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在今年被写进了二十大报告，非常显赫地进入了国家主流叙事体系，张维迎的研究无疑契合了主流政策方向。
文/邵轩岚 金砖财经《中国房地产金融》总编辑
“我研究企业家应该快40年了。坦率地说，早期好多思维受限于新古典经济学体系，我们总是试图在这样一个框架里去理解企业家，但是这个框架本身就有问题”，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日前接受《金砖财经》独家专访时坦言。
在新出版的《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一书中，张维迎这样谈到，“新古典经济学扭曲了我们对市场的理解，它研究的是想象的市场，而不是真实的市场，相比之下，奥地利学派是一个比较好的市场理论，它研究的是真实的市场”。“我直到最近几年才真正彻底明白什么是企业家精神”。“本书不是纯学术的，我希望这本书能改变人们的看法”，张维迎对记者表示。
张维迎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雅特聘教授、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作为经济学家，张维迎成名甚早，上世纪90年代首次提出“双轨制”思路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经济学原理》《理念的力量》《市场与政府》《市场的逻辑》《回望：一个经济学家是如何长成的》……《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张维迎已经出版了20多本研究经济、企业及企业家的著作。
张维迎坦言企业家对其思想“非常认可”，这让其“非常有信心”；在媒体眼中，张维迎更像是一个“布道者”，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在研究企业家。谈及企业家精神，张维迎表现出极大的热忱，语速较快而不失平和，满腹经纶娓娓道来，“企业家决策不是科学决策，没法从科学决策的角度去理解”，“要理解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才能真正理解企业家精神是什么”，张维迎对记者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企业家精神在今年被写进二十大报告，非常显赫地进入了国家主流叙事体系，张维迎的研究契合了主流政策方向。在张维迎构建的话语体系中：套利空间越来越小，要构建企业家创新容错机制；企业家吃苦精神需要传承，新一代的企业家可能不会像我们想象那样容易；让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去做企业，创造财富，而不是把他们诱惑到政府去分配财富。以下为采访实录：
一、不能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去理解企业家
《金砖财经》：张老师，您好，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专访。您研究企业家有30多年了，在1989年出版的书就谈及了“什么是企业家精神”。您坦承，直到最近几年，您才真正彻底明白了什么是企业家精神，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是什么让您“真正彻底明白了”？站在当前的历史节点上，您对企业家精神的认识，是否又有了新的内涵？
张维迎：谢谢你的关注，我研究企业家应该快40年了。坦率地讲，早期好多思维是受限于传统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就是新古典经济学。我们总是试图在这样一个框架里去理解企业家面临的问题，但是这个框架本身就有问题：它假定世界是可以确定的，或者可以预测的，用这个标准是理解不了企业家的。
如果世界是确定的或可以预测的，就不需要有企业家，也不需要有企业家精神。主流经济学中没有企业家，甚至没有“企业家”这个词。主流经济家讲厂商决策，实际上是一个计算程序，不是企业家决策，从根本上排除了企业家精神。
人们想到企业家的与众不同，很可能说他敢冒险，一般人不敢冒险，或者他更具有创新精神，这样限制了从企业家精神最本质的途径去分析，我从2008年起至今一直在研究企业家决策的心智模式，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进行了彻底的反思，新古典经济学没有企业家的位置。
我在这本书（《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里面谈到，新古典经济学扭曲了我们对市场的理解，它研究的是想象的市场，而不是真实的市场，相比之下，奥地利学派是一个比较好的市场理论，它研究的是真实的市场。因此，我一直认为经济学需要一个范式的转变。
理解市场的关键是理解企业家精神，而理解企业家的关键，在于理解人类的“无知”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要理解知识的本质等等，这也是我直到最近几年才真正彻底明白什么是企业家精神。不论是学者还是官员，我感觉：只有理解了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才能真正理解企业家精神是什么。
首先，企业家的决策不是科学决策，不是基于数据和计算，而是基于想象力和判断。
科学决策是基于数据和计算的，通过逻辑推演后得出结论，而现在我们观察企业家，他不是这样的，好多的决策是没有办法依靠数据，同样的数据不同的人判断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科学决策结论是唯一的，正确答案是唯一的，就像我们考试一样是有标准答案的。
企业家决策是没有标准答案的，甚至可以说，大部分人都认可的事情就不是企业家做的事情，不是企业家决策。为什么？企业家面对的是未来，未来是不确定的。企业家精神塑造着未来，而不是简单地适应未来。
其次，企业家决策不是满足约束条件求解，而是改变约束条件，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企业家经常是以目标为导向，他们雄心勃勃去创造条件，但这个过程中他可能要失败，有些条件他是创造不出来的，失败了以后，大家会说他是个骗子。
中国有句老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一般人来说，米是条件，没有米我怎么做饭？对企业家来讲，如果我认为有人要吃饭，卖饭能赚钱，我还没有米，那就去找米；找不到现成的米，就让人种稻子；如果找不到农民种稻子，我就找炼钢工人，说服他们改行种稻子。
所以我说，企业家是“成王败寇”，如果他成功了，人们会说他有多了不起，自己怎么没想到，而不会想到企业家在八字没一撇的时候就许诺了很多。
再次，企业家不是以利润为唯一目标，企业家有超越利润的目标。我们过去理解企业家，认为他们就是为了赚钱，赚钱的事他就会做，不能赚钱的事他就不会做，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但仅按照赚钱的角度去理解，我们会产生困惑：赚了那么多钱，几辈子还花不完，为什么还要那么多辛苦再干下去？
企业家不是仅仅是赚钱，他们做了许多从来没人做过的事，非常有成就感。人类有一群人总是雄心勃勃想改变世界，包括企业家。
二、套利空间越来越小，要构建企业家创新容错机制
《金砖财经》：普遍认为，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高增长离不开套利型企业家的驱动力。您认为，现在套利的空间越来越小，未来增长主要靠创新型企业家。在当前在各种不确定性叠加的大环境下，您如何看待企业家创新？未来5-10年企业家创新的容错度与过去相比，是不是更低了？
张维迎：我将企业家的职能分为两个：一是套利，一个是创新。
套利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发现不均衡，发现市场有利可图的机会并加以利用。市场上存在着的盈利机会，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或者有些人意识到也不敢去做，企业家对机会比一般人更敏感，对盈利机会极其有警觉性，并敢于大胆去利用这个机会。
改革开放初期，市场处于严重不均衡状态，不均衡状态就有套利的机会，什么东西都短缺，搞什么都赚钱。中国经济增长相当比例是企业家通过套利贡献的。
改革开放以前，大量农民在土地上劳作却生产不出多少粮食，中国处于粮食短缺状态。改革开放以后，机会就完全不一样了，包产到户以后，粮食就过剩了，原来3个人、5个人干的活，现在1个人就干完了，另外几个人干什么？这给企业家们提供了创造财富的空间。
中国相对而言比较落后，西方企业通过技术投入进入中国市场，用中国非常廉价的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土地就可以赚钱，套利空间非常大。这与西方早期不同。英国工业革命的时候，企业家的套利空间很小，主要靠创新。蒸汽机、纺织机、焦炭炼铁等全是创新。
改革开放几十年我们不需要太多创新，套利空间支持了我们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但现在，套利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原来短缺的东西不再短缺，甚至过剩了。原来廉价、便宜的要素也不便宜了。
比如原来雇一个工人，一个月300、400元，现在要3000元到5000元，甚至更高。2005年美国制造业工人每月的工资是中国的22倍，即在美国雇1个人，在中国可以雇22个人，因此中国生产的产品在成本方面很有竞争力。但到了2010年的时候就变成10倍了，到2015年的时候，变成5倍了。现在5倍不到，可能3倍-4倍的样子。相对竞争优势、成本优势在慢慢消失。
我在书中也谈到，过去发达国家的企业家在前面创新，中国企业家跟在后面套利，现在套利空间越来越小，越来越难，比如外国企业发明了手机，中国企业也生产手机套利，山寨很容易，但山寨手机的生产模具就比较难。后来中国企业也可以生产模具了，但很快发现，生产模具的机器不是德国的就是日本的，连零件也没有中国的，制造模具套利需要很高的技术积累，中国企业在技术上还有欠缺。
套利空间越来越小，模仿的难度越来越大的时候，怎么赚钱呢？只能靠创新。创新就是创造出原来没有的东西并将其商业化。如果企业只靠创新发展，发展速度不可能太快，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从套利到创新，需要人的素质完全不一样，原来适合套利的人，不一定适合创新。过去靠套利型的企业家推动经济增长，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现在套利型的企业家任务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
中国有句话叫“曾经沧海难为水”。赚了快钱，赚了容易赚的钱，会形成一直思维方式，创新等待若干年才有收获才能赚钱，心理接受不了。过去可能像种菜一样，5、6月份耕作，8月、9月份就收获了。现在可能像栽树一样，栽了5年之后才能吃果子，能不能吃到还不知道。有些老企业，内部管理体制以及领导人的思维方式非常官僚，决策也官僚化。一大批中国老的企业家会退出历史舞台，会被淘汰。一般年轻一代企业家创新的可能性更大，他们没有包袱。
创新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是技术可行性的不确定性，二是商业价值的不确定性，三是相关技术的不确定性，四是政治、文化和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创新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按照事先的规划去创新，只能靠企业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分散决策，每一个企业家自己做创新。
不确定性意味着创新的结果是不可预测的，我们无法预知10年或20年后什么是主导性的技术，什么是主导性的产业，至少我认为不太好预测。不论在什么机制下创新企业家都会犯错误，任何一个企业家犯了错误，都在为其他企业家提供了赚钱的机会，市场经济本身就存在一个纠错机制。你谈及的“创新容忍度”的问题，这个很重要。我们应当构建容错机制，要理解那些为创新而努力，最后也许失败的人，如果社会对失败不能比较宽容，好多人就不敢去创新，不再去尝试，创新就越来越少。
三、不要浪费房地产这门课，企业家吃苦精神需要传承
《金砖财经》：许多企业家在做决策时，在特定的时期往往可能没有正确答案。在您的书中，有大量的企业家思考与决策过程的案例，更多的决策充满了冒险精神，大多对困难估计不足，事后复盘发现，有些决策是赌对了。对当下中国的一些房企来说，决策模式是否需要进行反思？有哪些思维与认知依然值得传承？
张维迎：房地产在中国过去几十年发展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贡献不仅在于改善了人们的居住条件，生活更舒适，还带动了很多相关产业的发展，比如建筑材料，今天用的建筑材料和20年前，甚至10年前相比已经不一样。
每一个产业都是培养企业家的一个场所，房地产行业也培养了一大批企业家，企业家也经历了一个学习的过程，不断成长、不断适应新的环境，慢慢有了自己新的想法。过去房地产赚钱非常容易，房地产企业套利的空间非常大。
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老百姓不仅有了一套房子，甚至有了好几套房，未来的套利空间不可能像以前那么大，留下来的房地产企业一定会减少，但并不意味着未来就没有新企业进入，但可以肯定，中国最耀眼的企业家已经不再是房地产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各类财富排行榜，前三基本都是地产商，未来是不可能的了。
现有房地产商如何去转型，情况不太一样，有的转型快一些，有的转型慢一些。过去，钱与土地资源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有的企业靠优惠条件拿到一块地，有的靠关系拿到，怎么盖房子都是赚钱的，不盖转让也可以赚钱。拿地包含了人们对未来乐观的预期，但房价不再涨了你怎么赚钱？你盖得比别人更好一点。今天这个挑战更大了，房地产行业同样需要创新精神，原来是只有盖好房子就能卖，现在要盖出购房者喜欢、竞争对手做不到的房子，才有市场。
现在房地产行业面临的大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企业家一直过分乐观，这是人性，是人就会犯错误，越成功的人越可能犯大错误。一个成功的人容易将成功归结为自己了不起，失败了可能会归结为别人栽赃陷害。
我们看到，房地产行业中一些过去非常优秀的企业、企业家为什么栽了跟头？我觉得与成功带来的过分乐观有关系，现在大家心情要平静一下。这对好多企业家来讲是一门课，这门课不要浪费了，希望好多不在房地产行业的企业家也去反思，为什么非常有名的房地产企业家突然会出问题。
企业家雄心勃勃想改造世界，但是还是受一些条件的约束。企业家本身比一般人要乐观，不像普通人一样循规蹈矩，但是过分乐观，适应能力可能就变差了。环境如果变化不大，容易调整；环境出现大变化，经营又不是靠自己的钱，问题就会显现，好的企业很快也会“断气”。
企业家确实很不容易，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只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揍。美国对2994名企业家做了一项调查，都是新创企业的企业家：你认为你的企业未来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81%的人认为70%以上的概率会成功，甚至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100%会成功。那个时候美国三分之二的新创企业在四年内都倒闭了，或者面临着财务困难。这两个数据相差太大了。再比如投资人投资的项目，投资十个有一两个成功就赚大钱了、就了不起了。当然有些投资人做得更好些。
我多次听到成功的企业家说，如果当初知道这么难，根本就不会开始。低估困难在企业家中是普遍现象，也是企业家成为企业家的重要原因。
你提到精神传承，我认为吃苦精神需要传承。人们经常说员工是996，我看每一个企业家的工作时间都比员工要长。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好多企业家都是“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从历史角度来看，成功的企业家不可能不吃苦，希望新一代企业家即便是在优越的条件下仍然能够练成一种吃苦的精神。
时代在变化，地缘政治，国际环境在变化，中国企业家面临的挑战要比以前更大。
我在书中最后一个章节也讲到价值观的冲突，原来也不是完全没有价值观冲突，但基本没有影响企业经营，现在变得不宽容了，预期完全改变了：过去只要有本事，产品有市场，卖到国外就不会有问题，现在可能卖不出去了，不是产品有问题，不是客户不喜欢，而是国家之间的出现冲突，这个时候就不能再去做。
四、有哪些心智认知成就了企业家？哪些会导致失败？
《金砖财经》：有企业家曾表示，在中国做企业不是那么容易，既要会唱《国际歌》还要会唱《东方红》，既要懂得潜规则，还要懂得明规则。这从侧面折射出了一个重要的认知，企业家在进行商业冒险时，同时也要懂得隐忍。过去几十年，您对企业家心智和认知做了大量研究，有哪些心智和认知成就了企业家？哪些会导致了企业家失败？有哪些案例让您印象深刻？
张维迎：这个问题其实蛮复杂。我一般都不太愿意告诉企业家该做什么，每个企业家都有自己的想法，同样优秀的企业家的认知也可能完全不一样，有时甚至是完全冲突的。一块做企业的人最后可能分道扬镳，这不是例外，是普遍现象。
对于企业家精神，我在书里做了总结。一是如果没有冒险精神，没有想象力，很难成为成功的企业家。想象力是塑造未来的，而不是预测，不是明天下雨不下雨，我带伞不带伞。想象力是什么？想象力是醒着做梦，非常重要。当我们有一个想象的东西，它就是奋斗目标，比尔.盖茨先生想象每个人桌子上有个电脑，如果没有微软的软件或者类似的软件，每个人的桌上不可能放着电脑。
二是企业家看问题一般比别人看得简单。李书福为什么造汽车，就是因为他把造车想得很简单，汽车不就是把一个沙发放在四个轮子上吗？这种极简化认知让他走上了汽车制造的“不归路”。
三是意志坚定。事情看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没有那么简单，所有伟大的企业家没有没经历过失败，如果没有坚强的毅力和很大的耐心，你不可能屡败屡战，成为一位成功的企业家。能够经得起失败还能坚持下来的人才能成为企业家，失败一次就不干了则成不了企业家。企业家一定是希望自己的事业能够有一个成功的句号，而不是失败的句号，这是企业家的坚韧精神。
我们原来期待中国和国际的规则越来越兼容，中国加入WTO之前或之后，我们仍然坚持国际接轨，接轨意味着什么？中国的规则和国际上越来越像。接轨就是假定别人比我们的好，改变我们自己，废除审批制，这些政策调整都是为了接轨。
现在看来挑战非常大，有一些企业家可能跳到了其他地方，到东南亚，新加坡，他本人觉得更好一些。企业家没有能力要去改变所有的事情，还是需要国家在宏观上推进，坚定不移地进行市场化改革，坚定走法治化、市场化道路。
如果在一个法制的环境下，企业家应该集中精力搞生产客户喜欢，愿意买单的产品，如果法制不健全，就没有办法完全把精力花在研发、创新上，还要应对非技术、非商业的一些东西，在国际竞争中就处于劣势。
因为套利养活了一大批企业家，新一代企业家其实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90后”、“00后”企业家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如果巨人塌了，肩膀承担不起，新一代的企业家可能不会像我们想象那样容易。
我在10多年前也提到这个问题，西方企业家主要精力在思考产品、靠市场靠客户，我们企业家好多精力仍然在思考政策，应对非市场、非商业的政策变化。我希望改革开放一直往前走，中国更多世界级一流企业家出现是指日可待的。
五、公司治理没有标准答案，只有企业不断去尝试
《金砖财经》：有学者认为，很多具有强科技背景的科学家在创业以后，往往可能把成果和产品做了出来，也完成了融资，但很快便失去了对公司重大决策的决定权、未来发展的掌控力。也有学者认为，第一大股东想上市，股份要压到30%以下，分散些比较好。在您看来，要建立“以企业家为中心”的公司治理结构。现在看来存在一些分歧，您如何看？什么样的治理结构是最优解或相对理想的模式？
张维迎：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简单说一下，我们过去强调的公司治理有一些隐含的假设，比如股东都是对的，小股东更对，公司治理的核心就是怎么防止管理者去偷拿抢。我们前面讲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企业家的判断力跟个人不一样，可能多数人不认可，股东也不认可。
我认为没有标准答案，只有企业不断去尝试。做企业家要求的素质比一个发明家要高得多，历史上有好多例子，最典型的就是瓦特，他是个发明家，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两个好的企业家，一个罗巴克，一个博尔顿，资助了他，最后也成就了企业家，但这种事有时候可遇不可求的。
回到企业家，你真正学会了什么？你怎么学会跟投资人周旋？我举个例子，就像李彦宏，百度一开始就是卖软件、技术给新浪与网易，赚钱也不少，但是后来李彦宏想自己做搜索的时候，他的董事会基本是一致反对的。投资人一般就是这样，赚钱赚回来了，不愿意再冒大险了，投资人衡量自己成就的标准，就是回报率，但企业家不同，他还在乎做成什么事儿，某种意义上也存在利益冲突了。认知冲突与利益冲突都是存在的，如果仅仅是利益冲突的话，企业家可能就要让位。
我在书中还讲了，传统公司治理理论强调投资人或者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冲突，假设是利益冲突，并且只有利益冲突，这个假设非常偏颇，因为二者之间的冲突更多是认知的冲突，而不是利益的冲突。
因为认知冲突而分手的合伙人比比皆是。创办微软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分手、创办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与沃兹尼亚克分手了，创办万通的“六君子”分手了，新希望集团和刘氏四兄弟分手了，新东方的俞敏洪、王强和徐小平分手了，不胜枚举，其中的原因，主要不是利益问题，而是认知问题。
如果是认知冲突，企业家要力争，这页是为了投资人的利益。李彦宏不像马云那么能讲，但他对自己充满信心，他就较劲，很简单，如果认为我的想法不行，我辞职不干了，公司解散了，你们全拿走算了。这一条可能感动好多人，不能说吓唬了好多人，一个人自己的东西敢于不要，他的理念是多么强烈，股东就会支持他。
在早期互联网时代，我记得有个8848，创始人被投资人干掉了。搜狐也面临着同样的压力，但张朝阳是幸福的，最后挺过来了。关键在于企业家能不能说服投资人。另一方面，既然拿了人家的钱，就不能自己想干啥就干啥。如果投资人说了不算，就没有人愿意投资了，也没法保证企业家一定优秀。
现在好多企业家也学聪明了，我不再是大股东，但我仍然要有控制权，企业家的控制权和股份可以适当分离，像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就是这样一个方式，合伙人没有那么多股份，但是我还是有决策权。
有些公司上市，有些股份持有者是没有投票权的，这是一种很灵活的思维，真正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得到发挥，没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会被干掉。
不过，真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也会被干掉，1985年乔布斯经营了苹果10年被他的董事会干掉，过了12年他才被请回来，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我在书中也写过，泛美航空公司的创始人被其最大的股东干掉，相当于“政变”，这家伙被干掉后，别人还真玩不转，又将他请回来了。这种事情很多，也不奇怪。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机制与制度，这些问题要case by case，只能在过程中去处理。有一些企业家很冤枉，你待我不公，我就证明给你看，乔布斯就是这样。
六、理解企业家，真要走到哲学层面来思考问题
《金砖财经》：您一直认为，知识分子对企业家存在一种偏见和误解，并从文化、人性的角度给出了相应的解释。据描述，您对企业家的研究，获得了大多数企业家的认可。有没有一些企业家对您的研究持有不同或相反的意见？突出的集中在哪些方面？
张维迎：坦率的说，我没有做过企业，我又没在企业工作过，就在大学或政府工作，在政府工作的时间也不长，我在大学当院长类似一个企业家，这对我理解企业家是有帮助的。企业家决策多数人是反对的，多数人的决策不是企业家决策，而是一般的管理决策，一般的管理决策现在机器都可以做成。我在做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时候，我的好多决策也是好多人反对的，但是我要想办法说服他们。
大学和企业又不太一样，没有更多手段让人必须按你的决策去做。而企业家不同，假如我是一个大股东，我就是要这么做，你想不通以后会想通的，我是老板我说了算。有好几个企业家看完我的书给我发微信，“我太兴奋了，我推荐给我好多朋友，然后自己买书再送给朋友”；还有一些跨国公司中国区CEO认真写了读书笔记。我的想法也不断在丰富，还在变，还在进步，还在提升，我刚才跟你一开始讲的有些东西，书里就没有展开。
为什么企业家富有想象力？为什么想象力如此重要？我还在深入去探索这个问题。我们说未来的世界是不确定的，就像明天下雨不下雨，我不知道。但不仅如此。未来是怎样的，依赖于我们的想象，依赖于我们的行动。这是待定性，不是简单的不确定性。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都是由企业家、科学家们创造出来的，电脑不是一定就在我面前，iPhone或智能手机不是一定可以链接我们俩人进行对话，你在上海我在北京。首先是想象出来，然后是创造出来。没人想就不会出来。
世界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如果世界完全是客观的，每个人都是被动的，无所作为的，就只能适应，对吧？如果世界是主观的，那就可以创造，可以改造。企业家脑子里的世界，一定是相对来说是主观的。
大约1750-1760年左右的时候，英国铁的产量大大增加，铁用来干什么？过去铁很稀少，只是用来造农具、刀具。现在铁多了，如果找不到新的用途，炼铁的企业就要破产。有个铁匠名叫约翰•威尔金森，生产加农炮的，他想象用铁造船。但当他提出用铁造船以后，999/1000的人认为他疯了，怎么可能用铁造船？铁在水里飘不起来，在当时是常识。但是威尔金森有这个想象力就努力去做，最后证明他是对的，他死的时候棺材都是铁做的。
要理解企业家，最后真的走到哲学层面来思考问题。待定性，想象力其实是哲学问题。我还在不断观察，不断思考，每一次跟人交流，别人的提问都会诱发我去思考，我在想怎么能够更好地表述得更清楚，让人容易理解。
企业家最重要的是想象力，但是想象力怎么来的，还得再研究。为什么有人有想象力，有人没有想象力？可能与知识有关，可能是天生的，可能与环境有关，在一定的环境下，可以展翅高飞，想象力丰富，但环境不允许飞，就只能坐井观天，想都不敢想。马斯克搞Space X，要搞太空旅行，在中国你就不会想，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好多因素共同塑造出来的，想象力是互相启发的。
有时候几个人一块讨论问题的时候，新的想法就出来了，如果几个人分开，就可能形成不了idea，一个人的观念、观点有时是需要几个人不断碰撞。研究企业家心智模式，对每个想成为企业家的人，或者已经在做企业的人都会有一些启发，所以我是充满信心，我接触企业家真的让我很欣慰，大家都比较认可、愿意读我的书，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读我的书。
一些知识分子对经济问题、在商业问题的理解，大多处是folk economics状态（民间经济学），更多是一个直观的理解。蛋糕就这么大，你多吃一块，我就少吃一块；你赚钱多了，肯定是靠剥削人家赚钱；你地多了，别人地就少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市场经济是企业家参与创造的，企业家的主要责任不是分配。
企业家很多知识是通过实践得出的软知识，在书本上没有，传统的知识是理解不了，传统上讲的知识都是书本上的知识，可以通过教授、老师传授的知识，才叫知识。
以前经常讲，造原子弹的没有卖茶叶蛋赚得多，这是个大问题，事实上也不是个问题。凭什么造原子弹就一定得比卖茶叶蛋赚得多？茶叶蛋卖多了，像麦当劳连锁一样可以卖好多，不是很正常了嘛？我的意思是不能用这种思维，好像他的知识就高档，知识分子不自觉地对自己的知识估计过高，认为他的知识是高档的知识。
企业家知识是实践知识，软知识。大部分企业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容易比知识人轻视。
我刚看到一篇恒力集团的文章，这家企业是苏州吴江的，在2022中国民企500强排行榜中，恒力排在第三大。创始人是一个小学毕业生，先在一个工地上做建筑工人，后来受伤了没法做了就开始收购废蚕丝，通过收购废料慢慢做起来，现在从上游炼油、化工、聚酯材料等形成了一条龙。这种企业家精神通过传统知识是没有办法去解释的。
企业家脑子里的东西，不是那么受人们待见。如果他不赚钱，那就无所谓了，问题是赚钱了，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我的同学，小学同学，中学同学，我从小考试成绩比他好，他的作业都是抄我的，现在我给他打工，他请我吃饭财大气粗，我就显得很自卑了。大多数人是这样的心理，好多知识分子难以接受。
许多知识分子不理解企业家，包括爱因斯坦，也不懂企业家，他提出一个口号叫“为需要生产比为利润生产要好”，他不理解利润究竟是什么，为利润生产不就是为需要生产吗？
经济学也有责任，经济学构造的一套市场理论中没有企业家，只有价格没有企业家精神，只有数据没有想象力，我们经济学的思想理论就排除了企业家。假定未来是确定的，假定每个人无所不知，一样聪明，那还要什么企业家？一谈市场经济，就是资源配置，就是最优决策，这也对理解企业家不利。市场理论需要有企业家精神的注入。
我认为市场最核心的就是企业家精神，但经济学关注的焦点不一样。经济学关注的是什么？关注的不是发展和变化，关注的是均衡，关注的是稳定，而市场的本质是变变变，今天消费的东西和昨天不一样，昨天和前天不一样，那才叫市场。
老百姓对企业家的偏见容易理解，就是妒忌心。看到别人富了，看到别人赚钱了，自己心理不平衡，咋办呢？就像比赛一样找个办法自我安慰，如果承认你比别人笨，那不能！别人赚钱多就一定是道德败坏。我赚不了钱，但我道德高尚，就找到了安慰。这一次我写这本书还有一个目的，它不是纯学术的，我希望这本书能改变人们的看法，有正确的看法才要有政府的政策，社会才能更健康。
七、弘扬企业家精神，关键是引导到哪，在哪释放出来
《金砖财经》：中央强调，要发挥企业和企业家能动性，营造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对于营造市场化、法治化与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您认为在政策与制度建设方面还可以有哪些作为？如何提高企业家精神的密度，有何建议？
张维迎：我简单说一下。企业家精神潜力在人口当中始终存在，从古到今都存在。真正弘扬企业家精神，关键是把它引导到哪，在哪释放出来。
做企业和去政府，对社会的后果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好的体制是什么呢？就是让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去做企业，创造财富，而不是把他们诱惑到政府去分配财富。所以企业家资源的配置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
不同的体制下企业家精神的释放方式不一样，在古代就是去打仗，市场经济的时代就是通过工商业活动创造财富，这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企业家精神。如何做到这一点？一个是自由，一个是法治，一个是对财产权的保护。财产权都懂，自由是人要有思维的自由和选择的自由。只有思维的自由，人才会有想象力。
思维有时是为了改变现实，如果你知道你没法行动，可能想都懒得想了。只有一个人知道自己有所作为的时候，他才会去想、去做，现在仍然有好多企业家担惊受怕，信心不足，怎么让他们有兴趣、有信心，就是让他们看到希望。什么希望？有个更好的市场，更有效运作、更好创造财富的游戏规则，这样才更加健康。
同时也不能只盯着现存的企业，让他有活力，让他敢干。普通人谁会成为企业家，我们不知道，只有通过自由竞争才知道，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甚至过去20年时间，好多企业家都是摆地摊开始的。从这个生态冒出来成为最优秀的一批人，当然有些人被淘汰了，但是没有那个生态，就没有办法出现优秀的企业家，这与体育比赛也是一样的，不比赛就挑出一个冠军，肯定不是最好的。
要鼓励优秀企业发展，谁是优秀企业？优秀企业与企业家都是竞争出来的，尤其是未来一代，只要每个人还有自由、有野心去做企业，优秀企业家就会冒出来。我反对把人才划为高端、低端，赛后统计也不能成为一个政策依据。
好多伟大的企业家都是从摆地摊开始，从做小生意开始。卡内基一开始就是个童工、送电报的一个小孩，福特是一个打工的工程师开始，马云一开始是卖黄页的。在任何一个地方，驱赶低端人口，就是在消灭企业家精神产生的条件及其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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