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实版本的“我的天才女友”|作家|安妮|小说|我的天才女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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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东西的女人

2022年，瑞典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安妮·埃尔诺，肯定她“勇敢而精确地发掘了个人记忆的起源、隔阂和集体压抑”，从不同角度审视了有关性别、语言和阶层的巨大悬殊。有的作家写小说，你不必看他的生平。比如博尔赫斯，他的写作天马行空，文本和作者生平分得很开。但安妮·埃尔诺不是，你必须知道她的人生，才能更好地把握她的作品。

安妮·埃尔诺

埃尔诺宛如“那不勒斯四部曲”里莱农的现实版。1940年，埃尔诺出生于法国滨海塞纳省的工人家庭，从小就对贫困拥有切身的感受。在成名作《一个男人的位置》（La Place）中，她这样描述故乡：

“他们住在一间很矮的茅屋里，屋顶是用草盖成的，地面是泥土的。在扫地前，必须洒上水。……人们总是提前几个月就会开始惦记亲朋的婚礼或是领圣餐活动，他们带着空了三天的肚子参加，以便更好地享受机会。村里有一个患猩红热的小孩病情刚有所好转，由于大人拼命地给小孩往嘴里喂鸡肉，孩子在呕吐时呛死了。”

安妮·埃尔诺（8岁）与父亲

她的父母出身平凡，共同经营一家兼卖咖啡和杂货的小店：

“这个咖啡杂货店并不比一个工人的工资多多少，为了生存，我的父亲不得不在塞纳河下的工作上找份活干，工作时他穿着长筒靴子泡在水里干活……母亲必须一边看孩子一边微笑着做穷苦人的生意……尤其在冬天，我每天放学回家总是饥肠辘辘，气喘吁吁，家里从来不开灯，他们俩摸着黑在厨房里，父亲坐在桌前，母亲站在炉火旁边忙着什么，屋里弥漫着死一般的寂静，偶尔听到我的父亲或者母亲冒出一句，必须得把这店卖掉了。”

12岁时，埃尔诺亲眼看到父亲差点杀死母亲。“昏暗的地窖里，我的父亲一手死死抓住母亲的肩膀或脖颈，另一只手抄起放在砧板上的用来砍柴用的镰刀，我只记得当时我只顾拼命地喊叫和嚎啕大哭，后来我们三人又回到了厨房。”在这个家庭中，父亲严肃而认真，发脾气时会做出暴力行为，母亲则充当着“严师”和引领者的角色。吵架是家中的日常，一家人在磕磕碰碰中一起走了下去。

安妮·埃尔诺（18岁）与母亲

成为一个有“格调”的女性，口音蹩脚的父亲这样要求埃尔诺。他要求女儿说标准法语，学习巴黎人的腔调和礼仪。这种“格调”在法国社会是一个值得揣摩的词汇，看似与审美有关，但塑造审美的不只是个人天赋，还有出身与成长环境所暗含的阶层差异。

性别，语言，阶层，埃尔诺所书写的正是她所感知到的现实。就像多年后，在1993年的《外部日记》（Journal du Dehors）里，埃尔诺自己总结的那样：“通过将集体日常生活的瞬间积累，揭示某一时代之现实的尝试。”这是对她写作的精准概括——一种社会学视野下的自传性写作。

父辈期待埃尔诺表现出超越阶层限制的“格调”，又不愿见到她真正改变命运，成为“阶层背叛者”。埃尔诺先后在鲁昂大学和波尔多大学学习，毕业后成为了中学法语老师，并且在不久之后出版了自己的文学处女作《空柜子》（Les Armoires Vides）。她通过教育和写作过上越来越优雅的生活，得到了名誉、地位和知识精英们的喜爱，成为亲戚眼中“一个工人阶级子女化身资产阶级小姐的典范”。她的亲戚担心她背叛了自己的出身，并且质疑她用毫无保留的写作“抹黑亲友”。

安妮·埃尔诺（20岁）

埃尔诺感到孤独。她厌恶故乡家人喋喋不休的大嗓门、对于私人空间无孔不入的注视。而即便她掌握了丰富的文学知识，习得了优雅的谈吐，她仍感觉自己不属于巴黎。她在回忆中写道：

“班上那些中产阶级出身的同学拥有的世界，和我童年的世界完全不同……现在我去巴黎的富人区，也总有一种撬锁而进的感觉，觉得不属于那里，我是来自住在城郊的乡下姑娘，当我看巴黎那些区的人走路，他们的举止，我会有种人种学家的研究态度。”

埃尔诺发现她既不属于故乡代表的过去，也不属于巴黎代表的当下。波伏瓦的《第二性》和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区分》为埃尔诺提供了某种理解自己所在之地的方法。前者唤醒了她的“女性主义意识”，使她开始自觉地从女性的视角来描绘世界。后者为她奠定了社会学基础，使她能敏锐地意识到文化品位、生活格调背后的权力关系。

埃尔诺早早地意识到，她必须用书写的方式，来确认自己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22岁那一年，她在日记中写道：“我要写作，是为了向我的出身反击。”

我的天才女友第三季（2022）

罗兰·巴特在《明室》中提出过一个概念，“刺点”。它本来用于强调一张照片中被人忽略，却能唤起观看者特殊的审美感知的元素，后来广泛用于形容摄影照片中摄人心魄的部分，那些触动我们，让我们突然停下来凝视的那一面。

安妮·埃尔诺熟悉如何找到“刺点”，她的文学性建立在一种作者对于摄影的迷恋上。在《一个男人的位置》中，家庭照片成为唤起回忆的重要载体。在她与儿子大卫·埃尔诺共同执导的家庭纪录片《超8岁月》（Les Années Super-8）里，超8摄像机也是不可忽略的介质。2008年，埃尔诺出版了代表作《悠悠岁月》（Les Années）。这部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酝酿和写作的作品，是埃尔诺将小说与历史回忆录结合的典型，同样宛如摄影机般记录着时代众生相。

超8岁月（2022）

《悠悠岁月》通过“无人称自传”的写作方式描述了一个人60多年的人生经历，埃尔诺将个体故事与社会学视角相结合，用一个人的记忆连接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值得一提的是，在《悠悠岁月》中，埃尔诺选择用法语中的无人称代词去写作。不同于他者化的第三人称，她通过无人称的视角切换书写着女性的集体潜意识。

埃尔诺对于叙事人称的使用有着细腻的理解。在《外部日记》里，她推敲过不同人称叙事的差异——用“他”或“她”来写作时，读者会觉得你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你可以心无旁骛地说，但会有一丝疏离感，如果用“我”，就会很有代入感，但读者经常会怀疑叙事者就是作者本人。

超8岁月（2022）

埃尔诺的腔调也是丰富的。在《悠悠岁月》里，她像是一个聪慧机敏的老太太，语调时而刻薄诛心，时而细水长流，既有那种知识分子般嬉笑怒骂不带脏字的聪明劲儿，也有个体被大时代淹没的那种无力感；在中短篇小说中，埃尔诺则能提供一种手术治疗般的精确和冷峻，她在对于事物工笔式的描绘中，把生活细节、故事进程向内拉伸，一点一点抻开里面的空间。

埃尔诺还关注受到社会结构性暴力和羞辱的人群。她在政治光谱上是旗帜鲜明的左翼，政治愿望是“所有人都有权利享受生活的美好事物，用全民普及医疗保障健康，用三十五小时工作制来保证属于自己的时间。”2012年总统大选，她支持左翼政治家梅郎雄。2018年，她抗议政府加征燃油税。2019年，埃尔诺和其他艺术家联合签署公开信，反对以色列-法国跨文化艺术节，以此抗议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殖民主义”。

尽管埃尔诺处在一种永恒的疏离中，意识到自己不符合任何一种阶级论述，但她依然能够诚挚地在小说里书写自我、家庭、阶层、亲密关系，关注个人境遇背后的公共性问题。而她也在对外部世界的描摹和关照中不断完成对自我的确认，“我确信，把自己投射到外部世界的方式较之私人日记的内省，更有助于发现自我。”

超8岁月（2022）

埃尔诺获奖后，中文互联网有一种争论，人们担心将埃尔诺定义为“女性主义写作者”太狭隘了，而这种标签化概述容易回避她更复杂的写作厚度。

对于埃尔诺丰富写作内容的阐述，是否与看见埃尔诺的女性主义写作相矛盾？如果并不矛盾，那么侧重于讨论埃尔诺的女性写作部分，是否一定比讨论她写作中的阶级、写作技巧等其他元素要低级？换言之，这种争议是否暗含了一种令人耳熟能详的叙事——女性主义写作比其他写作低人一等？女性主义写作是否等于狭隘？

从1974年开始，埃尔诺出版了近20部作品，涉及童年、家庭、婚姻、堕胎、患乳腺癌、婚外情等。在《事件》（L'Événement）中，她以自己的经历为原型，回忆青春期时遭遇到的“诱奸”。尽管当时她同意了性行为，但事后回想，那是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与身体畏惧的情况下的屈服，而不是一种平等前提下的愉悦。在《沉沦》（Se Perdre）里，埃尔诺讲述了上世纪80年代末自己与一位已婚的俄罗斯外交官的不伦之恋。而在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正发生》中，堕胎议题浮出水面。1960年代，法国禁止堕胎。高中女孩安娜却不小心怀孕，故事由此展开。

正发生（2021）

巧合的是，《正发生》上映后不久，2022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堕胎变得更为困难。堕胎不只是一个女性事件，也是社会事件，《正发生》要拍的，是一个女人独自面对的战争，也是父权制、权力、阶层塑造、社会舆论导向男性和女性的双重标准。

故事中出生于工薪阶层的安妮渴望靠学习来改变命运。为了学业进升，她必须堕胎，因为对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女孩来说，学习，仍是改变命运、走出社会为底层女性设下的“生育机器”与“贤妻良母”牢笼最主要的途径。但她发现，牢笼不只针对底层。当你以为和你一起谈论萨特、加缪，鼓励你做自己的男人尊重你，看一看他面对怀孕女人的态度。

从不，很少，有时，总是（2020）

在《始于极限》里，上野千鹤子说，进步青年反抗世界，主张要做爱，不作战。为了表达他们对于一个森严、禁欲、等级制的世界——他们父辈占有的世界的不满，他们呼吁一切前卫的东西，包括性解放。但是，性解放后，尤其是在避孕套、避孕药普及之前，女人身体的痛苦，女人自己承受。言谈进步的青年不负责女人的痛苦，他们呼吁性解放，但并不把女人身体所面对的种种恐惧，作为和他们的革命事业一样严肃的公共议题去讨论。

上野的讨论和《正发生》有着相似的内在主题——女性面对的痛苦，并不比所谓崇高的革命事业轻。什么值得谈论，什么不值得，内嵌的是父权审美下的议题设置，而女人的写作，女人谈论她所在乎的事情，是在打破这种森严的议题限制。

因此，看见安妮·埃尔诺写作中的女性主义成分，和介绍她的其他写作面向其实并不矛盾。她的小说《悠悠岁月》《一个女人》《事件》里，关于女性的独特经验对于写作本身的意义不言而喻，那些极具颗粒感的女性生活感受，既是性别的，也是成长的、阶层的、社会的，它们交叉在一起，构成了有关社会现实的复杂光谱。所以，推崇埃尔诺小说中的社会性或文学性价值，没有必要以贬低女性主义写作为代价，它们只不过是埃尔诺写作中的不同解读角度而已。

一个唱，一个不唱（1977）

埃尔诺让女性自己的记忆成为一个广阔的文学世界。在如同交响乐般的女性声音中，战争、革命、总统选举、法国抵抗运动、阿尔及利亚战争、堕胎合法化运动，和工人阶级家庭的愁苦、普通小市民的生活、女人对于男人的讽刺、对于情欲、爱欲和亲密关系的探索，被一同纳入一个暖湿、焦灼、气息绵长的世界。

而埃尔诺本人也在持续的写作中不断与外界施加的羞耻感对抗。她承认自己的耻感源于母亲的教育。母亲严厉禁止她发生性行为，当她在与丈夫分居后和他人恋爱时，母亲责问道：“你不感到羞耻吗？”埃尔诺不标榜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她强调自己的女人身份，她就是要将“羞耻”的事原原本本写在纸上。

“我觉得自己是女人。一个写东西的女人，仅此而已。我不认为自己是单一个体的存在，而更是一个经验、社会、历史、性的决定以及语言的总和，并不断地与世界(过去和现在)对话。”

参考资料：

1. 安妮·埃尔诺：《悠悠岁月》《事件》《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男人的位置》《一个女孩的记忆》《空柜子》《外部日记》；

2. 安妮·埃尔诺：《日记五则》，孙婷婷翻译，世界文学；

3. 安妮·埃尔诺：《写作的艺术：伍尔夫，布勒东，佩雷克或成长年代》，刘诗予翻译，山水澄明；

4. 科西嘉：《影像内外的安妮·埃尔诺》，深焦艺文志；

5. 水鸭、小潘：《从杂货店穷女孩到诺奖得主，这位成功跨越阶层的法国女人到底深刻在哪里？》，蓝小姐和黄小姐；

6. 孙宇凡：《无家可归的新中产：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埃尔诺的社会学母题》，社会学理论大缸；

7. 段慧敏：《安妮·埃尔诺：在法国文学传统之中》，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