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中国航空技术出口公司历时3个月之久，终于与埃及空军达成一笔价值1.67亿美元的军火交易，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笔军售。

建国后二十多年时间里，新中国对外一直实行免费军事援助，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让中国改变了原有对外政策？

当年中国代表团前往埃及与军方进行军售谈判，全团上下仅有5美元的外汇储备，在长达三个月的谈判中，我方人员又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和辛苦？

潜在军售目标——埃及

1979年，第三机械工业部响应政府号召，宣布成立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正式开始自己走向军事贸易路线。

中航技对外出售的主要军事产品自然是飞机、以及相关的零部件，但是要将手中的飞机卖给谁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此之前，国际航空航天贸易一直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垄断，中国的航天技术并不占据技术上的优势。

如果在军事贸易领域与西方国家硬碰硬，中航技无疑会落下风，因此中航技的潜在客户只能是那些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考虑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影响，中国的军事贸易合作伙伴又最好是与两方阵营没有关联的第三方国家。

当然，对军事装备的急需也是一大考虑因素。综合多方面的考量，中航技最终把埃及视作了第一潜在客户。

首先，埃及虽说在经济方面发展的还算不错，但国家重工业实力较差，尤其是高精端技术的发展，仍旧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远比不上中国。

就其国家财政能力来说，西方国家的先进装备武器又是其当下无法大规模购进的。

其次，埃及在此之前与苏联的关系一直很好，国家武装力量也是靠苏联一手拉扯起来。

在第二次中东战争中，苏联甚至强行介入，帮助埃及缓解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两国关系进入前所未有的蜜月期。

不过埃及一直以来坚守的独立自主政策、避免与美国直接对立的行为，受到了苏联的指责。

因此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苏联拒绝了埃及的求助。

如此一来两国关系开始恶化，埃及成为了独立于美苏阵营之外的国家，这正好符合我国奉行的对外军事贸易政策。

最后，埃及作为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参与国，虽说在战争中成功收复了西奈半岛，但自己的武装力量也遭到了极大打击。

要想在中东这样一个充满不安定因素的地方立足，强大的武装力量是必须的。

因此在战争结束后，埃及政府立刻展开了对本国军事力量的补充。

苏联方面指望不上，埃及只能在国际社会寻求帮助。

因此，早在中航技将埃及作为潜在军售客户之前，埃及政府就向我国发来援助请求，希望中国可以派遣工程人员前往埃及，帮助他们修理苏制安-24飞机，同时提供一些发动机和零部件。

同年2月，埃及总统萨达特直接派遣图哈密副总理来访中国，与邓小平同志商谈此事。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中航科技顺势而为。

派遣维修人员前往埃及的同时，也派出了一个以中航技公司副总经理刘国民为首的7人谈判小组赶赴埃及，与埃及空军洽谈此次飞机出口事宜。

临行前，中航技工作人员交给刘国民一张五美元钞票，这是公司仅有的一点外汇零头储备，也是刘国民一行人此次埃及之行的全部经费。

刘国民紧紧的攥着这五美元，内心感慨万千，同时也更加明白此行任务之重。

很快，刘国民一行人跟随派往埃及的工程师、修理工队伍前往了埃及。幸运的是，刘国民等人在埃及受到了热情接待。

3月15日到达埃及之后，埃及民航为几人安排了住宿。

不久后他们又得到了埃及大使姚广的帮助，刘国民等人被安排到了另外一个旅馆居住，食宿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而另一边，埃及空军方面也得到了与中国来访人员进行飞机修理和买卖进行磋商的命令。

终于，双方的谈判提上了日程，这让刘国民激动不已。

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这次谈判遇到的困难和阻碍远远超乎一开始的想象，因为埃及方面似乎根本没有预料到此次的谈判是一场有偿军售。

毕竟在此之前二十年时间里，中国的军援一直都是无偿的。那么，是什么原因致使我国放弃了这项政策？

二十年无偿军事援助

新中国成立后，外部局势仍旧动荡不安，中共中央将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放到了国家发展重中之重。

短短几年时间，经过无数先辈的努力，以及苏联在技术和物资方面的支持。

我国的重工业基础很快建设完成，并开始独立制造飞机、坦克、装甲车等一系列军事武器，也具备向别国输出军火的能力。

只不过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很多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军事支持都是免费的，尤其是作为中、苏这样的大国，自然要承担一些支援友邦的责任。

对待有需要的友邻，中国总会无私的伸出援助之手，尽心尽力对其进行援助。

1950-1963年这段时间，是我国对外军事援助的初始阶段。

这一时期我国国防工业尚处于筹建当中，大部分武器都是从苏联进口，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依然答应了对朝鲜、越南的军事援助，对其抗美援朝、抗法斗争做出了巨大支持。

此后几年时间，中国不断扩大军事援助目标，向老挝、古巴、柬埔寨、阿尔巴尼亚等十余个国家提供了武器装备的支援。

当然，中国对外军援的性质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外军援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的主要援助目标是处在贫穷、落后地区的亚非拉地区国家，目标是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国家和民族解放。

为支持阿尔巴尼亚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国在五年时间内向其提供了15万件枪炮；为支援古巴民族独立。

中国把刚刚研究出、解放军尚且没有装备上的高射机枪全部支援给了对方；几内亚在寻求独立时向我国发来军事援助请求，中国很快向其提供了8个步兵营的武器装备。

1964年以后，中国的对外军援进入迅速增长期，援助对象增长到六十多个国家，军援种类也开始有了导弹、战斗机这些重型装备。

周恩来总理这一年出访时，对外宣布了中国对外提供援助的八项原则，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不少国家纷纷站出来向中国提出军事援助。

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刚果、孟加拉国、卢旺达、埃及等国先后成为我国军援对象。

这一阶段，中国对外援助的武器装备数量、种类远远大大增加，共计各种枪支420万、坦克装甲车3600余辆、飞机1430架、导弹系统15套、导弹449枚。

我国当时最新研制的地空导弹、歼-7战斗机，同样慷慨的支援给了朝鲜、越南等国。

不过，这样的援助仅仅维持到了1978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对我国武器装备对外援助政策进行了深入调整。

原先单一的无偿援助方式改为视受援国情况而定，采取无偿、收取成本、贷款、以物易物等形式。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转变，主要是因为中国军工业部门资金的严重匮乏。

改革开放当下，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派遣留学生等一系列措施，这些都建立在充足资金的基础上。

所以迫不得已之下，中国只能适时对援助策略做出调整，原本对埃及实行的免费军事援助政策也必须做出改变。

然而这样的变化自然会使得埃及不适应，甚至不接受。

历经艰难，军售成功

谈判一开始埃及空军装备部部长就表示：“还是希望中国像以前那样无偿提供这批飞机，下次再进行有偿贸易。”

这样的要求中国自然没办法答应，于是刘国民等人开始对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对方表示：“如果不能在这个前提下进行，此次的谈判恐怕没办法进行下去。”

装备部部长以埃及在前不久的中东战争中战机损毁惨重，战争消耗过大为由，坚称埃及拿不出这么多的钱来支付这笔费用。

刘国民也没有被对方牵着鼻子走，而是向对方理性分析了两国之间的经济对比。

中国当时的人均GDP仅为300美元，而埃及的人均GDP则是超过了1000美元，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根本没有义务和能力再以无偿的方式军援埃及。

况且，中国对埃及等国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无偿援助，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中国的经济情况已经不允许再无偿援助下去，这是合情合理的举措。

刘国民的一席话让对方沉默了，紧接着他又说道：“埃及通过艰苦斗争夺回了苏伊士运河，现在每年从中获得的收益就有十几亿美元。

试想一下，倘若中国提出免费经过苏伊士运河，埃及会答应吗？”

“同时中国现在的发展、中国制造出来的飞机，也都是我国付出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血才得来的，我们也希望得到同等的尊重。”

最后，我方代表团表达了最后的立场：贸易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也一定会尽最大努力履行交易合约内容，但前提是埃及能够给予我们这次机会。

刘国民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终于打动了在场的埃及人，此后对方再没提过无偿援助一事，双方的谈判也有了第一步的突破。

不过接下来谈判组面临的问题依然严峻，埃及方面对我方提出的交易价格非常不满意。

后来因为在价格上迟迟达不成统一意见，双方的贸易谈判一度陷入停滞。

此时距离刘国民来到埃及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时间，谈判进度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甚至交易随时都要告吹。

无奈之下，刘国民等人只能向与中国交好的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寻求帮助。刘国民向副总统介绍说：“我们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物美价廉...”

在了解完我方提出的交易情况后，穆巴拉克立即对埃及空军做出指示，称中国的交易方案没有问题。

同时，穆巴拉克对中国过去二十年提供的免费援助予以了感谢，也表现出了对此次有偿贸易的理解。

有了穆巴拉克的支持，对方在第二天便邀请刘国民等人重启谈判，且过程顺利了很多。

最终，双方在5月初达成交易。

中国以1.67亿美元的价格，向埃及出口了50架歼-6战斗机、248台发动机以及大批飞机零部件，中国首次有偿军售贸易顺利完成。

结语

带着5美元出国，返回时却带来了1.67亿美元的贸易合同，刘国民一行人的此次埃及之行无疑是非常成功的。

当然，这不光是中航技在收益上的大获全胜，更重要的是此次贸易开启了中国军售的先河，也为中国未来的军售贸易打下了基础。

现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军售国。

据2021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研究所发布报告显示，中国的军售规模已经达到669亿美元，全世界排名前二十的军火企业中，中国入围五家军工企业。

在中国推行军事现代化和国防自主化的过程中，中国军事技术得以迅猛发展，现已经毫无疑问地跻身世界最先进军事技术生产国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