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李聚奎回忆确保战争的胜利

确保战争的胜利

十月十九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向预定地域开进。二十五日，与北上之敌遭遇，从而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自此至一九五一年一月上旬，我志愿军接连进行了三次进攻战役，稳定并扭转了朝鲜战局。在这初战的三个月中，我们的后勤工作遇到了十分严重的困难。

首先是作战情况复杂多变。志愿军入朝前预定组织阵地防御，出国后，由于敌军迅速北犯，战局急剧变化，我军随即改变决心，采取了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的战略方针。这样一来，我们后勤工作就根本不能按预先计划进行了，许多新问题摆到我们面前:战役连续紧张，战役间隙时间短，部队战术手段多变，前伸迅速，运输线急剧延长，人朝参战兵力猛增，后勤力量增长不大。这些都使后勤保障任务大大加重。

其次，气候、地理极度不良。这时正值隆冬，气温低寒，傍山、盘山公路常常为冰雪填塞;朝鲜半岛三面临海，地形狭长，道路布局既不利于由北及南的供应运输，又不便于东西两线的相互支援。

再次，敌人依仗海空军优势，把破坏我战区后方作为其战略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初期，敌人投人各型飞机一千一百架，以后又有增加，对我运输线造成巨大压力。

面对种种严重困难，我们充分调动全体后勤人员的积极性，及时研究掌握后方对敌斗争和自然危害的规律，千方百计提高运输效率组织跟进保障。

我们进一步加强了后勤力量。在第一次战役后，新组建了第四分部，并不同程度地加强了其他三个分部。到一九五0年底后勤人员与出国时相比增加了三倍。在三次战役中，我们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部署调整，做到了部队每有前伸，后勤部署也相应前伸。

同时，我们也改进了保障措施、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为了对付敌人的破坏，把主要工作转入夜间进行，在后方供应物资不能按照作战要求及时运达前方的情况下，各分部实行重点供应，发动全军动手做后勤工作，各部队都加大了携运行量，充分利用战场缴获，动员国内民工支前，在后勤系统执行任务的民工达三万五千余人。

第一次战役以后为了解决由于敌机轰炸和夜间作战部队不能生火做饭的问题我们提出向部队供应熟食和炒面，东北和许多省市家家户户炒炒面，周恩来总理也在繁忙的工作中抽时间和机关干部一起炒炒面仅二十多天，第一批四百万斤炒面就送到了前线。当时负责后勤工作的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同志说:“如果投有炒面，就解决不了部队最低限度的物资保障。”

在第三次战役时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是在战役进行当中，某军急需火箭弹，派人去领取。弹药库的同志缺少军械弹药知识，领炮弹的同志也不清楚什么是火箭弹。他们挑选了半天，结果把几车迫击炮弹拉走了，到了前线无法使用。对此，彭总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为此，我向总后勤部，东北军区和志愿军司令部同时发出电报，请示给每个兵站配备两名专业技术干部，后来这个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从这件事我看到后勤工作是一门科学，我们各级后勤干部必须有知识、懂业务。

一九五一年一月下旬，东北军区在沈阳召开了第一届后勤会议(即志愿军第一届后勤会议)。会议由东北军区副政委李富春同志主持，周恩来副主席、聂荣臻代总长、杨立三部长等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在会上，周副主席强调指出:“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这次会议是志愿军后勤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

这年三月，我去了一趟朝鲜。在前往志愿军司令部的路上，为了避开敌机的轰炸袭扰，我们一直是夜间行军，不开车灯。就在即将到达“志司”的那天晚上，我乘坐的车子不知被什么垫了一下.随之车子猛烈颠动，我只觉得腰部夹然一阵剧烈疼痛，接着便昏厥过去。后来才知道是骨折。醒来后，我的腰部疼痛难忍，无法行动。这时天色将明，我们只好决定等到晚上再走。我们把几台汽车伪装隐蔽起来。白天，我们一直藏在山上，只见敌机一趟接一趟地沿着公路围着山头飞行侦察，发现一点可疑迹象，立即俯冲轰炸。敌机俯冲时，低得紧擦树梢，车上的伪装被掠起。我们的一台大汽车不幸被敌机发现打中。等到天黑，我们继续行车，到达“志司”。

这是一个山沟，大家全住在山洞里。彭总一见到我就问:“你怎么了了”我说:“被车子把腰颠了一下。”他马上说:“投有把你颠死，算你命大“说罢，哈哈大笑起来，边笑边围着我看，又用手轻轻抚摸我的腰部，这才认真地对我说，“我告诉你吧，夜间行车要开着灯走，这样走得快。开灯走被打中是个死，不开灯翻了车也是个死，反正都一样生我就是开着灯走。”说完，他又笑起来。我也不由得跟着笑了起来。

我向他汇报了工作情况，还谈了这一路的感受。他边听边问，了解得很详细。谈到后来，他问我:“你对今后的工作有些什么想法了”我说:“我有个建议，已经想过一段时间了。”他说:“那你就讲一讲。”我说:“仗打到现在这个程度，东后对全军的后勤保障已经管不开了，今后还不知道仗要打多久，是不是能建立一个志愿军后勤部？东后管国内，志愿军后勤部管国外，由东后把物资交给志愿军后勤部，再由志愿军后勤部负责分配”彭总眉毛一扬，把手向大腿上一拍，连声说:“这样好嘛!”略微一顿，他问我:“你看志愿军后勤部由谁来当部长好啊？”我脱口便说:“当然是洪学智，实际上他早已经在管了”彭总说:“对!洪学智这个人很能干，我向军委反映”

我在汇报时还提到，为了保证运输，应该对后方兵站加强防护，最好能配置高炮部队，我们不能只是藏，还要打。彭总连声说:“要打!要打! ”很快，他就对此作了部署。

第四次战役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开始，至四月二十一日结束。紧接着，第五次战役在四月二十二日又开始了。在这两次战役中，第二番部队入朝，人数成倍增加，使供应任务也成倍增加;此时正值春泛，道路泥泞，汽军运输效率很低，战役间隙极短后勤在战前几乎没有直接准备的时间，部队作战形式复杂，攻防交替，战线伸缩突然;敌机数量猛增，从原来的一千一百架增至一千七百架。这一切，使得这一时期的后勤工作成了整个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后勤史L最困难最艰苦的阶段。

为了加强后勤力量，我们充实了领导机构。特别是前勤，由原来的十几个人发展成为具有一定指挥能力和指挥手段的七八十人的组织领导机构。同时，分部力量也得到了加强到第四次战役时，已经有了六个分部。铁道兵、工兵及高炮部队也相继入朝，加强了后方对敌斗争。在这期间，后勤力量得到空前的发展，仅前勤系统就达十三万余人，加上配属单位共有十八万多人。志愿军后勤基本上形成了一支由多兵种多勤务组成的合成大军，初具现代化后勤的规模。为了适应部队作战的要求，我们固定了三条兵站线。

到第五次战役时，已基本形成了四条固定的兵站线。在划分后方地域和路线的同时，统一调整了后勤部署，连点成线，并实行“分段包运”制度，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汽车每晚行驶距离，由人朝时的三四十公到是高到一百多公里。我们还实行了供应站制度，较好地解决了运量和运力的矛盾，保证了战役后方与战术后方的衔接。

为了避免和减少由于敌人特别是敌机的破坏造成的损失，我们广泛建立了防空哨，在前勤所辖的二千多公里运输线上设置了一千六百多个防空哨位，形成了一支万人专业大军。这些防空哨逐渐发展成为既能对空监视，又能执行指挥交通、维修公路、救护车辆、清剿匪特、招待过往人员等多种勤务的机构。

在整个运动战时期，志愿军经过八个月的艰苦奋战，胜利地进行了五次战役，迫使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我们后勤在战前准备不足、战时处境艰难的情况下，作了极大努力，共向前线运送粮食十九万吨，各种枪弹二亿多发炮弹六百七十万发，汽油二十九万桶，战救器材二百多吨以及其他大批物资器材，收容伤病员二十万名，就地筹措粮食十二万吨基本完成了后勤保障任务，保证了战役的胜利。

在第五次战役之后，战场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军委制定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志愿军由运动战转变为阵地防御战在这战略转变的关键时刻，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成立，洪学智同志兼任司令员，周纯全同志任政治委员。从此，东后就不再直接负责志愿军的后勤保障了。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五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我一枚自由独立一级勋章一九五二年九月我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方勤务学院院长。我离开东北军区，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