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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谭丰华

2013年,86岁的保罗·沃尔克到北京大学做了一场授课,课后在未名湖畔跟一位年轻学者散步聊天。走着走着,这位身高2.06米的巨人停下来,自言自语道:“通胀去哪儿了?(Where is the inflation?)”

沃尔克,上世纪80年代初的美联储主席,曾经成功领导了一场遏制美国超级通胀的行动,为宏观经济学史留下了“沃尔克时刻(Volcker Moment)”这一名词。这个时刻奠定了美国长期增长的根基,而“通胀”一词已是沃尔克难以抹去的印记。然而,随着2019年他的逝世,他的时代似乎已经渐行渐远了。

但是,在2022年,他的名字再次回归大众的视野,“沃尔克时刻”成为热词。

2022年,美国6月CPI同比上涨9.1%,达到40年最高,也勾起了人们对于沃尔克时代的记忆。为应对此次超级通胀,美联储祭出了史诗级的加息动作,今年截至9月,美联储已经多次暴力加息,达到300bp,这种力度同样是40年来所罕见。

通胀,在两个时代之间,讲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故事。

01 通胀的见证

2022年6月,美国CPI同比上涨9.1%,创造了40年来的新纪录。

此后,这个数据一直居高不下,7月为8.5%;8月为8.3%;9月为8.2%。尤其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与能源后,核心CPI同比增长6.6%,高于8月的6.3%,冲上1982年8月以来的最高位。

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创新高,欧元区的通胀率在9月也达到了10%。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在今年三季度将达到11%,这也是自1999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这一切,有很多原因。

1)最重要的是货币超发。疫情后,美欧大搞经济刺激,美国还推出了无限量量化宽松,无上限无底线向市场投放货币。2020年一年,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扩张了3.2万亿美元,增幅达77%,MMT(现代货币理论)大行其道,MMT虽有“现代”二字,却可以追溯到凯恩斯,它假设经济运行在需求不足的状态,货币扩张不仅不会带来通胀,还可以刺激实体经济增长。

从2020年3月到2021年3月,美国搞了三轮财政刺激,总额高达4.8万亿美元,给中低收入群体发放现金补贴,提高失业补助,为企业提供救助资金和税收优惠,向地方政府和医疗卫生系统发放补助。

这个补贴是惊人的。以失业补贴最高的马萨诸塞州为例,一个年收入10万美元的家庭,如果夫妇二人幸运地在疫情期间都没有失业,可以领到6400美元以上的现金补贴。如果夫妻双双失业,则能领到70000美元左右的现金。即使在补贴最低的密西西比州,也能领到42000美元左右。如果考虑到税收、交通、应酬等费用,可能比正常就业一年的实际收入还要高,可以说,疫情的冲击反而让很多美国人更富有了。

美联储还调整了货币政策框架,2020年8月,提出“寻求实现长期平均2%的通胀目标”,关注的是长期目标而不是短期物价走势,提升了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同时,随着疫情管制放松,居民需求也大幅扩张,导致通货膨胀。

但是,2021年,面对高通胀,美联储的反应是迟钝的,并未紧紧跟上通胀曲线,加息动作远远落后,导致通胀烈火烹油。

2)供应链危机加剧通胀水平。疫情造成了供应链危机,生产各个环节受到很大影响,大大增加了生产、运输和消费成本。计划环节,受疫情影响,很多企业无法及时准确地获取供应链全链条数据信息,一旦在计划出错,可能对全局都造成严重影响。采购环节,若原材料和零部件地区受到疫情管控,采购企业就会受到重创,例如我国高度依赖国外高端芯片,若芯片无法进口,我国的制造业会受到严重掣肘。制造环节,人员隔离、劳动力短缺等问题,严重冲击生产,甚至出现停产、倒闭等严重后果。由于生产配置的刚性特征,很多企业很难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实现生产自救。交付环节,受疫情影响,全球多地港口拥堵,一箱难求,运价飙升,国际航空运输也曾一度停摆。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及对通胀的推波助澜不可忽视。

3)地缘冲突等因素引起能源价格上涨。俄乌冲突对能源贸易和运输造成了巨大的掣肘。自2021年以来,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已经翻了四倍多,导致生活成本飙升,经济活动受到阻碍。当地时间2022年9月2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俄气)发表声明,该公司在对“北溪-1”天然气管道最后一台运行的涡轮机进行检查时发现其损坏,在完成修复之前,该管道将被迫停运。9月5日,俄罗斯无限期关闭北溪1号管道,受此影响,欧洲天然气价格一度暴涨35%。同一天,伦敦洲际交易所天然气期货价格开盘后大涨30%。这个只是整个欧洲能源紧缺、价格高涨的一个缩影,也是全球通胀的一个切面。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形势恶化导致大量人力物力用于战争和政治冲突,而非用于生产性活动,这个成本无疑也是巨大的。

与此同时,2022年夏季,全球各大洲都在遭受着不同程度的气象灾害,高温、干旱、暴雨以及森林大火等自然灾害频发,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并且给经济财产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COPA-COGECA(欧洲农业团体联合会)预计2022年欧盟谷物总产量为2.69亿吨,比上年减少6.8%;普通小麦产量预计为1.256亿吨,比上年减少2.5%;杜伦麦产量预计为740万吨,同比降低7.4%,在造成粮食危机的同时也推动了通货膨胀。

4)逆全球化抬头导致贸易成本增加。早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严重破坏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随意加征关税,限制高科技产业投资合作,调整转移产业链,客观上增加了经济成本。拜登上台后,不但没有调整原有策略,反而搞了新一轮的打压措施,扩大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导致全球产业链的动荡,加剧了全球通胀的压力。

5)国际热钱投向发生重大转折。2008年之后,全球超发的货币导致了空前规模的国际热钱,纷纷涌入楼市、股市和币市。比如2020年至2021年欧美国家房价暴涨,不少国家的房价累计涨幅达到20%,但是由于楼市、股市、币市价格上涨不计入CPI,因此即使这些资产价格暴涨,并不会直接引起通胀。而随着近期当地欧美楼市、股市的泡沫越吹越大,2021年下半年,国际热钱突然转向,大量涌入大宗商品市场,导致大宗商品价格突然暴涨,引发恶性通胀。

随着通胀水涨船高,迫近了两位数,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祭出了自沃尔克时代以来最猛烈的货币紧缩行动。自今年3月开启加息周期以来,美联储已加息5次,更是在9月决定连续第三次大幅加息75个基点,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在11月的议息会议上连续第4次大幅加息75个基点。决策者还在更新的点阵图中预期,年内最后的两次会议中大概率还将有125个基点的加息空间。

对此,鲍威尔引用沃尔克的回忆录,提到了沃尔克抗通胀的决心,称政策制定者“将坚持下去,直到任务完成”

但是,暴利加息可能会导致衰退风险。美国近期一项调查显示,97%的企业高管认为美国经济正处于衰退或走向衰退。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史蒂夫·汉克此前接受CNBC(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也表示,美国经济将在2023年陷入严重衰退。美国摩根大通公司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在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通胀失控、利率上升速度超过预期,以及俄乌冲突等因素加剧了未来的不确定性,美国可能会在6至9个月内陷入经济衰退,并提醒市场参与者提前做准备。

02 通胀的镜鉴

20世纪70、80年代,美国迎来了史诗级的通胀。

1960年代,约翰逊总统大幅增加战争以及反贫困等支出(例如医疗保险),在政府赤字增加的同时也推高了价格,此外,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了需求,推升了通胀。

1971年8月,美国宣布单方面废除布雷顿森林体系,暂停美元与黄金的自由兑换,随后宣布实行强制性工资价格控制,扭曲的价格控制加剧了囤积居奇等行为,在控制放松后,物价立刻反弹。

此外,1973年,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对美国实施禁运,推升了能源价格。叠加极端天气厄尔尼诺现象加剧,全球粮食歉收严重、粮食价格攀升。

1970-1979年期间,联邦基金市场交易活跃,使得联邦基金利率成为监控货币市场状况的指标,如果货币总量高于预期增长率,美联储会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以收紧货币需求。但在此期间,美联储无意大幅改变基金利率,利率调整往往落后于市场变动,这时候使用联邦基金利率作为操作目标助长了货币增速反复超调。

1979年8月6日,沃尔克上任美联储主席,掀开了美国货币政策新篇章。他认为,无法确定什么水平的联邦基金利率最能调节货币供应量,直接控制货币数量是打击通货膨胀的更有效手段,调节货币供应量也可以有效地允许利率有更宽的波动区间,因此将操作目标转变为货币供应量,更直接、明确、严厉地调控货币增长。

沃尔克严格控制货币供给增速,锚定通胀预期,提升货币政策可信度。

1)扩大准备金缴纳范围,调低非借入准备金目标水平,降低货币乘数,进而收缩广义货币供应量,1980年通过的《货币控制法案》要求所有存款机构缴纳准备金;

2)通过提高借入准备金目标,间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

3)1980年3月,启动“特别信贷限制计划”。

两年多时间,沃尔克创造了“通胀预期本位”的货币政策框架,对降低货币增速意义重大。

沃尔克的紧缩政策也曾遇到阻力。在1979年9月18日的FOMC(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投票中,对于加息决策,七位委员的投票支持反对比例为4:3。反对者表示,频繁加息不一定能遏制通胀,反而可能导致衰退。对此,市场的反应是,“这将是最后一次上调利率”,没人相信美联储会持续紧缩。

白宫对于货币紧缩表示了不满,卡特总统认为激进加息可能引发衰退,并影响连任选举。

国会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主任罗伊斯公开质疑美联储的紧缩政策,他问美联储“拯救美元”是否有必要让“男女失业,企业破产”。

由于利率上升可能导致美元升值,影响美国出口,出口厂商与工人也非常不满。

1980年4月,联邦基金利率达到前所未有的19.96%,导致了短期内的严重经济衰退,还不起贷款的农民,开着拖拉机堵在美联储总部大楼前,咒骂沃尔克的货币紧缩政策。

但这些阻力没有让沃尔克放慢脚步,为推进货币紧缩,沃尔克还采取三项强力举措:首先,将折现率上调1%,表明对抗通胀的决心;其次,提高银行准备金率,促使信贷紧缩;最后,让货币政策与联邦基金利率脱钩,直接以货币供应为政策目标。

激进的货币紧缩最终引发了经济衰退。

第一次衰退(1980年2月-7月):

从1979年9月至1980年5月,美国ISM制造业PMI指数从49.6降至29.4,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从66.7降至51.7。实际GDP环比增速(年化)从1979年三季度的3%下降至1980年二季度的—8%。失业率从5.9%上升至7.5%。根据NBER(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定义,美国经济于1980年一季度进入衰退。

对此,美联储于1980年7月解除了信贷管控,经济出现了强劲的反弹。1980年三季度,美国经济迅速走出衰退,制造业PMI从5月的29.4上升至10月的55.5,消费者信心指数从51.7回升至75,M1同比增速从4%上升至7%,联邦基金利率从10%上升至13%。10月,两伊战争爆发,全球油价飙升,通胀危机再次降临。

第二次衰退(1981年8月-1982年11月):

面对上述通胀风险,美联储很快开启了新一轮紧缩,联邦储备金利率从1980年10月的13%再度飙升到12月的20%。——对美联储而言,紧缩是抗通胀的利剑,但对于卡特政府而言,紧缩带来的衰退无疑是连任的巨大利空。1980年11月,卡特在总统竞选中败走麦城,里根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

受货币紧缩影响,1981年一季度制造业PMI再次降至50以下,联邦基金利率逐步从22%又回落至15%。但到了1981年4月,M1出现明显增长,同比增速上升至11.5%,CPI环比增速仍有1%,由于忧虑通胀风险,美联储还是选择了紧缩。5月,联邦基金利率上调至20%。

对于这次紧缩,美联储在1981年5月的会议纪要中写道:CPI涨幅减缓不足以反映潜在通胀压力的缓解,真正的重点,是要让公众感受到通胀在关键时刻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对扭转通胀和通胀预期至关重要。

1981年三季度,美国经济再次陷入衰退。制造业PMI从7月的46.7下降至11月的36.1,并于1982年全年保持在40以下。消费者信心指数从73下降至65左右。CPI同比增速从1981年7月的10.8%下降至1982年底的4.6%,环比增速从1%大幅下降至0.2%。由此可见,在美联储反复强力打压下,通胀势头终于被压制了下来。

这次的经济衰退持续了五个季度。1982年7月后,美联储的任务终于从对抗通胀转向提振经济,联邦基金利率下降。

1982年11月,美国经济走出衰退,同时最重要的是,美国自此告别了高通胀,迎来了低通胀与持续增长的“大缓和”时代。经济开始恢复增长,失业率也开始下降,美国经济进入了良性发展的阶段。

直到几十年后,美联储的高级官员还撰文盛赞沃尔克“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长期经济扩张奠定了基础”。

沃尔克成功抑制通胀的历史壮举,具有多方面的有益启示。

1)获得市场信心以推动通胀预期下降是重中之重。沃尔克的最大成功之处在于迅速控制了通胀预期。他在上任伊始便向市场传达了不惜一切代价对抗通胀的决心,在大幅加息引发经济衰退,甚至在面对华盛顿爆发失业游行,仍然顶住压力加息。

事实证明,这种预期管控的坚定性是通胀治理成功的关键。回顾历史,1965年后,美国出现通胀,但货币政策瞻前顾后摇摆不定,民众和市场对美联储可以对抗通胀并不抱有信心,导致通胀预期持续高涨,进一步加大了通胀治理的难度。

60-80年代的四位美联储主席中,马丁和沃尔克都成功控制了通胀,而伯恩斯和米勒任内通胀失控,后者的加息幅度并不小,但效果却是天壤之别,问题就在于货币政策沟通及预期管理。后者的弱点在于被政治利益裹挟,被市场和民众普遍认为他们不会为了对抗通胀而牺牲就业,因此无力扭转通胀预期和刻板印象,使得通胀预期不断自我强化。

相比之下,作为鹰派经济学家出身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坚定认为物价稳定是就业的基础,坚定的、有力的紧缩政策树立了市场与公众信心,有效推动了通胀预期下行。

2)抑制通货膨胀或需要经济衰退作为代价。在沃尔克上台前,较为普遍的策略是渐进主义加息,即对联邦基金利率进行微调,意图在“温水煮青蛙”的加息过程中接受紧缩,而不至于让市场在短期内承受难以承受之重,引发经济高空坠落。而沃尔克采取的是雷霆手段,控制货币供应量以大幅提升联邦基金利率,短期内控制了通胀并建立起了美联储信誉。

虽然沃尔克成功抑制了通胀,但强力的紧缩也导致了双底衰退。

希腊神话中有两个水中怪兽,斯库拉(Scylla)和卡律布狄斯(Charybdis),分别守在墨西拿海峡两侧。其中女妖斯库拉拥有六个头颅,藏身悬崖下的岩洞中,吞噬过往的船只和水手。卡律布狄斯长着巨嘴,通过吞吐海水制造出巨大的致命旋涡。凡是勉强逃出斯库拉之口的,必被卡律布狄斯的漩涡吸入腹中。

刚刚逃出“通胀”的狼窝,又可能不幸落入“衰退”的虎口。这就是通胀治理的窘境,这也正是美国在强力紧缩时面临的两难困境。其中,失业率就是这种两难悖论的体现。

近期,根据包括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名经济学家在内的一个研究小组的最新估计,美国的失业率可能需要高达7.5%,是目前水平的两倍,才能结束高通胀局面。

实际上,通胀和失业率之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

1958年,新西兰经济学家威廉·菲利普斯根据英国1861-1957年间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的经验统计资料,提出了一条用以表示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这条曲线表明:当失业率较低时,货币工资增长率较高;反之,当失业率较高时,货币工资增长率较低,甚至是负数。根据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理论,货币工资可以表示通货膨胀率。因此,这条曲线就可以表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反向交替关系。

这个曲线,经过萨缪尔森和汉森改良,并将其命名为“菲利普斯曲线”,使得菲利普斯名声鹊起。

萨缪尔森用菲利普斯曲线告诉世人,要想降低失业率,增加通胀即可。这给了政治候选人送出了一个竞选法宝,使得他们终于可以化解失业这个大难题。

有一个“痛苦指数”的概念,即通货膨胀率加上失业率。痛苦指数越高,就意味着经济景况越差,人们生活越痛苦。这个指数曾经预告了许多政治风云人物告别政坛。比如美国在1976年,痛苦指数为13.5%,预示福特总统在竞选连任中惨遭失败;1980年,痛苦指数为19.4%,预告卡特总统在竞选连任中失败;1984年,痛苦指数约为10%,其中通货膨胀指数约为3%,失业率约为7%,痛苦指数处于一个相对轻松的状态,结果里根在竞选连任中安全获胜。

“里根经济学”显示,里根在大选年中,采用限制通货膨胀、使失业率有所下降的政策,使痛苦指数保持在了最佳状态,赢得了选民的好感,最终赢得了总统竞选。

03 通胀的剥夺

财政是政府运转、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遇到财政危机,可选的解决之道有征税和发行债权,但这两者空间很小。征税实际上是对私人财富的直接剥夺,会打击私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要多发行债券,必须提高利率才可以,但这也会提升生产成本。

这两种方式只是将财富从私人所有者手里转移到政府手里,是不会发生通货膨胀的。但是,这两种方式都会破坏生产,导致政府收入的下降。

对政府而言,通货膨胀,是阻力最小的增加收入,也是对抗金融危机、经济萧条的最佳方式。开动印钞机就是政府解决问题的绝妙方案,足以达到政府短期利益和官员自身利益的高度一致。

虽然政策要追求长期主义,但是短期主义对于政府官员来说,更为重要。他们必须先保住自己的位子。重要时刻,他们顾不得身后的洪水滔天。

通货膨胀,本质上就是一种温水煮青蛙方式的、隐蔽的、合法的转移普通人资产到政府手中的过程,很好地满足了财政和稳定经济的需求,也很好地满足了官员短期政绩的要求。

在这个过程之中,政府用几乎没有成本的货币,就可以购买到私人生产出来的实实在在的产品和服务。这就是“铸币税”。

当然,通货膨胀也会带来短暂的繁荣。企业收入增加,也增加了政府的税收。政府还债,用购买力已经降低的货币去归还原来购买力较高的货币,又从私人手中把财富转移到自己的手里。

面对通货膨胀,政府一般不会承认价格上涨就是印刷货币造成的,因为如果承认,通货膨胀就会进一步体现出来。因此,通货膨胀往往会被归咎于囤积居奇的贪婪的商人和炒作的中介,还有炒房客,包括“蒜你狠”“姜你军”,以及“丈母娘推高房价”,等等。其实商人和中介推动了价格的传导,实际上是抑制通货膨胀的功臣。

通货膨胀被当成政府赚钱的有效策略,自古有之。

刘备入蜀后,因军用不足而发愁,这时谋士刘巴向他提出一个建议,“但当铸值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刘备听从了刘巴的建议,没过几个月“府库充实”(《三国志刘巴传》)。

原来,蜀国铸造了一种“直百五铢”的钱币,重量是普通五铢钱的四到五倍,但面值却是它的百倍,虚增了二十多倍面值,赤裸裸地掠夺蜀中百姓的真实财富。基于此,刘备必然得不到当地土著的支持,这也是蜀汉政权根基不稳的经济原因。

现代国家中,通货膨胀成为其解决经济问题的核心工具,以及剥夺居民财富的毒药。土耳其统计局2022年10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土耳其9月CPI同比上涨83.45%,创下自1998年以来最高纪录。土耳其央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哈坎·卡拉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土耳其通胀率已达二战结束以来最高水平。官方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9月土耳其交通价格上涨117.66%,食品和非酒精饮料价格上涨93.05%,家具和家用设备价格上涨89.68%,严重吞噬民众消费能力。

通货膨胀就是政府向私人加税。它不断地稀释私人的储蓄,也稀释私人的可投资资本,这种影响极其隐蔽而又极其深远。

04 通胀的回答

回过头来看沃尔克的拷问:通胀去哪儿了呢?

近三十年,冷战结束后的和平红利、经济全球化红利、人口红利、环境成本红利四大因素支撑全球低通胀,而目前四大红利消失殆尽,这将导致通胀格局的结构性变化。

1)从中国来看。近十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高潮的逐步消退,信贷需求下降,带来全社会购买力下降,总需求不足,导致价格涨幅偏低。2012年之后,中国的CPI增长率一直维持在3%以下。即使在美国面临通胀压力的2021年,CPI仅比上年上涨0.9%,低于全年3%左右的预期目标。

2021到2022年,中国货币当局采用紧信用、高利率方案,有效抑制了需求,对抑制全球通胀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统计局10月14日发布的CPI月度报告显示,9月,CPI同比上涨2.8%,环比上涨0.3%。1月至9月,全国居民消费平均价格比2021年同期上涨2.0%。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牛育斌日前在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十年,我国物价运行平稳,价格总水平始终保持在合理区间,CPI年均涨幅为2%左右,充分体现了价格改革、价格调控、保供稳价取得的重大成绩。

2)从全球来看。在全球化扩张的时期,低价的大宗商品和低劳动力成本防止了通胀。

一方面,中国供给成为全球通胀的缓冲力。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为世界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商品。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对进口的依赖度不断增加,但进口商品的价格指数却基本没有增长,30年累计仅有15%,年化增长率只有0.5%,也就是说,30年来,1美元对进口商品的购买力基本没有变化。同时,开放的中国吸引了全球企业在中国设厂,中国成为世界工厂,降低了全球生产的成本,消除因工资上涨等因素给进口国带来的通胀压力。

另一方面,技术进步降低了各种成本。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戴维斯研究发现,自2001年以来,技术进步(计算机、电子产品、信息技术等)对通胀的影响大约拉低了年均通胀率0.5个百分点。

但是,现在,虽然美国暴力加息已经使得通胀势头得到遏制,但从长期来看,低通胀时代已经结束。

05 通胀的展望

以2022年为起点,一个高通胀时代已经到来。

过去,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通胀下行,带领全球步入低通胀的大缓和时代。当前,全球通胀已经抬头,尤其是欧美发达经济体CPI创40年以来新高,全球CPI高于5%的经济体占比超6成。这意味着,从大缓和时代步入高成本时代。

1)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抬升全球经济成本。《巴黎协定》之后,各国签订的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协议直接使全球进入了绿色转型的新时代。其含义有三,一是成本,二是技术创新,三是收益分配,其中绿色成本是目前最大问题,导致全球经济成本在急剧增长。

全球“双碳”目标将导致能源价格和工业品价格中枢上升。虽然可再生新能源的发展有助于缓解长期的能源价格压力,但其规模很难在短期内满足全球增长的能源需求,中短期,全球仍将面临能源价格波动上行压力。碳交易通过明确碳排放产权的方式,建立统一市场交易,高碳行业需要为碳排放付费,承担更高的成本,为降低碳排放可能被迫限产,由此导致的供需不平衡将带来工业品价格的上涨。碳税则是直接的价格调控,按照污染者付费原则,高碳排放的企业将承担更高的减碳成本。当前,已经有全球超过130个经济体确立了碳中和目标,这些都将提升全球发展成本,这在本质上也是为了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付出的代价。这个过程将持续达二、三十年以上。

2)逆全球化带来的影响。近年来,大国在科技、贸易等方面的核心利益的博弈更为凸显,中美贸易冲突导致各主要国家开始反思过去数十年来的垂直分工体系,“以邻为壑”成为国际贸易的新动向,各国也开始打造内循环,都在对关键核心技术制定备胎计划。首先,美国不满于自身贸易巨额逆差,对全球化的兴趣下降,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升,并演变为逆全球化力量。其次,新兴市场经济体快速发展,带动区域贸易一体化发展,对全球化有新的诉求。如果全球分工的价值链越长,原材料供应商越单一,出现供应链瓶颈的风险就越高,于是各国开始重新审视全球化分工的效率优先,开始兼顾供应链安全和效率,这种趋势将导致效率的下降和成本的上升,支撑低通胀的全球化红利可能告一段落。

近几年来,无论是疫情初期全球口罩、呼吸机大量短缺造成死亡率居高不下,还是之后芯片短缺造成手机、汽车产量下降甚至停产,都暴露出这种基于帕累托最优原则进行的全球分工的脆弱性,各国已不再将成本控制作为全球供应链布局的首要考虑因素。

2021年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初,签发了关于加强美国供应链的行政令,旨在供应链去中国化,但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将可能导致成本增加。拜登政府提出“印太经济框架”,由美国主导重塑贸易和供应链规则,这实质上是基于意识形态和盟友关系开展的阵营贸易,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排除在体系之外,将阻碍比较优势的发挥,增加了生产成本。以此为代表,全球化分工的逻辑已经悄然发生变化,预示着一个将安全视为更重要标准的时代即将到来。

3)全球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短缺。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9年发布的人口展望报告预计,到2050年人口达到峰值并开始持续下降的国家或地区数量将增至55个;同期,世界人口老龄化加剧,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从目前的约9%增长到16%,届时欧洲和北美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将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在世界人口增长放缓、多国人口先后达峰的背景下,劳动力不足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对生产成本造成巨大压力。

4)地缘政治恶化。地缘政治冲突会增加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尤其是资源国冲突加剧通胀压力。历史上,典型代表是19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引发的滞胀,1973年,中东战争引发12个OPEC国家石油禁运,引发第一轮石油危机;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及随后的两伊战争,引发第二轮石油危机,油价大幅上涨。

当前,俄乌冲突带来的能源和粮食危机正在加剧通胀。俄罗斯的天然气、原油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分别达到27%和12%,对全球供需平衡有重要影响。俄罗斯和乌克兰还都是世界的粮食出口大国,两国在全球谷物出口中占比超过三分之一,在全球大麦出口中占比19%,在小麦出口中占比14%,在玉米出口中占比4%。俄乌冲突加剧了全球短期能源和粮食的供给压力,给全球通胀火上浇油。

近几年来,地区之间冲突已成为常态化,一方面对于产业链、供应链和国际贸易造成严重冲击,另一方面,地缘冲突带来了防务成本的增长。俄乌冲突后,长期保持中立的国家纷纷转投北约等西方阵营,可能引发新一轮军费扩张周期,加剧全球通胀风险。首先,军费备战的支出增长,限制非国防的生产要素投入,导致其它民生产业投资受限。其次,战争融资具有滞胀特性,可能导致债务货币化,最终加剧通胀。

此外,当前资源民族主义盛行,抬升了资源品的供给风险,推高中长期通胀压力。如2022年,印尼限制煤出口保障国内供应;智利议会通过了将采矿企业国有化的新宪法;秘鲁对铜矿加征开采税和矿区土地使用费;墨西哥总统主张锂矿开发完全排除外国企业和技术,这些都增加了全球增长的成本。在安全成为更重要关切的今天,资源民族主义或将有力推动全球迈向更高成本的时代。

5)债务偿还成本提高。当前大环境下,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货币政策紧缩状态。通胀“高烧难退”,主要发达国家央行接连释放“强鹰”信号,这将对全球经济带来重大影响。比如,美联储加息推升了美国国债收益率,吸引更多海外资本涌入美元市场,推高美元汇率和美元资产价格,同时也会推高美元债务的偿还成本。

综上,随着多种原因导致生产、服务和流通成本的增加,全球经济生活不再像过去几十年样便宜了。

06 通胀的对策

短期而言,通胀并无大碍;从长期来说,我们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应对准备:

1)积极稳妥推进实现双碳目标。为应对碳中和碳达峰带来的能源成本上升压力,要做好国内保供稳价,探索与双碳目标相协调的产业、财政和货币政策。一是产业政策要基于中国煤炭能源为主的国情,做好国内保供稳价,加大能源储备,应对国际能源供给冲击。二是探索相关财税政策。稳妥推进碳税工作,充分考虑中国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财税策略,避免碳税开征对生产和贸易成本的负面影响。

2)对冲逆全球化的滞涨效应。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打造更高水平开放,一方面要发展国内统一大市场,另一方面要加入更多高水平区域贸易协定。要深化价格机制改革,提高贸易效率,降低经营成本。推动市场化改革,增强市场议价能力,以优化市场环境降低市场主体成本。

3)提升劳动生产率。针对劳动要素成本上升压力,要积极推动制造业升级和人力资本积累,有效提升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从劳动成本驱动转向生产率驱动。加大人力资本积累力度,特别是加大力度培养新兴产业科技人才,创造新一轮工程师红利,将中国制造大国的优势转化为制造强国的强大动力。

4)提升国际治理中的话语权。针对此起彼伏的全球政治、军事和经贸摩擦,关键在于提升国际治理中的话语权。一是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升国际治理中的话语权,通过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二是制定有效策略积极应对单边制裁风险,尽量避免关键原材料断供带来的严重冲击。三是深入落实“一带一路”倡议,重心集中于东南亚、欧洲地区。巩固与东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强化供应链合作。

“通胀去哪儿了?”沃尔克之问,今天已经有了回答。

穿越四十年,大水再次泛滥,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的鬼魅身影在这个大水之中时隐时现。但是,政策的选择只是短期的博弈,放眼望去,一场大水已经在路上,一个新时代正在开始。

对于个人而言,跨越阶层永远是最深邃的追求,但大通胀时代的到来,对人们的资产配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个要求,就是要走出“越存钱越穷”的怪圈,就是要在大通胀时代之际及时转换生存模式,真正突破普通人此前难以跨越阶层的终极困难。

对于个人而言,就是要做好迎接高成本高通胀时代的准备。天上下雨前,要拿出水盆等着。或者,抢在滂沱大雨来临之前,造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船。当水涨起来的时候,最好的结局,就是让自己的财富水涨船高。

你,准备好了吗?