稳定性，从而造成经济增长乏力或倒退。
长期以来，我国通过大规模投资以刺激经济增长，造成“经济泡沫”大量累积，具体表现在：
一是政府和企业的杠杆率持续飙升，资不抵债危机加剧；二是货币信贷规模过度扩张，不良资产率显著攀升；三是房地产泡沫现象严峻；四是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五是影子银行发展迅猛，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增加。
对此，有必要平衡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关系，有效促进投资，合理规避“经济泡沫”风险。
二、加强消费预期管理，促进消费升级、产业结构升级我国仍然存在能耗低、投入产出比不高等问题，这与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总体要求存在显著差距，只注重经济需求侧发展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在产业、区域、要素投入、排放、经济增长动力、收入分配等六方面存在结构性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要加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力度。这也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因此，目前我国亟须升级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首先要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如提高就业率，释放就业岗位，从而扩大劳动力规模，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其次要升级生产要素，如技术创新、提高人力资源创新能力、加快科研成果转换等，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附加值，由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优化经济结构，优化增量，扩大外需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在结构失衡，而这阻碍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健康发展。
从某种层面而言，结构优化与分工优化存在异曲同工之处，因此要想扩大收入来源，促进经济增长，则可以采取深化分工的有力措施。
亚当·斯密的理论则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即分工的深化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升，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发展。分工深化是建立在有效的制度安排上，从而更好地发挥深化分工对效率提升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基于产业转型升级的视角而言，结构优化有利于提高生产力，能够促进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低效率产业不断向高效率产业集聚，从而促进社会生产率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端化的方向升级，这显著推动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基于城镇化的视角而言，结构优化促使人口等生产要素从农村地区向城市方向转移，从经济发展水平滞后的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而这同样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推动经济的健康稳步增长；
基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视角而言，结构优化就是通过深化不同地区的分工，发挥各地区的协同效应，从而释放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均衡发展。
四、加快完善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央银行在供给侧结构优化背景下，要化被动为主动，有的放矢地变动货币供给和某些制度，以适应这种需求的变动，或有意识地保持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的差距，来促使市场机制起着某种有利于政策目标实现的运动，也就是中央银行的调控要向需求型调控转变。
货币当局要能及时的适应和影响货币需求，除了借助一些货币政策工具还需要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货币市场。
在以上所分析的影响我国货币需求的因素中，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始终是一个很重要的共同方面。
因此，我国需要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完善金融市场的功能使需求型调控方式能够顺利实施，使我国经济进入良性增长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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