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社，是明末以苏州为中心形成的一个著名的文人社团，其政治组织形态已经具有了近代政党的初步形态。
复社活动，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复兴，与17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相类似。
一：复社的兴起与主要人物
明代读书士人为求取功名，因而尊师交友，砥砺文章，结社成风，而以江南一带尤甚。
东林书院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是当时为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嫡传弟子杨时长期讲学的地方，后废。
明朝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高攀龙等人重建东林书院，在此聚众讲学，他们倡导“读书、讲学、爱国”的精神。
顾宪成撰写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更是家喻户晓。
在讲习之余，他们还讽议朝政，指陈时弊，锐意图新，主张志在世道，躬行实践，反对空发议论。
因此，倾动朝野，海内一些士大夫的精神向往皆以东林为归。
复社继东林而起，一部分正直廉洁的江南士大夫，继续反对宦官专权谋私。
张溥等人联络四方人士，主要在于揣摩八股，切磋学问，自律品行，以谋挽救明王朝 的社会统治。
他们主张复兴古学，开放言路，改良政治，重振经济，崇尚民族气节，明显地带有政 治色彩。
他们又与一些江南地主、商人的利益和市民阶层的斗争倾向相呼应，因而具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
明崇祯二年，以张溥为首的吴中名士，统一全国各地的16个文社，进行文学和政治活动。
成员先后有3000多人，遍及海内外，声震朝野。
主要大会有崇祯二年时的苏州尹山大会、崇祯三年时的南京金陵大会和崇祯六年时的苏州虎丘大会。
尤其是崇祯六年春，在苏州虎丘召开的全国文人大会，山东、江西、湖广、福建、浙 江等地成员络绎而至，总共达数千人，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盛况。
复社初期，东林幸存者与诸君子后人加入复社，使复社声势更浩大。
复社成员以东林书院的领袖们为学习楷模，所以有称“复社”初期是“小东林”。
东林书院的一群正人君子们只是形成了一个学派，被称作“党”，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只是阉党的标签而已。
因为他们没有政治上的纲领或组织形态，只有学术上探本求源的目标，有着匡扶世风的现实目的。
而复社，在成立时就有相应的组织体系和政治纲领，有类似于党章的社规盟约，有专门的办事机构和组织分工等，具有了近代政党的组织形态。
其主要人物有张溥、张采、黄宗羲、文震孟、顾炎武、杨廷枢、陈子龙、夏完淳、侯方域、方以智、冒辟疆、陈贞慧、钱谦益、吴伟业、吴昌时、归庄、陆世仪、顾果和吴应箕等。
二：复社的主要社会活动
复社的活动其实是继承东林党的未竟事业，推荐后生应试科举，在尊经复古的旗号下，继续开展社会的改良运动，讲究士人思想品德上对忠贞气节的修养。
其宗旨是：兴复古学，经世致用。
张溥于崇祯二年统一各地的文社而成立了复社这个党社联盟，其组织构成情况表明，复社经过近十年的筹备，在成立之前，全国已有不少地方出现了党社组织。
这些党社的成员大多为普通的文人学士，也有一些是在职官员；其组织活动一般采取诗酒唱和、讲学论道的形式。
复社的主要活动，从晚明到南明的事实来看，除了组织讲学，科举应试，集中在对温党、阉党的斗争与后期的抗清活动中。
当东林诸君子遭到陷害打击时，杨廷枢、徐坍、朱隈等人在苏州有组织地发动市民，领导了抗逮周顺昌事件。
崇祯即位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缓和社会矛盾，惩治魏忠贤，人心大快。
26岁的张溥，曾以苏州市民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五人聚众反抗魏忠贤乱政而慷慨就义的史实，撰写了一篇著名的《五人墓碑记》碑文。
史称“二张”的张溥与张采在家乡驱逐曾为首辅的顾秉谦，显示了他们的政治态度与号召力。
进入京城政治中心的张溥，在京师的主导活动，是典型的有明确倾向的政治活动。
特别是顾果、吴应箕等发起的讨伐阮大铖《留都防乱公揭》案，声势更为浩大。
因马士英误国，和阮大铖对东林余贤与复社人的打击，南明军政人员被分裂，从而加速了南明灭亡的步伐。
复社文人为了挽救明朝，践行民族复兴之路，有100多人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惨烈的忠义悲歌。
三：复社的政治与学术思想
复社主张的经世致用，意味着促进现实社会的发展，克服宋明理学脱离现实社会的需求，强调古为今用，又要推陈出新。
复社在政治上，注重举贤反恶，关注维护社会稳定，体现民本思想。对倡导科举，引导民间良俗与惩治黑恶势力，都有许多表现在文化层面上的独特见解。
在尹山大会上，张溥亮出了复社的社会目标，替国家效力，为人民谋福利。
具体手段是兴复古学，使士子具备真才实学。
组织发起过“几社”的陈子龙，以“君子之学，贵于识时；时之所急，务之恐后”的紧迫感，与徐孚远、宋徵璧一起辑成《皇明经世文编》，凡508卷。
内容包括政治、军事、赋役、财经、农田、水利、学校文化、典章制度，等等。
其动机和目的是为了“上以备一代之典则，下以资后学之师法”，这是一部总结明朝统治经验，希望从中得出经验与教训，用以改变当前现实、经世致用之书。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被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顾炎武参加复社活动时的留世名言，出自顾炎武《日知录·正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而八字成文的语型则出自梁启超。
在社会发展史上，顾炎武是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变 的特殊历史时期，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的一位杰出的启蒙思想家。
他主张实行“藏富于民”的政策，希望能逐步改变百姓穷困的境遇，“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日知录》卷二）。
他不讳言“财”、“利”，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言财言利，而在于“民得其利”还是“官专其利”。
顾炎武也和黄宗羲、王夫之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对“私”作出了肯定，把人之有私看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现象，认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
他还萌发了对君权的大胆怀疑，提出反对“独治”，主张“众治”，强调“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
他虽然还未直接否定君权，未能逾越封建的藩篱，却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独裁的早期民 主启蒙思想的色彩。
黄宗羲所著《明夷待访录》， 早于西方卢梭《民约论》30年，类似于法国大革命时的人权宣言。
他肯定“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锋芒直接指向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对清代民意思想的兴起有很大的鼓动作用。
其所著《明儒学案》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学术思想史专著，对研究明代近300年的学 术思想发展很有价值。
复社的一些成员在学术上提倡“实事求是”的“考古论今”。
他们主张士人“忠信廉洁”，注重道德名望，人朴文美，不满儒家思想的现状，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复兴。
期望让推陈出新的古学，重新成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思想。
其言论，振聋发聩，震撼了当时窒息已久的思想界。
四：复社悲歌与余晌
复社的成立对当时与后世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影响深远，是当时已萌生的近代先进意识的一种外化形式，是中国文人社团组织的一座丰碑。
他们到处结社，论学议政，诗酒唱酬，切磋经史，重义轻利，目的是为了科举的“应试”入仕后，实现富民强国的梦想。
复社的壮大“秘诀”， 就在于能使许多士子“金榜题名”。
与东林君子们一样，复社人出于忧国忧民之心，痛恨宦官之患，受到了不少异己的打击陷害。
顺治九年，这些人的梦想破灭，复社被清政府取缔。
复社除经学、史学外，在文学领域统领了明未诗坛、文坛，尤其是被称为“明末四公子”的侯方域、冒辟疆、钱谦益和吴伟业等一些文人与江南名妓们的交往，在文学方面留下的影响，毋庸多赘。
他们提倡实学，力戒虚浮，反对君主专制，反对横征暴敛，强调富民，观点比西方启蒙学者提出还早100多年。
复社虽然未作政党正式标立，它却是一切政党的雏形，对晚明、南明的社会走向、军事斗争、文化生态构成及清代经济繁荣与社会思潮等影响深远。
复社还为为后代的兴中会、同盟会、革命党等的成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清末，南社在苏州虎丘的成立，就是为了对复社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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